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顺着墙脚一蹲，一口一口地抽烟，好一阵后，他摇着头对堂哥说：“她在屋里咧。”我们走进缨的小屋里，她坐在靠墙最阴暗的一个角落里，头发乱乱的。见我们进去，她不叫我们坐下也不说话，就像这小屋里只有她一个人似的。我憋不住了，问缨：“你怎么不说话呢？”堂哥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我抗争了，但抗争不过我娘。娘是个认死理的人，她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们也就没什么幸福可言了。”缨说：“我不怨你，也不怨你娘，换了任何一个做娘的都会像你娘那样，要怨只怨我命不好，是我不该来这世上害人咧。”堂哥难过地说：“哪是什么命不好啊？是我们不该出生在这个地方！”缨苦笑了一下，低声说：“命就是命，村里人往我屋前走过都怕沾晦气了。”堂哥重重地叹了口气，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一双眼睛无奈地盯着窗外。我走到缨的身边挤着她坐下，缨偏头看了我一眼，挤出一个笑脸。接着，她从身边拿了一包东西塞到我怀里，对我说：“给你的鞋。”我打开包袱一看，有一大一小两双鞋。小的应该是我的，很好看，是用红灯芯绒做的。

拿起那双大的左看右看，我问缨：“这鞋是谁的？你是不是拿错了？”缨把鞋拿过去包起来，再次塞到我怀里说：“给你堂哥的，你拿着。”堂哥对缨说：“你一定会碰到一个好人家的。”缨哽咽道：“没有人敢要我了。”堂哥说：“怎么会呢？你不好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安生的。”缨伤心地哭了起来，不再说话。我们没有从原路返回，就从堂哥常去缨家的那条路直接去了学校。堂哥把两双鞋放在办公室里，说过段时间再拿回去。我很想穿那鞋子，便对堂哥说：“为什么要把它放在学校？我回去就想穿了。”堂哥说：“回去你可不能声张，娘要知道会扒了你的皮的。”我没好气地说：“我正想回去穿给她看呢！还要告诉她是缨给我做的，活活气死她。”堂哥紧张地说：“听堂哥的话，千万不要让娘知道我们去找缨了。”我固执地说：“我就是想让她知道！”堂哥忧愁地看着我说：“你这样做会惹麻烦的，娘是个认死理的人，你知道吗？”看堂哥那么着急，我不敢坚持下去了，便说：“好嘛，我回去什么都不说就是了。”这天放学回去，家门大大地开着，我以为是大姐回来了。

可堂屋里的炉子是冷的，就是哥哥回来，他也会先做饭的呀？轻轻推开里屋门，真是大姐回来了。她用被子捂住头，一双穿着黑布鞋的脚露在被子外面。我走过去，轻轻地推了推被子问：“大姐，你是不是生病了？”大姐掀开被子看着我，一点也没有生病的样子，也不像在睡觉。她皱着眉头十分不高兴地问：“你回来干什么？”我说：“放学了，我回来吃饭呀！”一听到这话，大姐掀开被子，起身便到堂屋生火做饭。一会儿，哥哥和妹妹回来了，饭也差不多做好了，我拿出碗筷便准备吃饭。大姐紧锁眉头一言不发，她随便扒了一两口饭就不吃了，又重新躺回到床上。哥哥向里屋看了一眼，摆了下头问我：“大姐今天怎么啦？”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事，想了想我说：“可能大队不让大姐当铁姑娘队长了，她一生气就跑回家来躺着。”哥哥笑了起来，说：“真要这样倒又好喽，起码每天中午我们可以回来吃现成饭了。”我问哥哥：“那你说大姐是怎么啦？”哥哥说：“让她揪心的事，百分之百跟她的个人前途有关。

”我问：“大姐的前途是什么？”哥哥哼了一声说：“故作天真！你真以为自己很小吗？”呆呆地看着哥哥，我不知道说错了什么。大姐本来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嘛，她的前途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喽，我这样问问，错在哪里？下午我照例去扯草，太阳西下时回到家里，饭已经做好了。大姐还是苦着脸，一碗饭端在手里半天才吃去一个坑，这样一来，搞得大家都陪着小心了，生怕一不留神捅到马蜂窝，那不是无事找事做吗？一声不响地吃了一阵，哥哥实在憋不住了，他瞟了大姐一眼嬉皮笑脸地问：“大姐，怎么今天看着你像是被霜打了似的，谁招惹你了？”大姐没好气地说：“你嘴巴闲着是不是难过？没事就用饭堵住它！”哥哥哟嗬了一声说：“世道变了！小白兔也龇牙咧嘴地咬人了。”正在这时，二姐阴沉着脸走进家来，两个姐姐使了个眼色便走进里屋，然后砰的一声关上门。哥哥盯着紧闭的里屋门，叮叮咚咚地敲着碗说：“阶级斗争复杂了！”一连几天，两个姐姐都不大说话，晚上躺在床上你一声我一声地叹气。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大姐哼着欢快的歌回到家里，直到把饭做好了，她还在不停地唱。

六点多钟，二姐回来了，两人一见面就抱在一起，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说今天晚上总算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原来，市里召开“双代会”，全公社选了三个代表去参加，农民代表选了毛家湾的毛栓全，知青代表选了大姐，学生代表选了二姐。这种殊荣对任何一个家庭来说都是天大的喜事，可公社把两个姐姐找去谈话后，她们顿时就吓懵了。为她俩参加“双代会”的事，公社决定派人到昆明调查爸爸的问题，他们怕有反革命混进“双代会”捣乱。二姐说，爸爸所在的国民党部队起义后，当了解放军的爸爸多次立功，转业到工厂后又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那所谓的历史问题根本成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并不怕谁去查。复杂的是爸爸在“八二三”的宣传车上当众说出的那些话，如果让公社的人知道爸爸已由“历史反革命”转变成“现行反革命”，他们还会让她们去参加“双代会”吗？万幸时间太紧，公社没法派人去昆明搞外调了，两个姐姐才得以逃过这次劫难，幸运地参加了“双代会”。这些话是妈妈从昆明回老家后的当晚上，二姐跟妈妈说起时我在一边听到的。难怪那段时间大姐总是说爸爸螳臂当车不自量力，二姐说爸爸杞人忧天毁灭了自己。

那天晚上，两个姐姐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多星期来她们害怕什么，她们只是激动地说公社书记（毛小六的爸爸）分别找她们谈了话。书记说，鉴于她俩的突出表现，“双代会”还是决定让她们去参加。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是毛主席给了她们这次参加“双代会”的机会，要她们记住毛主席的恩情，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晚饭后，两个姐姐一直在讨论“双代会”上的发言稿，一个问题她们争论很久，那种庄重的神情就像平时我和卿汉禾发誓赌咒。三天后，两个姐姐穿上最好的衣服，各自口袋里装了一本精装的毛主席语录，胸前戴着大大的毛主席像章，全副武装地打扮好自己准备开“双代会”去了。在里屋的床上，放着两个鼓鼓囊囊的大布包，包里塞满了她们的衣服和零星的生活用品。就这样，两个姐姐还在翻箱倒柜地找，生怕漏拿了什么，给我的感觉，出了这道家门她们就永远不回来了。我们一起去送姐姐，眼泪几次涌上眼眶，我都让它们退回去了。是不好意思哭，我一哭哥哥肯定会说猫哭耗子假慈悲。哥哥从不相信，我的眼泪流出来是出自一份感情，他说我像鳄鱼，一流眼泪就意味着要吃人了。

哥哥这话我听着像疯子，世上有淌着眼泪吃人的动物吗？眼泪只有很伤心的时候才流得出来的呀？两个姐姐兴高采烈地说着自己的事，她们恨不得长出翅膀飞到“双代会”上去。我和妹妹一路小跑，可她们竟像身边没有人似的，看来她们是想扔下我们不管了。死死盯住两个姐姐背上的大包，我想把它们抢下来藏到山里去，只要包在，两个姐姐就会想着回来了。紧张啊！想着要去抢包就像进碱厂偷跳板一样，我两条腿沉得拖都拖不动，还呼哧呼哧地喘气，结果我根本不敢上去抢。这种行为用大姐的话说是拉后腿，爸爸当“中间派”拉了大姐的后腿，大姐骂他可耻，如果我去抢她们的包，大姐肯定会说我螳臂当车不自量力。最近她们经常用这句话说爸爸，我问哥哥螳臂当车是什么意思，哥哥说，那意思是说一个人傻乎乎地去做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走到一个岔路口，两个姐姐站住了，她们不让再送，说送人千里终有一别。大姐交代我们乖乖在家不许打架，二姐唠唠叨叨地告诉哥哥钱在哪里，要记得喂猪等等，还说红薯藤最好再翻一遍，就连一餐煮几碗米她都没有忘记交代。

我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想着远在昆明的妈妈，看着就要离开我们的两个姐姐，故事里孤儿的可怜便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眼泪不由分说地滚落下来，想好不哭的，最后我还是没能控制住自己，只一会儿就什么都看不清了。二姐回过头来跟我说话，一眼看到我在流泪，她愣住了。哥哥正好转过身来，他哟嗬了一声说：“你真行啊！怎么想着想着就把眼泪挤出来了？”哥哥这么一说，我的眼泪流得更欢了。二姐走过来抹去我的眼泪说：“我们不在，你就是这个家里的大姑娘了，每天起床记着把自己的头发梳好，帮妹妹把头也梳好，不能披头散发地出去让人笑话。

在家要听哥哥的话，尽量帮着做点事，不要成天就想着偷懒想着玩。”好端端的二姐怎么突然说这种难听话呢？我每天扯猪草洗碗还要跟他们下地干活，就是叫个大人来做那么多事他也会累了吧？心里一生气，眼泪掉头就跑回去了，我板下脸问二姐：“家里到底是谁在偷懒？你们每天吃完饭就坐在桌子面前唱歌，我要洗碗要扯猪草还要跟着你们去挖地浇水，每天做那么多事你还觉得不够吗？”大姐扑哧一声笑了，她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耳朵说：“没有人说你偷懒，是叫你乖乖地听哥哥的话。”真扫兴，一分钟前还让我很难过的那种情绪一点都没有了，拐了一下哥哥，我说：“让她们走吧！我们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