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蓓佳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09:24
|本章字节:10640字
那时候,救护车是县城里少见的玩意儿,人们对生命的珍惜程度远不如今天这样深切,生和死基本上是一个听天由命的概念,救护车在所有师生的心目中肯定是神秘和神圣的,是难能一见和至高无上的。车子红灯闪动尖叫着掠过校园时,所有教室里的师生蜂涌而出,挤在走廊里,过道上,山墙下,屏息凝神,目光中带着惊诧和肃穆,齐唰唰地看着白色车身从眼前一闪而过,拐进礼堂北面的那条土路,扬起一条长龙样的灰尘。
有胆大些的学生,受好奇心驱使,不顾老师的呵斥,执意要跟着救护车去看个究竟。于是他们看见了车子“嘎”地一声刹在了教师宿舍的那一排灰瓦房前面,车门从屁股上訇然而开,跳下几个扛担架的白衣天使,一溜小跑地冲进一间洞开的房门。片刻之后,担架平着被他们抬了出来,担架上睡着一个人,是女人,有长长的头发垂在担架的把手下面。眼尖的学生认出来了,那是学校资料室的打字员,身材娇小、长着一副可爱的娃娃脸的女教工。
他跟在担架后面出了门。他一只手抱着一床薄薄的被子,一只手拎着蓝颜色的塑料网兜,网兜里有一只洗脸盆,一个热水瓶,一些牙刷、梳子、茶杯之类的零碎用物。他的脸色苍白,衬衫领口软沓沓地敞着,腰间的皮带系得松松垮垮。除了紧张之外,他神情中更多的却是茫然,手足无措的那种惶惑,好像不明白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他的妻子怎么就会忽然之间被救护车接走。医护人员们七手八脚往车上安置病人时,他帮不上手,就无助地扭过头,看着土路对面那些围观的学生们。他的嘴巴微微地动了动,像是要做什么解释,又像是为惊动大家而表示抱歉。
其中的两个学生看见了从担架下面洇出来的血滴。
救护车开走之后,他们绘声绘色地对大家讲述他们看见的东西。他们说,血肯定是从她下身流出来的,因为洇血的地方正好就在那个部位,在担架中间,稍稍偏下一点。血的颜色不是人们常说的鲜红,是紫红,暗暗的那种红。而且有粘度,最起码有粥汤那么粘,否则不会挂在担架下面荡来荡去,挂那么大一滴都不肯落下来。他们把拇指和食指圈起来,举高,比划着血滴的大小。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就忙着点头,附合,瞪大了眼睛,信誓旦旦的样子。他们很兴奋。大家都很兴奋。暗红色的血滴和女人出血的部位是一个微妙至极的话题,引人遐想。他们对这一切似懂非懂,因此而更有探讨和研究的愿望。
女生们不好意思参与这个话题的讨论。毕竟血是从女人的下身流出来的,这个暧昧的事实使得她们莫名其妙地有一些羞愧。但是她们对此同样的好奇。她们在离男生稍远的窗口站着,肩挨肩地挤成一团,看起来是在研究一种玻璃丝花的编制技术,实际上耳朵竖得直直的,不放过那边的一个字一声笑。她们互相看着,目光鬼鬼祟祟,躲躲闪闪,脸上慢慢地浮起两团红晕。然后,她们像商量好了似的,一齐扭过身走了,把孤傲的背影留给了兴奋不已的男生,表示她们对这种亵渎式讨论的抗议。
不久我们就知道了,那一次动用救护车的原因,是他妻子宫外孕大出血。
医学书上对“宫外孕”的解释是这样的:孕卵不在子宫腔以内,而在宫腔以外种植和发育。其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多见,给占98%。患者早期与正常妊娠没有明显区别,但随着胚胎长大,可以穿破输卵管壁或自输卵管伞端向腹腔流产,造成腹腔内出血,甚至因失血性休克威胁孕妇的生命。
我们学校所有的人,全体师生,都知道了“宫外孕”这个神秘的词。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性教育就是这样启蒙的,来自于日常,从我们周围的生活中耳濡目染,加上我们自己的揣度,想像,心领神会和触类旁通。
宫外孕。我们在心里默念这个词。我们想像着子宫是什么样子,受精后的卵子又是什么样子,以及受精卵为什么不肯安份守己地在子宫内做巢,而要跑到另外的什么地方捣乱。我们浮想联翩,心跳加快,目光灼亮,以为自己已经分享了成年人的秘密,从此生命就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某种程度上,对性的想像是一种本能和天赋,我们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体,需要得到人类如何生存繁衍的最权威的解释。
他和他的妻子,就这样成了我们的启蒙者。有一点荒诞,也有一点偶然。
不幸的事情是,那一次的外科手术中,他妻子被切除了子宫。他们两个人都还年轻,二十多岁。
“乡巴佬儿!你这个讨厌的乡巴佬儿!”我哥哥跳起来,一把揪住我妹妹头上细细的辫子,横眉立眼,咬牙切齿,像是要把她嚼巴嚼巴吃了,再一口啐出去。
我妹妹拼命地用手去护着头发,因为疼痛而把一张小脸皱成核桃的模样,目光惊惶得像猎人枪口下的兔子。
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哥哥在临摹一张用于“大批判专栏”上的报头画,我妹妹遵命帮他按着纸,结果手动了一下,哥哥的画笔跟着纸张拐了个弯,那画就糟踏了。
“乡巴佬儿!除了吃饭,你还会干什么?”哥哥抓住他手里那条细得可怜的辫子,用劲地一下一下地扯,不依不饶。
我妹妹哭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流出来,成串的玻璃珠儿一样。哭还不敢哭出声,嘴角撇成一个弯弯的八字,肩膀一耸一耸,万般的隐忍和悲苦。
我看不下去。我丢下手里做数学用的三角板和量角器,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你放开她。”我要求我哥哥。
“走开,不关你的事。”他瞄了我一眼,不屑的样子。
我说:“你放不放?”
他不放。他把那根可怜的辫子揪得更紧。我妹妹护疼,只好把脑袋一个劲地往他手边送,腰跟着弓起来,弯曲成一只虾。
我转身离开,走到厨房里,抄起一把切菜刀。那一刻我对我哥哥恨透了,我的血呼呼地往头顶上冲,眼睛通红,心脏狂跳,一心一意要干出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我要杀了他。我要看见他的血,听见他死前的惨叫,让他从此不能在这个家里称王称霸。
我哥哥看见了刀。他惊叫:“你疯了!”
我逼视他,重复那句简单的话:“你放不放?”
他的手下意识地松了一下,跟着又扯紧,开始嘲笑我:“想干什么呀?两个对一个吗?别这么虚张声势好不好?你要真敢杀了我,我自己先把头剁给你!”
我一声不响,唰地扬起切菜刀。刀刃在空中划出一道银亮的弧形。我看见我哥哥的脸在瞬间扭曲和发白,变得惨兮兮乱糟糟,像一团用旧的抹布。
还好我没有完全地丧失理智,刀口扬上去的那一刻,我的手背鬼使神差地翻了过来,改用刀背对准我哥哥的脑袋。而且我的力量没有用足,刀背只轻轻地在他耳朵上方砍了一下。但是也已经够可以了,他的脑袋上已经绽出了一道血口子,血涌出来,聚集在伤口处,似乎还犹豫了一小会儿,然后才细细地往下流淌,越过发丛,染红了耳朵,再滴落到衣服的领子上。
我哥哥抬手按住伤口,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满脸都是惊讶和疑问,怎么也不肯相信的样子。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松下来,放开了我妹妹的辫子。我妹妹倒是一点儿也没有发懵,重获自由之后,立刻奔到我父母的房间里,去取常用的那只药箱。
作为一个医生之家,我们家的纱布药棉碘酒红汞之类向来不缺。而且我们兄妹几个都懂得一些粗浅的急救知识,小伤小痛是毫无疑问能够对付的。那天我哥哥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疗伤,拿一把小剪刀剪去伤口周围的头发,然后用酒精药棉清洗血迹,涂上碘酒,还撒了一点消炎药粉,敷上纱布棉花,用胶布带粘牢。最后他妥善地服下两粒消炎止痛药。
他一个人忍着疼痛,呲牙咧嘴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和妹妹远远地站在他身后,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看见镜子里的他别扭地抬着手臂为自己疗伤时,那副肃穆庄严、自爱自怜的样子。他偏着脑袋,不断地动来动去,调整角度,好让他把自己镜中的形像看得更全面一些。他洗伤口、擦药、敷纱布时,翘着兰花指,动作轻柔而细致,简直就像《木兰词》里“对镜贴花黄”的妙龄少女。他不时还抬头,暂停了手里的忙碌,看镜子深处倚墙而站的我和妹妹,不敢多说话,却发出怪异的冷笑,兴灾乐祸的神气。他知道等会儿我父母下班回来,不会轻易饶恕我的行为。
我开始感到后怕,心里怦怦地跳得厉害,浑身肌肉轻微地颤抖,痉挛,使我感觉异常疲倦。我的手把我妹妹的小臂抓得发红,是下意识的,捞住救命稻草一样的。我妹妹虽然小,却真的是善解人意,不住地用她的小手指轻轻抠我的手心。我知道这是她惯用的动作,每次她对一个人表示忠诚和安慰时,就给出这样的暗示。
我的父母看见哥哥头上的伤口,果然大为震怒。我母亲抬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她秀目圆睁,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歹毒,小小年纪就有杀人的心思。”
我父亲首先检查哥哥的伤口处置情况,确认过程无误之后,把我叫到房间里谈话。他说:“如果你那一刀下来,又偏巧砍在头部的哪根动脉血管上,我们现在要对付的就是一场丧事。而且你会立刻被判入牢,在牢中长满十八岁,然后被拖出去枪决。我和你妈妈还要为你付五毛钱的子弹费。如果你砍伤的是神经,那更糟,你哥哥会痴呆,或者瘫痪,你要为他负一辈子责任,忏悔一辈子。那样你更是生不如死。”
我紧抿着嘴唇,竭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掉下来。我拼命想一些不好的事,让我气愤的事,用来阻止自己伤心,那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反省事情发生的起因?他们为什么不去责备我的哥哥?
袁小圆又到我家里来了。
是在夏天的晚上,父亲母亲都在医院里值班。他们经常要值夜班,用一把铁锁把我们三个人反锁在家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他们不锁门,由我们在临睡前从里面把门销插上的话,他们回来时就很难把门敲开,因为我们一个比一个睡得更死,常常是邻居被叫醒了,我们还没有醒,邻居们很有意见。
其实锁门也就是一种形式,所谓防君子不防小人。我们住的是平房,朝南一排玻璃窗,夏天窗户都是开着的,手扒着窗沿,身子一耸,轻而易举就跃上来了,不费吹灰之力。就连我妹妹这样瘦小的人儿,都能够出出进进如入平地。我们很喜欢从窗户里跳进跳出的游戏,有时候实在找不到出门的理由,就把铅笔橡皮扔出去,再翻窗出门拣回来。那个时代的少年们就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平淡的生活过出不平淡的滋味。
袁小圆很规矩,也很客气,他绝对不会在黑暗中冷不丁地窜上我们家的窗台,然后贼一样地跳进屋里。他来了,就在外面轻轻敲击某一扇窗户,“嗒嗒嗒”三声,不多不少,不轻不重,像战争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我哥哥一听到这样的声音就会眼睛发亮,喜形于色,豹子一样敏捷地跳起来,奔到窗口,伸出一只手去。袁小圆在外面搭住他的手,脚底下一用劲,长腿就迈上来了。他从来不像我和妹妹那样,要把肚皮贴在窗沿往上爬,他嫌那样的姿态不雅,还会弄脏他雪白的衬衫。
袁小圆带来了一盒棋,他要跟我哥哥下象棋。他把土黄色卡其布的西装短裤束在衬衫外面,短裤上系的是一条军用皮带,半旧,有一种不动声色的高贵和威严。我想这皮带肯定是他爸爸送他的,我哥哥说过,袁小圆的爸爸是团职干部,在上海驻军。那天他还穿了一双咖啡色塑料凉鞋,跟他的短裤及皮带的颜色十分般配,所以我印象深刻。
袁小圆一来,我哥哥就拉着他的手,把他带到里屋我父母的房间里去了。当时我和妹妹在外屋饭桌上合看一本小人书,打仗的。我对写打仗的书一向有兴趣,我妹妹却不喜欢,一看到死人断腿的场面就要捂眼睛。她老是催我翻页。我们头顶上吊着一盏十五瓦的电灯泡,灯光昏黄,时不时有米粒大小的蠓虫从窗外飞进来,绕着灯泡飞舞。虫子的身体绿得很漂亮,翅膀掀开是一层层的,轻纱叠起样的。虫子不咬人,但是飞翔中冷不丁地撞到我们脸上,皮肤就有微微的蛰刺感。
袁小圆一来,我的心思不在小人书上了,我的眼睛继续瞄着书页,耳朵却弹簧一样不断地伸长,一直伸进我父母的房间,听那里两个男孩子的动静。我希望能听到他们在一起都说些什么,他们下棋时会不会争吵,袁小圆是不是比我的哥哥更加聪明,肯不肯在棋盘上痛下杀手,把我哥哥弄个人仰马翻。
我时时都盼着看到我哥哥沮丧和失败的样子。
时间过去了十分钟。接着又过去了十分钟。里屋安安静静,恰似无人。我实在猜不出来他们在干些什么。我妹妹用一根食指捅捅我的胳膊,小声提供了她的想法:“你猜他们会不会跳里面的窗户出去了?”
我把小人书推给了我妹妹,站起身,离开饭桌,把走路啪嗒作响的木屐留在桌下,光脚丫子往里面屋里走。
外屋和里屋之间有门框,但是没有门扇,这就给我的偷窥提供了方便。我身子贴在门框上,只把一个脑袋伸进门洞里。里屋同样是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秃秃吊在我父母的大床前。用久的蚊帐在灯光下黄得发暗,布纹散发出热烘烘的气息。帐门低垂,隐隐约约看见帐子里有两个静坐不动的身影。床前踏板上是整齐排列的两双鞋,咖啡色塑料凉鞋是袁小圆的,磨得很薄的木屐是我哥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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