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我八叔的传闻变得千奇百怪。有人说他被公安抓住，判刑枪毙了。有人说他被判了无期徒刑，正在新疆某个农场里劳改，整天种那些死翘翘的胡杨树。还有人说他在深圳发了大财，成了百万富翁，这会儿正在香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人们活灵活现地说，我八叔说不定真的去了香港。香港那么好的花花世界，有机会去香港，我八叔这样的人肯定不会错过。

问题是我八叔去香港干什么呢？我八叔这样的人去香港，要么就是替达官贵人当差，一辈子都想取而代之却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要么打家劫舍，成为大城市里的绿林英雄，然而我八叔缺乏这种铤而走险的精神；要么炒股炒房地产，像是里隋末唐初的英雄故事一样，开始爆发，成为香港大亨；要么给人打打小工送送货，一辈子默默无闻；要么，流落街头，无家可归，惶惶不可终日。

我八叔志大才疏，他一定不肯在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甘受寂寞，默默无闻过一生。

我父亲对我八叔的鄙视和怜悯从来都没有减轻过。他自己的生意越做越差，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最喜欢嘲笑的人还是我八叔。他以我八叔为榜样，教育我们不能好高慕远。我父亲说：“这下你们八叔可能在爪哇国里了！”

“爪哇国”这种说法来源于古语，我们罗州人把这看成是一个遥远得不可企及的地方。一个人要说他自己到了爪哇国，就表明他的吹牛皮已经膨胀到了快要爆炸的程度。我父亲对我八叔的所作所为毫无信任。

只有仍然孤孤单单地生活在坡脊的我奶奶，才仍然对我八叔深信不疑，深信不疑到了让人生气的地步。她整天唠叨说，阿弟就要回来了，阿弟就要回来了。

大家都认为我奶奶已经老糊涂了，特别是在我爷爷钟家贵在一九八六年夏天去世之后。我奶奶整天处在一种行尸走肉的状态，她老得都连身体的体积都开始缩小了。

我们罗州天气炎热，人们普遍都不长寿，活到我奶奶这种岁数，已经是老妖精了。实际上，在我们坡脊，我奶奶和夏蒸锅的小脚奶奶在人们看来就是两个让人害怕的老妖怪。虽然她们一直都很和善，也从来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但是大家谈论她们，无论语调还是表情都怪模怪样。我大伯他们以为我奶奶脑子已经糊涂了，整天当着她的面谈论着她死了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奶奶就在一旁，神情呆滞。他们谈论起我奶奶来，就好像是在谈论一个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人。我奶奶老得让人感到心酸。她一声不吭地坐在一旁，有时候坐着坐着就会打瞌睡。

我奶奶的记忆越来越差，到后来，她开始把我大婶和我母亲混淆了。接着，她又把我们这些孙子孙女辈的人记糊涂了。我奶奶只认得我堂妹，像她那么大年龄的妹子我们钟家只有一个，所以还比较好认。到了后来，我奶奶连我大伯和我父亲也分辨不清了。无论我大伯还是我父亲，我奶奶都一律称为阿弟——我们这里的习惯是把最小的男孩子叫做阿弟，而我们这里老一辈人都把母亲叫做“阿婶”，把父亲叫做“阿叔”。我大伯很不耐烦，我大伯不断地纠正我奶奶说，阿婶，我是钟世安，老大！我奶奶说，我知道，你就是烧成灰我也认得。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先通知我一声，我好去接你啊？

我大伯听了哭笑不得。我大伯的饭店后来也不行了，他和我堂哥合伙开了一家手扶拖拉机维修厂。说是厂子，当然有些夸张，其实就是把张运来空下来的屋子给占了，置了几个焊枪。一有空，他们就在手扶拖拉机上乱点，发出炫目的光芒和吱吱的声响。

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奶奶都坐在自己的小凳上发呆。她住的地方越来越像一个垃圾堆，房子周围的小山包上，小树和野草疯长，无数的小虫小蚁开始进驻我奶奶的家里。有些蚂蚁甚至以为我奶奶是一块石头，公然搬着自己的粮食往我奶奶身上爬，越过她的身体，再运往草林深处。我奶奶一动不动，她能够这么一动不动地坐上很长时间。她变得越来越顽固，因此也越来越让人讨厌。我奶奶很老了，她的脸完全由皱纹堆成，她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在这些皱纹的沟壑中，几乎要被埋没了。然后她就盯着空中，一动不动。

我奶奶说，像我这样的人早就该死了。我活在世上让人讨厌。要不是要等阿弟，我早就该死了。我活着大家都感到百厌。

我八叔被海南人追抓的第二年，我奶奶咳嗽一声，一跤摔在门槛上爬不起来。眼看她就要挺不过去了，我大伯钟世安急吼吼地把我父亲和我八婶等人从县城叫回来，商量着要凑钱要为她做棺材。正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却神奇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我大伯对此感到很不满，他说：“阿婶，棺材都做好了，你又起来了……”

我奶奶说：“棺材做好了我就该死了吗？”

我大伯说：“我可是花了不少钱啊。”

我奶奶说：“心痛呢你就给自己留着。我有钱，到时候我自己会给自己做棺材的，不用你们操心。我还不能死，我要等阿弟回来。”

我父亲说：“阿婶，我看八弟是不会回来，谁也不知道他到那里去了。”

我奶奶盯着我父亲，哼了一声。生了一场病，她的记忆力反而有所恢复：“钟世恒，你是什么人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阿弟，觉得他这不行那不行。我看他比你强，我看他一定会有出息，他一定会发财，他一定会风风光光地回来。阿弟会让阿婶见上一面，体体面面，安安心心地去的……”

我父亲说：“阿婶——”

我奶奶说：“我不跟你说话。”

我父亲尴尬地看看我八婶，显得很没趣。

这时候，我父亲在县城的生意做得很不像样了。我父亲对人缺少戒心，总是上当受骗，不是被骗走水果，就是被骗走资金。那些从北边过来的骗子络绎不绝，就算是最笨的骗子，也大都能够从我父亲手里骗到点什么。他们的骗术其实并不高明，比唐高明在我们坡脊行骗的那次要拙劣得多，粗糙得多。这些骗子总是缺乏耐心，急吼吼地来，又急吼吼地走，除了我父亲，基本上不会有人再上当受骗。

有一个来自湖南衡阳的老头，自称是退休干部，姓安。安老头带着自己的六千文退休金，来罗州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做。当然了，六千文不多不少，发一车香蕉不够，做小生意正好。听说现在人们做生意不守信用，他想看看再说。这些是他退休的养老金，不当心点不行。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真实性，老安还小心翼翼地解开裤带，抖出里面一针针密密地缝在一起的人民币。

我父亲说：“老安，把你的钱藏好，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小偷小摸很多，要当心。”

老安似乎吓了一大跳。他左看右看，显得心惊胆战。

我父亲又说：“在这里你不用担心，在外面，你就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老安说：“钟经理，还是你好人，谢谢你的提醒。”

我父亲说：“不是吹的，我们这样的人比较讲信用，毕竟当过那么多年的兵嘛。”

老安眼睛一亮：“钟经理，你也当过兵？”

我父亲点点头。

老安显得很激动，“我也是退伍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真实身份，老安一下子掏出十几本证件来，本本都有鲜红透亮的公章盖着印。工作证、退休证、退伍证、身份证、介绍信。要什么有什么。

我父亲一听他也是当过兵的，已经感到十二分的亲切了。见老安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证件，我父亲感到都不好意思了。我父亲说：“老安，老安，你这是做什么？我还能不信任你吗？”

我父亲干脆留老安在家里吃饭，然后边吃边谈，看大家能不能一起干点什么。

我父亲的长处是贩运香蕉，老安在衡阳也有一些老关系。这样，他们一拍即合。我父亲辛辛苦苦地去赊账收香蕉，给衡阳发了一个车皮。

这一车皮价值三万多文的香蕉，运到了衡阳。从此老安和香蕉一去无踪影。

我父亲非常伤心。世道不对了，他跟不上时代。

那些蕉农整天拖家带口地来我们家要钱，要不到钱，就吃喝玩乐在我们家，准备过上一辈子。

我父亲难过得脸上一下子就凭空多出了四五十道皱纹。他亲自去湖南，按照老安留下的地址去找他。我父亲还不相信老安会欺骗他。一个退伍军人，是不会骗人的。我父亲去了湖南，发现老安的地址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他站在湘江边上，一站就是一晚，什么话也没有说。

我父亲开始时挣到过几万文，也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幢楼。楼高三层半，我父亲自己亲自设计，结构非常不合理。房子一直是毛坯。我们一家住在毛坯房里，感觉还相当不错。毛坯房怎么啦？毛坯房也照样遮风蔽雨，引不起别人的注意。

我哥哥毕业于广州金融专科学校，对金钱有着切身的认识。我哥哥不自量力地插手我父亲的生意，想帮助我父亲。他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也容易相信别人，容易被甜言蜜语迷惑，缺乏应有的戒心。在被人骗掉十五万文后，他遭到了银行的开除。

我父亲和我大哥做生意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事情：追债，躲债，黑社会，遭绑架，受勒索。他们四处碰壁，转来转去，找不到突破口，甚至找不到出路。他们不断地借钱，从朋友里借，从银行里借，每次借钱的理由都很充分，都是要做成一件眼见就要发财，就要改变自己困窘局面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是功亏一篑。借来的钱无法归还，朋友反目。有些人为了从我们家里追讨欠债，甚至借助黑社会。

经历了种种挫折，我父亲和我哥哥承认自己不合适干倒买倒卖的生意，他们打算投资实业。有人向我父亲他们建议承包一个鱼塘养鱼。

我父亲承包的鱼塘不是标准的围塘，而是农村的水利山塘。水利山塘是人们在山脚下围堤，积蓄雨水，准备灌溉用。这个山塘的面积不小。水势大时，塘面浩渺。这时投放鱼食就效果不佳了。因为塘面太阔，鱼食很快就被水冲走。而到了旱季，按照协议，我父亲必需放水灌溉。有时候，鱼塘的蓄水被农民打开闸口，一放而光。我父亲养的鱼苗还没有长大，在泥潭里奄奄一息。总之，其中的辛苦一言难尽。我父亲原来并无养鱼的经验，但是他天然地认为养鱼并不复杂。买来鱼苗，投放在鱼塘里。鱼食也比较简单，买点麸皮和蔗渣泥就行。我父亲头一批鱼养得不错，花鲢鱼和非洲鲫鱼鱼头窜动，在鱼塘塘面上拱来拱去，可望有个好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