妈妈又嚷嚷开了，“烫头是为了照结婚照，我一生就烫过那么一次头发，如果烫次头发就定性为交际花的话，天下还有好人吗？我就不信全厂只有我一个人有那样的照片！”大姐说：“就算大家都去烫头也没有谁长得像你那么吓人，看不到自己照镜子去，你高鼻梁凹眼睛的哪有一点中国人的样子？我从不敢把班上的同学往家里带，就是害怕别人以为你是里通外国的特务，这事追究起来说得清吗？”妈妈呸了一声说：“你越说越离谱了，说来说去居然说我是里通外国的特务，再说下去我怕够格枪毙了！早知你是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我养你干什么？”大姐针锋相对地说：“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出生可以选择，说什么我也不会选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没有未来的人生对我来说生不如死。”二姐打断妈妈和大姐的争论说：“无聊，老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天马上就要亮了，万一厂里来抄家怎么办？要我看不如把它烧了。”妈妈一把抓起桌上的相册抱在怀里说：“要烧烧你们自己的去，我和你爸爸结婚什么都没留下，就只有这几张照片，怎么说我也要留下它做个纪念。

”二姐想了想说：“就是不烧也不能明晃晃地放着，家里已经够麻烦了，要我看还把它藏起来吧！”妈妈四处看了看问：“巴掌大的地方藏到哪里去？”二姐说：“家里怎么能藏那东西呢？要藏得藏到外面去。”妈妈吓了一跳，说：“藏到外面被别人发现不更要说我做贼心虚了吗？”二姐说：“能让他们找到还叫藏吗？厨房有一大桶蜂窝煤灰，几天前我想捏煤球的但没顾得上，把相册包好藏到煤灰底下有谁能找得到？”大姐皱着眉头说：“决定做的事你们就赶快去做吧！不至于天亮后在众目睽睽的注视下你们去藏这本相册吧？”二姐站起身来，吓得我掉头就跑，慌乱中一个凳子把我绊了一下，人重重地栽到地上。门打开了，三双瞪得溜圆的眼睛看着我，那神情就像见到了鬼一样。慌忙从地上爬起来，我忽然发现脚上没有鞋子，我怎么会忘了穿鞋呢？浑身都热了，我三两步蹿到床上，拉过被子就蒙住头。被子被扯开了，我的头露了出来，妈妈瞪圆眼睛紧张地问：“你一直站在门外吗？”我说：“没有，我刚刚起来撒尿。

”妈妈摸了一下我的大腿，又问：“你为什么不好好睡觉？刚刚起床身上怎么会是凉的？你就不怕冻感冒吗？”想着大姐刚才说的那些话，我看了她一眼小声地问妈妈：“十大姐是什么人？姐姐她们为什么要烧你的照片？”二姐冲过来把被子掀开，在我屁股上打了几下，她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迟早要被你坑死的！”我扯开嗓门就哭，边哭边骂：“三角眼你凭什么打我？”二姐冲过来又想打，但被妈妈挡住了。帮我盖好被子，妈妈拍了拍我的头，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小，有很多事你不懂。你记住，千万不要把家里的事拿出去乱说乱讲，让人抓到小辫子他们会把妈妈抓走的。”世界上只有坏蛋害怕被解放军抓走，妈妈为什么也会害怕？她到底做了什么坏事？半天听不到我的回答，妈妈捅了我一下问：“我的话你记住了没有？”使劲拉过被子蒙住头，我大声地说：“我才不会出去说呢！你又不是英雄！”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多钟爸爸突然推门进来，他身后紧跟着两个背枪的男人。一夜没见爸爸瘦了许多，他眼窝深陷，胡子长长的，就像在生大病一样。在爸爸进里屋的瞬间，我看到他背上有块方方正正的白布，上面写着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还有爸爸的名字。

后来听说，爸爸被抓的当天就被拉去开斗争大会了，他两手被紧紧地捆在背上，低着头，流着长长的鼻涕跪在一堆碎瓦片上。我还听说爸爸经常被拉出去游街，他脸被抹得黑黑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大的铁牌，头上戴着一顶高帽子，有很多人冲过去打他。有一天晚上，妈妈拿出爸爸的裤子，在裤子膝盖处垫了一层厚厚的棉花，说爸爸穿上这裤子跪在瓦片上膝盖就不疼了。听妈妈这么一说，我眼前顿时就浮现爸爸跪在台上的样子，脸一下子就热了。真丢人，爸爸为什么要去反革命呢？他就是当“中间派”都比当反革命好啊！如二姐所说，爸爸的事很快传到大姐的学校，他们不让大姐当副司令了，还没收了她的红卫兵袖套。大姐成天阴沉着脸，回家放下书包就写交代材料。她要交代的事很多，有一件事她交代了好多次学校里的人都认为她没有说真话。是去北京的事，别人问她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同时还干了什么？大姐就说她去了北大清华，在冰天雪地里啃着冷馒头抄写大字报，一心想把北京的精神带回昆明来，为此手脚耳朵全生了冻疮。

这些话根本没有人相信！他们说大姐是接受了爸爸的指使，趁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机会串联了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计划日后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直到这天，我才知道大姐暗地里是特务。真吓人哦！万幸她去北京串联的是国民党，如果串联上日本人就可怕了，她若把日本鬼子引到昆明来我藏到哪里去？一个月后，正在上高中的大姐突然不去上学了，每天就在家里做饭。几天后我才知道，大姐报名参加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妈妈为此骂她，说那么大的事怎么不和她商量一下？大姐一直不说话，后来被骂烦了，她就理直气壮地说：“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自己决定去做的事何必找谁去商量？”大姐要走的前夜，妈妈边哭边给她打被套，交代她那地方是少数民族地区，又地处边境，晚上一定少出门，可别被坏人拐到国外去了。二姐哭得死去活来，她俩本来就是一伙的，大姐要走二姐能不伤心吗？我开始并不难过，听妈妈说完那些话后就掉泪了，大姐矮矮的根本跑不快，别人想把她拐走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吗？想着以后再也见不到大姐了，我的眼泪就不由分说地流淌下来。大姐没有哭，她身穿绿军装腰扎军用皮带，又像过去那样神气活现了。

见我们哭作一团，大姐很生气，她十分严肃地对我们说：“希望明天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这样哭哭啼啼的，毛主席给了我一次再生的机会让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是天大的好事啊！你们怎么会哭得出来呢？”第二天去送大姐，妈妈和二姐还是哭了，她们原本想不哭的，但眼泪就是扑簌簌地往下掉。我没有哭，看着胸戴大红花的大姐我羡慕得不得了，离开昆明就没有文化大革命了，也不用再担心自己变成反革命，换了我是大姐同样也会欢天喜地的。妈妈又唠唠叨叨地交代大姐晚上不要出去乱跑的事。大姐紧锁着眉头，最后她冷冷地说：“你能说点别的吗？对我来说，此刻鼓励显得更重要一些。”妈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大张着嘴巴。大姐一走，家里顿时安静下来，院子里我不敢去玩，放学后就躲在家里，一天的时间因此变长了许多。二姐出出进进老是见我就找事给我做，明明伸手可以拿到的东西她硬要我递给她，还规定每天饭后我必须扫地。这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只要拿起扫把就没完没了，一遍一遍地扫过后，二姐就是说我没扫干净，还说我好吃懒做以后会饿死。经常地，我趴在窗前盯着天上的云彩，想象着大姐会在一朵最漂亮的白云下面。

什么时候我能像大姐一样去当知青呢？我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就到墙上画了条线，有空就过去比比看长高了没有。一个星期后我就不再去看那条线了，我不可能长高，一辈子都得在家里扫地了。院子里有人在陆陆续续地搬家，开始我没在意，后来隔壁梁兵家也准备搬走时，我才知道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疏散下放了。疏散下放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但我知道他们像大姐一样远离昆明，去过神仙般的日子了。大姐来信说，她每天出工，到门口扯片芭蕉叶包上糯米饭就走，菜用火烧烧就吃，想喝水就拿个竹筒去接山泉。我没见过芭蕉叶，也想象不出菜用火烧了怎么吃，但我能肯定那是仙人过的日子，也许大姐已经变得像个仙女一样好看了。院子里的人越来越少，大家都去关心疏散下放的事也就无心再开斗争大会了，我因此得以像过去那样自由自在地下楼去玩。金铃跟着她妈妈走了，很多造反派的家属都离开了昆明，真担心昆明最后只剩下些反革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就去参加地下党，帮解放军送封鸡毛信呀或是干点别的什么，说什么也不闲在家里让“炮兵团”抓住了。我还怕一不留神碰到日本鬼子，他们可是见人就杀的，见到小孩他们会用刺刀挑起来在天上乱甩，那是很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