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拉克大学毕业，徐志摩放弃了继续攻读博士的机会，于1920年9月，离美赴英，去追随他的精神偶像罗素。此时的徐志摩，已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他影响颇深，他变得更感性，更尊重内心的自由，于是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决然来到了英国。

不巧的是，彼时的罗素因反战言论，已被之前任职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并于徐志摩来伦敦的前一个月，去了中国访问。无奈之下，他选择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博士。

这何尝不是冥冥中的安排。梳理他的一生，恍惚觉得，漂洋过海去英国，他是奔着爱与理想而来，或者可以说，他是奔着林徽因而来。

尽管之前他并不知道，在伦敦，他将认识一个叫林徽因的女子，会与她演绎一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并且，因为她的出现，他此后的十年，将作为一个诗人而存在。

初到英国，他过得十分窘迫。虽然经由林长民的介绍他认识了狄更生，狄更生又为他争取到剑桥大学特别生的资格，但对于一个有健全体魄的已婚男子来说，独在异国他乡，过着苦行僧般的寂寞生活，是一种难耐的折磨。

康河的水草和柔波，点燃了他寂寞的渴念，他需要一个女人，来填满他虚空的时刻。

此时的张幼仪，在硖石镇徐家老宅，守着阿欢和寂寥光阴，一心做贤淑能干的少奶奶。她知道自己与徐志摩的距离，已远到没有了边缘。他飘到了国外，就像一只高傲的鹞鹰飞离了她的视线。她坐在院子里，看着天井上方的一角蓝天，那么高那么远的天空啊，他在哪里？这徐家大宅，到处都游满了他的气息，他却在另外的世界里，过着没有她的自由生活。

她想，无论如何，他总会回来，一年，两年，甚至再多几年，她总是他的女人，况且她给徐家添了血脉。她静静地打发着日子，“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她以为只要守着，守到云开日出，这一切便都值得。

她却不曾想到，人心，有时是守不住的。

二哥张君劢从国外归来时，张幼仪回了趟娘家。二哥说：“你现在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张君劢担心的，是幼仪与志摩之间，会随着时空的距离走到覆水难收。二哥信誓旦旦地说，会让志摩给家中写信，让徐申如同意她去英国与志摩团聚。

尽管徐志摩一点也不爱那个在硖石镇为他独守空房的女子，却仍然言辞恳切地写了家信：“儿海外留学，只影孤自，孺慕之私，不俟罄诉，大人爱儿岂不思有以慰儿邪？”并一再催促徐申如，早日让张幼仪出国赴英。

1921年初春，张幼仪乘坐的轮船终于驶进了法国马赛港码头。此时她充满了急迫的期待——她的丈夫，那个不爱她却优秀的男人，她已很久不见。尽管她在徐家淡若清风般克制着自己的情感，但无论如何，他是她的男人，她内心何尝真的丢开过热切的想念。

但见到这个男人的瞬间，她热切的心，便降到了冰点。

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有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他催着她来，见到她又冰冷若此。也许说得透彻一点，此刻在徐志摩面前，她只是一个可以同住的女人，却绝不是爱人。

此时，与他的西装相比，她浑身都透着硖石镇的气息，以及徐家老宅培养出的恭顺和拘谨。他立刻带着她去添置行头，从礼帽、洋装到皮鞋。一一换过后，他似乎较为满意，于是便要拍一张合影寄回海宁，告知家人平安勿念。然后她戴着小圆边洋帽，与他靠在一起，她想微笑一下，可定格下来的表情，却委屈僵硬，像要哭出声音。

一路上他们都这样貌合神离，从巴黎飞往伦敦时，她晕机呕吐，徐志摩厌恶地扭转头，丢给她一句：“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然而片刻之后他自己也吐了，张幼仪也轻轻回他一句：“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他们租住在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那是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

她成了沙士顿的中国主妇，她原以为她来到英国，是与徐志摩夫唱妇随，学习西方文明，但她每日要做的，是料理三餐、购物和打扫卫生。这里不再是海宁富商徐家的地盘，尽管徐申如常寄生活费来，但应付他们的日常开支，根本不够。也许正是这段日子的煎熬，锻炼了张幼仪自立的本领。

但徐志摩，却沉浸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做美好的憧憬。

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我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每天早上都会冲出去理发——张幼仪确实难以理解，她不是易于敏感的女人，但在那之后，她便知道了他其实是利用理发店对面杂货铺的地址，与一个住在伦敦的女子保持通信联络。他们几乎每天鱼雁往来，甚至为了防止被她发现，信的内容，都用英文书写。

她终于有所体察，她的男人，有了倾慕的女子。

这一年，徐志摩二十四岁。在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中，他在序文中写：

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地潜化了我的气质。

——（徐志摩《猛虎集·序》）

一阵奇异的风，一片奇异的月色，那是一份多么美好的感觉。尽管他说得如此含蓄，可是后来我们已经知道，就在那个春天，他爱上了林徽因，爱上了写诗。

爱情像一件奢侈品，尤其对于一个已婚男人，它要么不动声色，要么，就是山洪烈焰。他对爱情有着赤诚的浪漫情怀，当才貌双全的林徽因出现在他面前，他便不由自主地，赴汤蹈火般陷了进去。

但此时的张幼仪，已怀了身孕。当她兴奋地去告诉徐志摩，他回答得斩钉截铁：“把孩子打掉！”她不明白这男人为何如此无情，如果在硖石，这将是天大的喜事。

她很委屈：“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他几乎带着嘲讽的语气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见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张幼仪明白，他的心，不在她身上。她隐约感觉，他似乎有一个秘密。她设想在他的世界里，会有许多新式女子出现。多年后她总结自己的一生，最遗憾的就是不曾认真读过书，不像那些学养丰富的知识女性，有着优雅的气质和风度。尽管她有一双天足，然而“对于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有读过什么书。”

她是天足，却被徐志摩视作小脚。她明白他的意思，他们的婚姻，是小脚与西服之间，无法协调的搭配。

终于有一天，徐志摩对她说，他要带回一个女子，与他们共进晚餐。

她一整天都面临着“女朋友”的威胁。她甚至觉得徐志摩在暗示自己，他会将这个新式女子，变成他的二太太，然后与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于是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

——（张邦梅《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

站在张幼仪的角度想，那一天，她多么无助。她漂洋过海来投奔她的男人，在这里，他是唯一的亲人，可是这唯一的亲人，心里却有另一个女子。

可想而知，那顿晚餐，进行得有多别扭。不知为何，她居然忘记了那个女人的名字，因而在她的回忆中，用了“明小姐”这个称呼。

我唯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

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放声大笑。

我们四人(连郭君在内)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明小姐说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而且提到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明小姐家里这么新潮，肯让她孤身到海外求学，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