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蓓佳
|类型:都市·校园
|更新时间:2019-10-06 09:24
|本章字节:11250字
我屏住呼吸,只用脚掌着地,猫科动物一样地往前再走几步。现在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两个人居然是面对面盘腿坐在床上的!他们盘坐的姿势一模一样:膝盖架着,胳膊肘撑在膝盖上,身体前倾,肩背弓起来,以便低头看到摆在两个人之间的棋盘。他们脑袋紧挨着脑袋,抵在一起,互相借力一样,有点像两只头角相抵的羊。我哥哥的一只手甚至搭在袁小圆的光腿上。而袁小圆的十个脚趾又分别扣住了我哥哥的两个脚背。他们的眼睛只看棋盘,不看对方,手脚也都静止不动,好像突然之间被什么人施了魔法,或者点了穴位,就那样地成了两尊姿态怪异的雕塑。
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很怪异。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别扭和嫉妒在我的心里窜动,我喉咙发干,脚板底下好像火烧火燎。我明白自己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闯入者,我的处境异常尴尬,走也不是,留着也不是。我不知道如何是好。
我哥哥坐在蚊帐里,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滚!”
他们已经发现了我。我的脸唰地一下红成了新娘子的盖头布。
可我不能就这么不战而退,我勉强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闯入房间的理由:“妈妈不喜欢别人上她的床。而且你们连脚都没有洗。”
我哥哥隔着蚊帐鄙夷地瞥我一眼:“滚出去,你管不着。”
我再祭出一个法宝:“妈妈说你跟袁小圆不应该整天粘在一起,好得过份。”
我哥哥一声冷笑:“你嫉妒了?”他说:“你肯定是嫉妒了。我知道你喜欢袁小圆。哎,是不是?”他用膝盖碰了碰袁小圆的腿。
袁小圆埋头在棋盘上,像是在苦思一个了不起的残局。他没有理睬我哥哥的话,也没有抽空看我一眼。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抬头看我。
我一点儿都不否认我崇拜和喜欢袁小圆,可恶的是这个事实不应该由我哥哥的嘴里说出,他霸占了属于我的感情空间,还要对我射出冷枪冷弹,简直就是一个恶魔。我大步地走上前,哗地掀开蚊帐门,大叫:“下来!别弄脏爸爸妈妈的床!”
我的话音刚落,袁小圆呼地一下子抹掉了棋局,一声不响地把棋子连同那张画了棋盘的纸收进棋盒里,手撑着凉席挪到床边,弯腰穿鞋,从我身边沉默地走过去,翻窗离开了我家。
我赶到窗口,呆望着他的背影在夜空中消失。不知道哪家邻居刚给菜地施了粪肥,空气中有一股热烘烘的臭味,粪臭中却又夹了蔷薇花的浓香,感觉怪异得很。我有些心虚,怕袁小圆生气,从此不再理我。尽管他一直就没有理过我。
这不是我的本意,我想。我没有赶他走的意思。
下一次,他会在什么时候到我家里来呢?
高中三年,我跟他几乎没有个人的接触。他是高中部的化学老师,可是我们总是阴差阳错地分离着。我读高一时,他教高三班。我升了高二,他又从高三下来教高一。我们时常在教室走廊上匆匆地擦肩而过。那时候,上课的电铃声催命一样地响着,男生女生从校园的各个角落里红头赤脸地往教室狂奔,头发间和衣领中冒出热烘烘的、年轻人身上特有的气味,荷尔蒙的气味。一节课下来,四十多个学生在关闭的房间里闷坐四十多分钟之后,这种古怪的气味会更加浓烈,像死鱼身上的腥臭。
他挟着讲义,有时候手里还拿着一两样做化学实验会用到的简单仪器,混杂在高中学生中间,从走廊对面向我走过来。他走路的步子本来很快,因为走廊上人多拥挤,只好随大流地跟着移动。他的脸非常年轻,脸上总是有明媚的笑意,一侧脸颊的酒窝深深,如果不是下巴上胡茬的颜色稍稍地重一点,跟我们班里那些长相老成的农村男孩没有太大的年龄差距。
我们擦肩而过。我们彼此都淹没在人群里,模糊了个性和外貌,普通到一不留神就会把对方疏忽过去。
可是我嗅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他皮肤上的那种温暖,就像春天走过油菜花地时,从阳光晒热的土地上升起来的暖意,饱满,潮湿,略略地带着青涩气。
初中那年,在宣传队参加歌剧演出,他弯下身子为我化妆的时候,我在这样温暖的气味里浸泡过了,腌制过了。
七七年,十九岁,我已经插队农村,是知青屋里的一个年轻的户主,穿褪色的破旧衣服,脚上是打着补丁的高帮胶靴,头发用皮筋绑成两个刷锅把儿,扛上锄头,和所有生产队的乡民们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夏末秋初的一个炎热中午,我在棉花地里打药。沉重的农药喷雾器把我的肩膀勒出两道血痕,汗水渗进伤口,火辣辣地刺痛。我整个的人晒成了一只红虾,而且是那种因为脱水过久而奄奄一息的虾,虾身疲软脱节,没有弹性。从我手中喷出去的农药通过鼻粘膜吸进气管,使我双眼模糊,恶心要吐。我知道这是轻微的农药中毒。昨天我的一个同伴就因为中毒过深而昏死过去,送医院急救才缓过气来。可是喷农药的活儿总要有人来干,实际上队里的女工都聚集在这块棉花地里,临阵逃脱是可耻的行为,棉田如果喷药不够及时,虫害蔓延的后果会不可收拾,半年辛苦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恶魔般的棉铃虫就是这样肆虐和猖狂。
我心慌,气闷,恶心。棉花地里密不透风,滚烫的土地如一口蒸笼,蒸腾出农药和化肥双重难闻的气味。药水打过的棉株上,肥嘟嘟的粉色肉虫蜷缩一团,然后跌落在地,留下娇嫩的棉蕾上触目惊心的咬痕。我穿的是长裤长衫,裤脚袖管都用麻绳紧紧捆扎起来,头颈上包着一条棉纱方巾,防备农药对皮肤的直接渗透,带来的尴尬便是闷热难当,热得我们不能不把嘴巴鼻子尽可能地张大,因此而又吸进了空气中更多的农药颗粒。
队长在棉花地外边朝我招手,让我过去。他脸上的神情是笑嘻嘻的,不像是对我做的活儿不满意,要拎我出去教训一通。我放心了。
背着喷雾器从棉花地里横着穿过时,茂密的棉叶唰啦啦地擦过我的身体,衣服上沾着青青的汁液,像一朵朵染上去的蓝花花儿。刺鼻的农药味渐渐离我远去,剩下的是阳光和青苗的热烘烘的芳香。我拼命地呼吸,吐纳,肺腔中的浊气一点点地被置换出来,胃里的恶心开始平息,心情又变得轻松和愉快。不管怎么说,日子还过得去,活儿虽然苦,可是我们年轻,一觉睡过来又精力十足。我们周围的知青们彼此彼此,麻木和听天由命是我们共同的状态,既然大家都没有什么想头,也就不去多想。
队长笑嘻嘻地说:“有个人找你,男的,不知道是你爸还是你哥?”
队长往远处的机耕路上一指,我迎着太阳,眯缝起眼睛,看见了站在树荫下的他。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哥,我爸和我哥都不会来看我,我想这么告诉队长。可是我最终什么也没有说。
我把肩上的喷雾器卸下来,放在田边,拍一拍衣服上的浮土和碎叶,心跳着向他走过去。我闻到自己头发里的酸馊,农药的残留气味也赖在衣服上拂之不去,高帮胶靴上似乎还有棉铃虫死尸的腥臭。我的头发零乱,满脸汗斑,皮肤晒得一片片卷曲脱落,比花脸猫的模样好不了多少。我的裤子太肥,上衣太短,裤管袖口还用麻绳可笑地捆着,跟村子里烧锅做饭的老妇女们同样的不修边幅。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我心里忽然有些恨他,他不该在这样的时候不期而至,让我狼狈,让我出丑,让我无地自容。
他站在树荫下,默默无声地看着我,目光像是要穿透我的身体,看清楚我生命中所有的艰辛和困顿。他穿着格子布的短袖衬衫,米色长裤,黑色布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他是骑自行车来的,车后座上卡着一个方方正正的布包,车龙头上挂着漆皮掉落的军用水壶,一块擦汗用的小白毛巾系在水壶带子上。总是这样。他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周到细致,近乎完美。
他让我更加沮丧。我们之间的差别如此巨大,我不希望他来看我。让我自甘堕落好了,最好这世上所有的亲人朋友都忘记我,不再提起我,我就这么混着,混到死算数。
我一步一步走到离他很近的时候,他忽然伸出手,一把将我拉进了树荫之中。然后他取下车把上的水壶,拧开壶盖,让我喝。我的嘴唇刚一接触到壶口,就紧紧地粘上去了,凿子都无法凿开一样。我仰着头,咕咚咕咚地往喉管里灌水,喘不过气来。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的贪相,一声也不敢出,怕我呛着了。我喝完壶中最后的一口甘露,才猛然想起,应该给他留上一点,他回去的路上渴急了怎么办?
他是特地来给我送复习资料的,就是夹在他车后座上的那一包东西。他告诉我,据可靠消息,大学要恢复招生考试了,我不能放过这个机会,无论如何,我要把命运掌握到自己手里。他说我在学校里成绩那么好,我比他教过的所有女孩子都更聪慧,他希望能够看到我成功。
他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对你有责任。”说这句话的同时,他把手抬起来,放在我头顶,轻轻地抚了一抚,顺势落下去,擦过我的肩头时,再一次地作了一个短暂的停留。
他对我说了那一大段考大学的理由和必要,我没有听进去,但是他的手在我肩头停留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流泪了。他说他对我有责任,我感觉到这句话的份量。我十九岁,已经懂得了承诺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他承诺了我,我应该把我的承诺回报给他。我们彼此间早就有了这样的默契。从我十三岁,用他的上衣遮盖了我流血的身体时,默契就开始了。
我比袁小圆和公社里的其他知青们多出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我刚开始遮遮掩掩看他给我的那些复习资料时,我的同伴们非常不屑,她们说我还是年少,幼稚,见风就是雨的。她们说,中国的事情,哪能够听信谣传呢?不知道谣传十回有九回半是假的吗?中国人多么善于给自己制造心理安慰啊!
一个月之后,公社的高音大喇叭里播出新闻:中国的大学要在一九七七年底恢复高考制度。
我的同伴们傻眼了,短暂的震惊和激动之后,大家开始发疯样的收集各种文革前的初高中课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历史……见什么逮什么,角角落落,只言片语,统统拿过来供在案头,夜夜苦读到天明。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完了他送来给我的全部课本,开始一条条地做题,做难题和偏题。他帮我在所有的题目后面都配了答案,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判定对错。
深秋的那一天,我哥哥和袁小圆敞着屋门在地上做题,粉笔在地上写出一片白花花的公式和解题步骤时,我凑巧而走过去瞥了一小眼。他们生怕我偷师,抬起头,瞪着眼,用那么戒备和不欢迎的态度对待我。袁小圆甚至抬脚抹去了地上的一切粉笔字迹。
他们一个是我的哥哥,一个是我曾经崇拜和迷恋过的男孩。
两个漂亮、优秀、自恋和互恋的小男人。
那个瞬间的场景,我记忆极深,如镌刻在石壁上的岩画一样,岁月无法轻易磨灭。
春节之前,我和哥哥双双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哥哥先看了他的,然后又看了我的。他不敢相信。他抿着嘴,漂亮的眼睛里罩上了一层青青的雾气,拿信纸的那只手在微微颤抖,很轻微很轻微,是努力克制的姿态。他不愿意在我面前暴露出他的沮丧和软弱。可是我看见了他手中纸张的颤动,簌簌的,像风中粉蝶的翅膀。
最后,他的手无意中一松,那张通知书在空中轻飘飘地打了个旋,倾斜着往地上坠落。我一把抄起来,折两折,重新灌进信封。他不看我,转身躺到床上去,两只手垫在脑后,双眼望天。到晚上,我妹妹喊他起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眉间多了一条皱纹,眼皮也有点耷拉下来。半天的时间,我的哥哥老了差不多十岁。
去年的那个冬日,我从电话中得知他的死讯之后,心里涌出的第一个愿望是在梦中再见他一次。我早上醒来,从冰箱里倒出一杯牛奶,喝下牛奶的同时,我吞下去两颗安定。然后我又上床。半小时之后,我开始迷糊,似睡非睡,能听见客厅里电话铃响,听见楼下老太太们买菜归来的寒暄和唠叨,但是我不能思想,对外界发生的一切无法作出反应。我把双手搁在胸口,期待做梦。多年以来,我有个很坏的毛病,睡觉时只要手搁在胸口,肯定会做梦,而且是恶梦。我经常在梦中被我的亲人追杀,逃无可逃,乞求、哀告、反抗都无济于事。我也会梦见我的亲人死去,是暴死,家族战争那样的死,死者躺在棺材里,血糊拉塌,面目全非,甚至身首异处。我还无数次地从悬崖坠落,快速下沉,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洞,我沉落的速度可以用“一坠千丈”来形容。醒来时我大汗淋漓,胸腔内像有一面皮鼓在拼命擂响,晕眩的感觉许久之后才能消散。也有时候我是尿急,死活找不到厕所,东奔西突,因为即将当众出丑而绝望至极……
我将双手搁在胸口,半睡半醒中做很多诸如此类的恶梦。我一次都没有梦见过他。他不会在我的恶梦***现。我叹一口气,把手从胸口挪开,别在腰后。我又迷糊过去,但是却不再做梦,平平静静,像时间没有从身边一分一秒流逝。
下午,我开始清醒,觉得肚子饿,起来泡一袋方便面吃。我不甘心。我怎么就会梦不到他?我怎么能够梦不到他?我再吃两颗安定。
所有的程序再一次重复:我如果将双手搁在胸口,必然会做恶梦,追杀、逃窜、械斗、坠崖……鲜血淋淋,紧张刺激。我如果放下双手,又干脆什么梦都不做,安详平静如同婴儿。
我陷入一个关于做梦的怪圈。
半夜,安眠药的药劲全部过去了,我在黑暗中无比清醒,镜子中能看见自己的双眸闪亮。我听见夜的声音沉寂却又喧闹,潮水一样起伏绵延。露水一滴滴打在窗口的雨篷上,很小的一滴,偏偏响出滞缓的沉甸甸的份量。对着夜空,我开始构画他的面容,回想我们之间的一幕幕往事。回忆有连续性,像电影,却是无声的,而且是原始的黑白两色。我不满足。我还是想在梦中见到他。我想知道他在我的梦中会是什么样子,他将以什么样的形像出现,又会以什么样的举止结局。我不要真实的回忆,我要让梦境替我虚构和创造。
会发生什么呢?在梦中,在单独属于我们的世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