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终于到了捕鱼季节。

秋天捕鱼一般是干塘。就把水放干，瓮中捉鳖。我父亲把排水闸打开，汹涌的水流穿过防护网，流向了排水渠。这条排水渠是农业学大寨时修建的，下游接上罗州江的一条支流。旁边的农田需要灌溉，就铲上一个缺口引水。

水位下降很快。水快放干时，我父亲吓了一大跳：水放干了，冒出来的应该是熙熙攘攘的鱼，我父亲却看见鱼塘周围漫山遍野地站满了人。每个人手里都抄着家伙：网兜、提桶、畚箕，应有尽有。他们一声不吭，像我父亲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慢慢落下去的水面。

我父亲很感动。农民兄弟就是淳朴，这没得说，连抓鱼都不打声招呼就主动前来帮忙。我父亲比较容易激动。他一激动，就大声地说：“各位乡亲，天公的保佑，今年风调雨顺，我们也有了一个好收成。大家来帮我捉鱼，我很感谢。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抓鱼我们自己就够了，各位乡亲请回吧……”

漫山遍野一阵嗤声，接着是一阵低沉的哄笑。

我父亲还是不明白。

这时候水放光了。

人们一拥而上——心急的干脆直接脑袋朝下扎进去，像饿极了的猪一样低下脑袋就往污泥里钻。他们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捕鱼能手，这么多的人，就像是一群饿急眼的野狼，嗷嗷乱叫着，在鱼塘里扑腾成一团。不一会儿，连塘里的鱼卵都被他们捞光了。他们提着大桶大桶的鱼，一哄而散。

我父亲惊愕得舌头打卷：“各位乡亲，这是我的鱼啊，你们怎么拎回家了？”

谁也没理我父亲。他们就像脚底下踩着风火轮一样，转眼间就消失了。我哥哥我弟弟急红了眼。他们抓到了几个小孩，按倒在地上。小孩把鱼攥得紧紧的，死活不松手，一边哇哇大叫一边咬人。我哥哥和我弟弟抓了人顾不着鱼，抓了鱼顾不着人。转眼间，人和鱼都不见了。整个鱼塘周围，一片死寂。我父亲、我哥哥和我弟弟面面相盱，谁也不说话。连边上的狗都伸着舌头轻轻喘气。

到了晚上，我父亲他们才回过神来，找到村里的支书。支书得知这个消息，笑了：“我们村一直就是这个习惯，干山塘了就表示大伙见者有份，一起抓鱼。谁抓到就是谁的。”

我父亲说：“可是这个山塘已经承包给我养鱼了……”

村支书把水烟筒吸得叭嗒叭嗒响：“老钟，你不应该干塘。”

我父亲说：“可是我们是有合同的。”

村支书说：“合同是你跟村委会订的，又不是跟农民订的。”

我父亲说：“丢喇嘛，这就是抢了！”

村支书很宽厚地说：“这样吧老钟，我领你走几家看看，还能不能要回几斤。”

我父亲跟着村支书走了几家。发现所有村民都笑眯眯地看着他，谁也不说话。他们既没有否认抓鱼，也不承认抓鱼。他们就这样，脸上笑着，显得很无辜，很不知情。他们相互看看对方，就像是《平原游击队》里的革命群众。抗日战争时期，老百姓面对的是日本鬼子，而现在他们面对着的却是一个辛辛苦苦地养了大半年鱼，却一无所获的阶级兄弟。在他们的眼里看来，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多大差别。

农民兄弟鱼吃得太多了，一家子一家子挨着躺在地上晒肚皮。他们懒洋洋地打着饱嗝，喷出一阵阵鱼腥味，吐出很多的水泡泡。鱼吃多了，他们双眼都鼓了起来，好像正在水里优哉游哉地摆尾嬉戏呢。他们的嘴巴因为过度的咀嚼而张着，无法合拢。夜色中，他们就像是一条一条搁浅了的花鲢鱼。

村支书双手一摊：“地上拣到宝，皇帝要不到！”

我父亲本来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见过大蛇拉屎巨蟒吞象，人生阅历不可谓不丰富。目睹了这样的情形，联想起自己忙碌了大半年，投入了好几万块钱，却一无所获，他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

村支书见状，好心地说：“老钟，莫哭，吸筒烟，吸筒烟！”

我父亲说：“丢喇嘛！你们这班烂契弟！”

这次捕鱼事件，是我父亲一生中碰到的最为滑稽最为无奈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法不责众，更何况是漫山遍野的人来抓你的鱼呢？我父亲以亲身的经历体会到人民战争的可怕。这次事件让我父亲前后损失了将近四万元。他不但无法归还欠下的债，反而越欠越多。

但是活人岂能被尿憋死？我父亲振作精神，另起炉灶，重新开始了。他决定开砖厂。山塘旁边就有一个关闭了很久的砖厂，村里一直想把它盘掉，游说我父亲接手。我父亲决定开砖厂，感到很满意。

我父亲说：“他们总不会把砖头拿回家熬汤了吧？”

我父亲身无分文，要把砖厂盘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我父亲不得已，找钟前贵叔叔担保，向农业银行贷款六万。经过筹备，终于，砖厂开工了。

第一窑试烧，烧出来的砖很不错，赚了几千块钱。我父亲的脸上散发着兴奋的红光。照这样下去，一年赚上十万文不成问题。人逢喜事精神爽，他们干劲十足，一口气打了几十万只砖胚，烧上满满一窑砖。

事情就出在这里：砖没有烧熟，好像面粉团，一碰就碎。最后查到原因，我父亲找的一个熟人买的煤是次品，燃烧很不充分，火力不够猛。他们忙碌了一个月，烧了一窑的粉砖。这些砖当然卖不出去了，他们还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烧毁了的砖胚运出砖窑。几十万只没有烧熟的生砖，堆在砖窑边上，雨水一淋，就碎了。我父亲找卖煤的人，但他晚了一步，这个家伙的汽车刚刚给另外一个债主开走了。

他坐在自己破烂的家门口悠然自得地吸着水烟筒，跟我父亲说：“世恒哥，不然这样吧，你再仔细看看，我家里有什么东西你喜欢，就拿走吧。”

他的家里简直到了一无所有的至高境界，连烧饭的铁锅都没有了。

这人接着说：“世恒哥，我真的是没有办法。要不，你看看我身上哪里有二两肉？有的话，你就拆了拿去煲汤吧……”

我父亲对他无计可施。

第二次，砖窑烧到了一半，来了一帮黑仔要保护费。我父亲是什么人？我父亲年轻时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人物，连地委副书记都敢骑在地上揍，这么一班烂契弟，我父亲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父亲抡出来一条扁担，站在砖厂的砖坯旁边，冷冷地看着。黑仔没有胆子正面跟我父亲作对，就使出下三滥的办法，开始恐吓工人。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他们把烧砖时掌握火候的师傅给绑架了。我父亲不懂得怎么控制火候。他一边去找黑社会要人，一边继续鼓风烧火，把窑里的砖坯烧成了黑炭。这一烧，就烧掉了三十万只砖坯，前后两窑，总共损失了七八万文。我父亲看着这些长满了琉璃的黑砖，眼圈红红的，站在边上一声不吭。他站了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也不说话。

还款期限一到，农业银行就去找作担保的钟前贵叔叔要钱。不给钱可以，不给钱就把你的房子拍卖了。钟前贵叔叔当然不能让银行拍卖自己的房子了。钟前贵叔叔不断地来找我父亲。开头他还不好意思，还拉不下脸，跟我父亲慢慢地说。他的小儿子则不客气得多。整天喊打喊杀，又要拆房，又要找黑社会下毒手。我父亲都只好苦笑。钟前贵叔叔还抱有一线希望，把自己的儿子批评了一番。后来，越说越不对了。我父亲不是不肯还钱，而是他根本就身无分文。钟前贵叔叔后来就渐渐地不客气了，开始破口大骂。钟前贵叔叔夹在银行和家人的压力下，连心脏病都犯了。我父亲自知理亏，没有说话，只是叹气，吸烟，咳嗽。钟前贵叔叔和我父亲都伤透了心，他们的几十年交情就在这一刻化为乌有。钟前贵叔叔使出了杀招，和银行、法院一起前来强行拍卖我们家的房子。我父亲看着门上的封条，感到自己无脸见人，不禁老泪纵横，悲从中来。

钟前贵叔叔和银行有意地把房子的拍卖价格压得很低。他们脸面已经撕破了，没有必要对我父亲再妇人心肠，干脆赶尽杀绝。还掉银行贷款，再还掉一些闻风而来的债主的欠款，我们一无所有地被赶走了。在县城里，我们变成了无业流民。

我感到非常惭愧，感到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改革开放这么久了，在我们罗州人人都盖好了房子，有钱人整天到澳门赌博，到泰国嫖妓，当官的到处盖豪华别墅，养二奶三奶，我们却失去了自己的房子，无家可归。我们罗州的风俗，是过年过节时一定要大肆燃放鞭炮。燃放鞭炮，清除过去的霉运，展望未来的钱景。在我们罗州，过年祈福往往被归纳到这个词里：新年发财！相互见面，是：大吉大利，恭喜发财！我们用近乎荒诞的目光彼此对视：来年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们开始把改变的希望寄托给神秘莫测的命运。然而，命运似乎来不及眷顾我们，我们一败再败，最后一败涂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