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娶了不爱的女人

其实在我心底，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就数她最值得钦佩。

她是青炉中的一支香，燃了半截便灭了，烟散尽，余下的半截默然立在炉中，百年千年的立着，看不出遗憾与悲喜。只是在低回旋转的风中，偶尔会袭来淡淡沉香，告诉你她一直都在那里。

她留下的相片不多，一张单人小照，她娇憨可爱地睁大双眼，像一枚仲春枝头的青果，纯净的样子惹人怜爱；另一张，她与结婚六年的男人并肩而立，她想挤一个微笑，却是满脸的拘谨和僵硬，让怜她的人止不住心酸。这张照片拍完不久，她的男人徐志摩，在报上发了通告，宣布与她离婚。

从嫁进徐家那一刻起，便注定了他们之间悬殊的姿势。即便做了他的结发妻子，也只是与他站在了云梯一样的石阶上，他始终站得比她高，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她，让她的仰望变得谦卑而拘谨。

张幼仪，是徐志摩的第一个女人。与江冬秀一样，她们都是旧式婚姻的女主角。但迎娶江冬秀时，胡适已留学归来；而彼时与张幼仪成婚的徐志摩，还只是一名中学生。

1915年，也许是早了点。如果再晚几年，他可能会拒绝这桩媒妁之言的婚约。那一年，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刚在上海创刊，新文化运动尚在萌芽，年满18岁的徐志摩也刚从杭州第一中学毕业，他还来不及去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因此，这个羽翼未丰的徐家少爷，懵懂中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姻缘。

民国初年的徐家，在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是有名的富户。父亲徐申如是硖石商会会长，不仅在本地开着钱庄、酱园、丝厂、绸缎店，在沪杭两地也拥有大量产业。徐志摩虽是徐申如的二太太所出，却是徐家的独子单传，因而从出生起，徐家少爷的生活，虽比不得脂粉堆里的贾宝玉，也是蜜罐香箩，宠爱缠身。

他本名章垿，字槱森。据说在他周岁时，一位法号志恢的僧人为他摩顶，信誓旦旦说了句“此子必成大器”，日后他果然聪慧异常，1918年临去美国留学时，父亲为他改名“志摩”，以铭记僧人志恢的吉言，激励他学有所成。

不论这名字来历如何，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确实聪慧灵敏，这或许是他天生的秉赋。幼年的志摩，既是“一匹没有笼头的野马”，也和“看见燕子就和燕子说话，河里看见鱼就和鱼儿说话”的贾宝玉一样，细腻敏感，浪漫多情，有着一颗绵密诗心。

我小的时候，每于中秋夜，呆坐在楼窗外等看“月华”。若然天上有云雾缭绕，我就替“亮晶晶的月亮”担忧。若然见了鱼鳞似的云彩，我的小心就欣欣怡悦，默祷着月儿快些开花，因为我常听人说只要有“瓦楞”云，就有月华……

——（徐志摩《印度洋上的秋思》）

他的敏感诗心或许有着家族遗传，彼时经商的徐家虽不是诗礼簪缨，但此后却人才辈出，且出的都是文化界名人：金庸是志摩的姑表弟，沈钧儒是他的表叔，而台湾的琼瑶女士，则是志摩的表外甥女。细究起来，他们的祖上，都与海宁徐家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

1910年，徐志摩以全校最优的成绩从硖石开智学堂毕业，在表叔沈均儒的介绍下，考入杭州府中，与郁达夫成了同班同学。他开始爱上文学、科学和天文学，并频繁在校刊发表文章。这段时期，他一直是杭州府中最优秀的学生。

1915年夏，志摩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上海浸信会学院。这一年他十八岁，他葱郁的青春如新竹破空，已是庾郎年少，俊逸拔萃。就在这一年，他生命中忽然多出了一个陌生女子，十五岁的张幼仪，嫁到了徐家。

若说这是一桩不幸姻缘，那么这不幸的始作俑者，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

彼时，上海宝山县的张家是远近闻名的望族。张幼仪的祖父为前清举人，曾在四川内江、屏山等地任知县。父亲张润之多年行医经商，育有八子四女，生于1900年的张幼仪，是张家的二小姐。在张幼仪的记忆中，张家人丁众多，不仅各有各的厨房佣人，甚至还有一个专替张家做鞋的佣人役。

也许得益于儒雅家风的熏陶，张家的子女成年后个个贤达，一半以上都成了知名人士。大少爷张嘉保，是沪上著名实业家，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二少爷张君劢，曾留学日本，担任过民主社会党中央主席，是颇为活跃的政治家、哲学家；四少爷张嘉璈，著名金融家，日后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八少爷张嘉铸，曾任中国蔬菜公司经理；而30年代享有盛名的新月书店，老板张禹九，也是张家的少爷。

1913年，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秘书的张嘉璈到杭州府中视察，在检阅学生课业时，读到一篇令他赞叹不已的文章，文笔极似他钦佩的梁启超先生。这篇文章的作者，便是才华横溢的徐志摩。

他当下便觉眼前一亮。这难得一见的好文，在他历次视察中绝无仅有。张嘉璈觉得，写文章的少年是生辉的珠玉，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光华耀野。他暗中调查这年轻士子的来历，当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有钱好人家的少爷，便觉得无需再做更多查访，他心底埋了个念头，要给自己的妹妹、尚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的张幼仪，做媒提亲。

张嘉璈迫不及待给徐申如写了封信，希望两家联姻以结百年之好。宝山张家已是上海显贵，徐申如当然求之不得，当即回信：“徐申如有幸以张嘉璈之妹为媳”，满口应承了这门亲事。

显而易见，父亲的应允，是奔着“张嘉璈之妹”而去的，显赫门第，是他看中的筹码；而作为婚姻当事人的徐家少爷，面对父亲溢于言表的喜悦，却只有淡漠和无奈。

一枚小照呈在他的眼前。他瞥了一眼相片上的女子，用不屑的语气吐出几个字：“乡下土包子！”

第一次相识，就是通过两家交换的相片。他们都还懵懂，喜欢或反感，他们都不用掩饰。彼时张幼仪并不知道，徐家少爷对自己的第一印象，居然厌烦若此。多年后她依然清晰记得初见徐志摩相片的那一刻，尽管她叙述得平淡，却仍然让人感觉，那是一个传奇时刻。

我头一次听到我丈夫的名字，是在13岁那年。爸爸妈妈在我放假从学校回家的时候，把我叫到客厅，交给我一只小银盒子。

我想知道：“这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说，看看他的相片。我打开盒子，看见一张年轻人的照片，他的头大大的，下巴尖尖的，还戴着副圆圆的金丝边眼镜。

爸爸想知道我对相片里那个人的看法。

我一言不发盖上盒子。自从大姐算过命后，家里人一直期待这刻的来临，我就依着家人的期望说：“我没意见。”

根据当时的中国传统，情况就是如此：我要嫁给家人为我相中的男人。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她这么早便订亲，确实与姐姐算过命有关。算命的结果是，幼仪的姐姐若二十五岁之前出嫁，必会夫亡家破。因而二女儿幼仪的婚嫁，只宜提前进行。

其实年轻的幼仪并不土气，只是有几分娇憨的青涩。志摩喜欢的是“有学养的女人”，是娇俏灵动的，可以点燃他浪漫的诗心和激情。张幼仪足够端庄贤淑，往后的事实证明，她是一个温婉可敬的女子。但这些优点，对在优裕生活中长大的徐家少爷来说，再好，也只是蒙尘的珍珠，他看不到光泽，也无心去探究她柔美的品质。

尽管他不乐意，但彼时的徐志摩，仍然尊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淡然接受了父亲为他安排的婚姻。

张家的陪嫁之丰，多到令人艳羡。不仅嫁妆采买自欧洲，仅家具一项，就连一节火车厢都装不下，最终由幼仪的六哥专门用一艘驳船从上海运到了硖石。六哥回来的那一天，她望眼欲穿地盼着，因为直到此刻，张家人只从相片上见过这位传说中的佳婿。

至于我未来的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六哥目光炯炯地说：“他才气纵横，前途无量。”

六哥说，徐志摩的志向和气魄都不同凡响。

当然，我很高兴听到这消息。我以为自己嫁了个和我哥哥一样思想前进却不失传统、拥有一套坚定价值观的男子。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1915年10月29日，上海宝山县张家的二小姐张幼仪，嫁到了浙江海宁，在硖石镇商会礼堂，与徐志摩举行了隆重的婚礼。那一天，她眉目含情，娇羞动人，身穿一袭盘龙绣凤的粉红色礼裙，头戴中式彩冠，礼裙下，却是一双天足，她为此有几分不安。

幼年时，母亲给她缠脚，第四天便痛得不行，在她的尖声哭喊下，二哥君劢实在不忍，央求母亲解开了她脚上密密层层的布条，对母亲说：“将来如果没人娶她，我愿意照顾她一辈子。”

她庆幸自己嫁的男人是新式青年，在他眼中，也许小脚并不比她的天足美丽，但她心底仍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她不敢想，这个秘密若是公开，她还能不能成为他的新娘。

当初算命婆看过她和志摩的生辰八字，认定他们属相不合，无法长久。在张家的一再权衡下，在将幼仪的生年报给徐家时，便虚减隐瞒了两岁。改过的属相与志摩自然十分匹配，徐家赞叹这姻缘简直是天作之合，唯有她自己知道，这是一个不能诉说的秘密。

十五岁，她还是个单纯的少女。她天真地以为，既然这个男人娶了她，那么她一生的时光，都将与他相守在一起。她只须做一个端淑贤惠的女人，一心一意与他过甜蜜温暖的日子，这一世，便安稳知足，再无所求。

志摩伸手掀开她的盖头时，她又害怕又激动，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虽然我想表现得像个新式女子，可是我办不到，只是瞪着他又长又尖的下巴。我本来希望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会对我一笑，可是他的眼神始终很严肃。

……当时的我又年轻又胆怯，也许一个新式女子会在这个时候开口，一对新人就此展开洞房花烛夜。可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回答他。我们之间的沉默从那一夜开始。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他们开头便这样潦草，似乎为日后的离散埋下了伏笔。他要的是心动，要的是爱情，要的是女子的柔媚和浪漫。他的小妇人却只有旧式女子的三从四德，和低眉敛声的恭顺。

幼仪虽不敏锐善感，但丈夫的冷淡依然伤了她的心。她是名门之女，嫁入徐家之前，她过着锦衣玉食、呵护有加的日子，现在做了徐家的儿媳，她放下了养尊处优的习惯，侍奉公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她自问没有失礼之处，却焐不暖这个男人冰冷的表情。

她对幸福生活最初的期望，像阳光下屋瓦上的积雪，一点点消散变得遥不可及。晚年她回忆徐志摩对她的不屑，想起一件刻骨铭心的往事。有一次，徐志摩在院子里看书，忽然背痒，便叫佣人过来替他挠一挠，她恰巧在他身边，理所当然走过去给他帮忙。彼时，他没有说一个字，却投给她一个轻蔑厌烦的眼神，那个眼神像一道长满利刺的栅栏，生硬地将她隔开，果断严厉地制止了她。

在徐志摩眼底，张家二小姐显赫的家世以及其他种种，都无法成为骄傲的资本。他一点都不爱她。他的目光几乎从不与她交接，偶尔落在她身上，也只轻飘飘地掠过。对他来说，这个他不爱的女子，只是徐家的儿媳，却绝不是他的爱人。

张幼仪无奈而伤感，在他面前，她日益拘谨而不知所措，一点一点散失了自信。她知道这个男人的心，她是抓不住的。

尽管痛苦，尽管失落，她却谨记着出嫁时母亲说给她的一番话。母亲说：嫁入徐家，你便是徐家的女人。记住，第一，绝不可以任性说“不”，只能说“是”；第二，不管与自己的男人发生了什么，你都要以始终如一的态度对待公婆。

于是，她守着偌大的徐家大宅，过寂寞冷清的日子。早晚向公婆请安，知礼明孝，恪守儿媳的本分。新媳妇不宜抛头露面，她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双接一双地给婆婆做鞋，一针一线地绣鸳鸯绣蝴蝶。她在那些精致的图案和艳丽的色彩中，消耗着芬芳的渴望，和一寸寸虚空的时光。

彼时的徐志摩，却愈发地玉树临风，俊逸出众。她有一种悲哀的预感，这样的男人，她快守不住了。

不搭调的小脚与西服

1915年深秋，婚后的徐志摩离开硖石，到上海继续求学。

当初选择在上海浸信会学院就读，徐申如考虑的是离家近，婚后的生活学习可两相兼顾。但上海浸信会学院是一所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初到上海的徐志摩，既不喜欢这座城市的浮华，更不喜欢教会学院刻板的仪式和课程，因而他在上海只读了一年书，便于1916年秋，转入了天津北洋大学法科预科班。翌年秋天，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他也随之进入北大，主攻法学，兼修政治学、日文、法文和中外文学。

彼时的北平，正值军阀混战，民怨沸腾。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与段琪瑞上演府院之争，之后张勋入京，拥宣统复辟，只维持了十二天的复辟闹剧偃旗息鼓后，段祺瑞又挑起了南北战争。

而此时的文化学术界，新思潮正静水潜涌，新文化正在破土萌芽，一批留洋归国的文化精英们，引领着新的文化潮流，对西学的推崇渐成风尚。

在北平学习期间，徐志摩一度借居在军事家蒋百里府中。蒋百里是志摩的海宁硖石同乡，他在1913年任保定军校校长期间，因无法兑现对学生的承诺，在召集学生会议后举枪自杀，最后不仅奇迹般生还，并与看护他的日本护士堕入情网，结为夫妇。

这一段传奇经历让徐志摩极为倾慕。这样的爱情才是他憧憬的，他心里有一匹野马，有许多浩荡的春风，他期待一场浪漫的宿醉，他对自己媒妁之言的婚姻，日益厌倦。

尽管如此，他和张幼仪的长子阿欢，还是在1918年4月，来到了人间。

这一年初夏，在蒋百里的引荐和张君劢的介绍下，徐志摩正式拜师，成为梁启超先生的入室弟子。在胡适眼中，“徐志摩是梁任公先生最爱护的学生”，尽管日后在与陆小曼的婚礼上，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曾怒斥这一对新人，但这并不妨碍志摩成为他最得意的门生。

1918年8月，徐志摩接受梁启超的建议，启程赴美留学。出国的愿望，他向往了许久，但他始终觉得欠双亲一个交待。所谓“父母在，不远游”，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此刻，随着阿欢的出生，似乎全都迎刃而解。

“子息的问题既然解决了，徐志摩就得到父母允许负笈海外了。”这句话，多年后从张幼仪口中说出，仍透着淡淡的无奈和哀伤。她的婚姻，仿佛一开始便只是他的负担和任务。

8月14日，南京号远航轮驶离了上海十六铺码头，二十多天后，徐志摩成了美国克拉克大学的一名华人留学生。徐家以商行世，按照日后志摩的说法，“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入金融界的。”因此在克拉克大学，他选择攻读银行学和社会学。

1919年6月，他以一等荣誉奖从克拉克大学毕业，旋即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政治学硕士。一年后，以毕业论文《论中国的妇女地位》，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

无法揣测他在写这篇论文时，是否将张幼仪作为他笔下的旧式女子来参照。尽管他的论文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但这个看似清醒的智者，却在践行中国最传统的封建式婚姻，这多少有点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