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哥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都不肯承认自己比别人羸弱，需要帮助。

那个女孩，我未来的嫂子，她那天晚上绝对坐错了地方。她为了跟我的哥哥隔开一点距离，为了表示她适度的谦恭和温顺，就自作主张地坐到了我们家里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人――我妹妹的身边。

我妹妹小时候从乡下回来时，长着一副营养不足的苦瓜脸，谁见了都要皱眉。发育成人之后，她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如花蕾开放，下巴尖尖的，鼻子翘翘的，眉眼弯弯的，皮肤粉白娇嫩，纤薄透明，十足一个中世纪里着力描写的人物。那天晚上尽管她只穿一件淡绿色碎花布衫，但是她的精致和纤巧是任何粗砺的环境所不能掩盖的，她的美丽是一种珍珠一样柔和收敛的美，有恰到好处的温度、气味和手感的美。

那个女孩跟我的妹妹刚好相反，她好像有点过于健康，肩背肥厚圆实，胸脯饱满得呼之欲出，一张银盘样的大脸虽然也是唇红齿白，跟我精致的妹妹放在一起两相对照，不知怎么就显得粗糙，简陋，有说不出来的凡俗之气。

如果她一开始就坐在我的旁边，情况或者会好一点。现在，差异突现得非常明显，我们家里的人都看出来了，我哥哥尤其很不自在，他埋头喝他喜欢的一碗丝瓜毛豆米蛋汤，坚决不往他的女朋友脸上多看一眼。他眼睛里的屈辱、悲愤和不甘，一旁的我看得明明白白。

我母亲隔着我的位置在桌下捅我哥哥的腿，要求他尽到自己的责任。女孩子的家庭背景对哥哥事关重大，母亲在这一点上无比清醒。我哥哥很勉强地在一块抹布上擦干净手，替女孩子剥了一只油爆大虾的壳，放到她的碗里。女孩子倒也懂得投桃报李，马上回剥一只大虾给我哥哥，顺便还给我父母各各孝敬一只。

我母亲津津有味地吃掉了那只虾仁。她有意无意地看我一眼，脸上的表情是七分满意三分遗憾。我父亲没有吃他碗里的虾，我知道他嫌女孩子的指甲过长。他的目光总是下意识地滑向女孩子的手指，恨不能当场拿来剪刀替她修剪一番。

女孩在饭后提出要走。她用眼睛看着我的哥哥，希望他送一送她。她渴望能够跟我哥哥单独相处。

我父亲一言不发地钻进他的房间里看电视。我们家里刚买了一台九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是父亲用病人家属奉送给他的一张计划票证买回来的。

妹妹洗碗。这是她的任务。

母亲把我堵在厨房门口，她一边脱那件白底带咖啡色圆点的上衣，一边盯着我的眼睛问，怎么样？你感觉怎么样？

我说还好吧。我又说，其实这是哥哥自己的事，我说好说坏都不算数的。

母亲把上衣拿在手里，只穿一件薄薄的女式汗背心，皱起眉头，开始絮絮叨叨地责备我，说我对我哥哥不负责任，又说我冷漠，自私，跟家里的人离心离德……

我不明白我刚才的话有什么不对。母亲是不是希望我可劲儿地夸赞这对新人几句，投一张大大的赞成票？天太热了，一顿饭吃下来，身上汗出得发粘。我真不该赶在最热的天气里回家，一切都毫无意义。

我妹妹用眼色示意我跟她出门。

太阳把大地照成白花花的一片，前脚才跨进太阳地里，后脚身子就“轰”地一声着了火，鼻腔里灼得喘不过气。眼睛只能眯着，否则会疼痛流泪。就连树上的知了都把自己的身体藏进了荫凉，使劲夸张着自己的难受，叫得声嘶力竭。

我问她想让我干什么？非得在这么热的中午出门不可？她身子贴上来，一把挽住了我的胳膊，扬起那张因为炎热而变成粉红色的脸，笑微微地说，带我去见一个人。

我妹妹初中毕业就考了师范，读幼师班，这个暑假刚刚分到了机关幼儿园，怎么说也算是个老师了。她的工作倒是一点没用我父母操心。我母亲曾经在家里不无幽怨地说，生儿女还是平庸一点的好，省心，省事。像我哥哥这么出色的，倒应了“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这句话。当时我很替妹妹委屈：她在我母亲眼里怎么就是“平庸”的呢？倒是妹妹见怪不惊，不声不响做她的家务，没有丝毫反驳的意思。

我们穿过城里那条晒得发软的马路，拐进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碎碎的石子路曲径通幽，两边的竹林高大蔽日，开火红和金黄色花朵的美人蕉在竹林中探头探脑，看上去是这城里正午时分最蓬勃的生命。妹妹拉着我一直往公园的后面走，绕过假山和水池之后，攀上一个八角形的凉亭。

一个肤色黎黑的小伙子站在凉亭入口处，呲牙对我们笑。小伙子最多二十岁的模样，中等身高，虎头虎脑，笑起来的时候觉得他睫毛很长，眼睛就显得毛茸茸的，下巴上还有一个圆圆的肉疙瘩，肉疙瘩正中又有一个小酒窝样的坑，非常有趣也非常可爱。

我妹妹拉着我的胳膊，羞涩地喊了我一声：“姐！”

小伙子马上也跟着喊我“姐”。他喊得既亲热又自然，好像他从小就跟着我们家的人长大，一直就是我的弟弟。

我明白妹妹带我出来的意思了。妹妹信任我，崇敬我，才会把她尚处于隐秘之中的幸福生活在我面前揭开头盖，让我与她一同分享。我感到万般惊讶的是，我妹妹一向是个安于现状的人，偏偏是她在不声不响之中就完成了生活中很多复杂的过程。

我注意到了妹妹和小伙子之间一些极有默契的配合。比如说，妹妹往凉亭的石凳上看了一眼，小伙子就知道俯下身去鼓了腮帮子吹，吹去石凳面上的那一层浮灰，殷勤地招呼我落坐。又比如说，我妹妹伸出舌头舔了舔因为干渴而发粘的嘴唇，小伙子就拔腿跳下凉亭，在石子小径上一溜烟地跑得不见。

我问我妹妹，让他干什么去了？天太热，别跑得中暑。妹妹抿嘴一笑说，你担心他呢，他当体育老师，太阳底下晒惯了的。她接着又告诉我，他们是同学，一个在幼师班，一个在体育班，处朋友已经一年了，还没有被发现，连我的父母也不知道。妹妹说，被发现了就要受学校处分了，因为他们两个都太小，是“早恋”。妹妹说到这个当年常被提到的词，声音忽然地小了下去，脸上泛出桃花一样的娇羞，连眼皮也染了一抹红晕，像演员们扮戏时打上的胭脂。

她的小男孩从石子路上奔回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硬纸盒，纸盒里是整齐躺着的四根冰棍。一路太阳烤过来，冰棍几乎化去了一半，盒子里汪着一层粘答答的奶油糖水，已经有嗅觉灵敏的蜜蜂试试探探地要飞过来分享甜蜜。

他把纸盒子一直捧到我的鼻尖下面，亲亲热热地催促我：“姐，你快吃。”

我妹妹也说：“快吃，姐，要化光了。”

我推让道：“你们也吃。”

他一个劲地笑，下巴上的小肉疙瘩跟着一跳一跳，像活了一样。他说：“冰棍是女孩子吃的东西啊，我喝水就行。”说着他又一次跳下凉亭，拧开草地上一个浇花用的水龙头，嘴巴凑上去，喉咙里咽得咕咚咕咚响。水花打在他的牙齿上、嘴唇上、脸上，溅起来，往四面喷散，他的眼睛在水幕中毛茸茸的，有某种食草动物的可爱和善良。

我对我妹妹说：“你千万不要丢失了他。”

我哥哥整日恹恹的，饭吃得很少，脸黄，倦怠，还有一点低烧。我母亲怀疑他是否肝脏有什么毛病，带他到医院作了个检查，还抽去了一管血，结果一切指标都十分正常。母亲琢磨来琢磨去，最后把罪因归结为天热，是民间所说的“疰夏”。她天天给他熬绿豆百合汤，熬金银花汁，熬各种清热泻火的中药，熬得屋子里那股苦兮兮的味儿昼夜不散。

他的面如银盘的女朋友经常来看他。她给他带西瓜，带我们当地少见的水蜜桃，有一次甚至带了一手绢嫩生生的莲蓬，坐在他旁边，一颗一颗地剥莲子给他吃。我哥哥拒绝张口，把那些莲子攥在手心里，看起来像是不好意思坐享她的劳动成果一样。等他女朋友一走，他站起来冲到窗口，把手心里的莲子“哗”地一把撒到了灌木丛中。

我恰巧看见了这戏剧性的一幕。我劝他说，要是实在不喜欢这个女孩，还是不要勉强自己，勉强是一件多痛苦的事啊。我说，你告诉我真话，你是不是讨厌看见她？

我哥哥垂着眼皮，考虑了好半天，才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不光是对她，他好像对所有认识的女孩子都没兴趣，他觉得她们每一个都很蠢。

我忽然尖声地说出一句话，我说：“你其实喜欢的是袁小圆，你从来都没有忘记他！”

我的态度非常激动，牙齿紧咬着，呼吸急促，眼睛和鼻腔发热，一不留神就能够迸出眼泪。另外一方面，我说出了一直想说的话，心里又特别舒服，从未有过的爽。

我哥哥却受伤严重。他张着嘴，几乎有些痴呆地看着我，目光中露出猎物样的惊惶。他的高贵帅气，他的矜持傲慢，他的聪明优秀，在那一刻逃逸得无影无踪。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老了。他脸上的皮肤很奇怪地皱缩起来，突现出无数细细的痕纹，眼皮下垂形成眼袋，鼻梁瘫塌，脸颊和嘴角的肌肉呈向下的走向，肤色暗淡无光，目光空洞无神……他真是过早地显出了老态。

我没有想到他是这么地不经打击。早知道如此，我完全可以不对他说这句话。

晚上，一家人照例在室外乘凉。我和妹妹合挤着一张狭小的竹床。父亲坐藤椅，脚搁在我们的床架上。母亲独自躺一张凉塌。如果我哥哥有兴趣过来，母亲就起身，到我们的竹床上，把凉塌让给哥哥。但是哥哥大部分时间是闷在屋子里不出来的，他不怕热，三伏天里照样能够衣冠整齐地端坐灯下看书。

父亲把九英寸屏幕的小电视搬出来，搁在窗台上，声音调得尽可能地响。这样，虽然屏幕上的人影小得像手指头，嘴脸不容易看得清楚，好歹有声音在，能够帮助我们想像，对电视里的人物和故事进行再创造。不好的是，院子里其他乘凉的人家也会把电视机搬出门，音量同样也调到最高，如果大家看的不是同一个频道，各种声音就在院子里形成交响，纷乱一片，人的耳朵左右都不能逢源，无法适从，心里反觉烦乱，无风的夜晚越加闷热。

父亲又带一个头，把电视机请回屋里，不听不烦。别人家的电视机虽然还在响，毕竟离我们远了，成了背景声，恰到好处地驱赶了家人间的沉闷，让我们不必无话找话。

不过母亲还是喜欢絮叨的。母亲四十五岁，刚刚进入更年期，话语明显变稠，情绪也容易激动，只不过坏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点像孩子。

母亲问我，暑假回家怎么没想去县中看看老师呢？她开始扳着手指，列数她认识的几个老师的现状。她若有所思地说，他今年好像没有回来。我问她，谁？谁没有回来？母亲口气笑笑地，说，就是他呀，那个挺喜欢你的老师，教化学的。

母亲所躺的位置恰好在屋里灯光照出来的阴影中，我努力地向她看过去，也只能够看见她眼睛里两点黑色水晶般的亮。

母亲提及他的名字，有点像是受魔法驱使。之前母亲对他并不熟悉。毕竟母女连心，母亲的意识总是能够一下子穿透我的躯壳外层，直抵我灵魂的深处。

回家这些天里，我总是不安，烦乱，急燥，沮丧，丢三拉四甚至魂不守舍。我没有看进去一本书，也没有出去见一个老师和同学。我下河洗拖鞋会让鞋子顺水漂走一只，上街买东西会在付钱之后空着手回家。喝粥时我会烫了嘴，吃鱼又会莫名其妙地卡了嗓。我把整个夏天都过成了狼狈的日子，沉闷的日子，邋遢和窝囊的日子。我以为是离开了唐仁让我手足无措，我已经习惯了照顾他，溺爱他，迁就他，为他牺牲和付出。母亲的提示让我如梦初醒，原来我的意识中始终存活的是另外一个人，我的一切都是为他而准备的，因为有他，我才长大。

第二天我去了县中。鬼使神差地，我想要看看他的妻子，那个身材娇小、长着一张粉嫩的娃娃脸、为我们刻印过许多讲义和试卷的女人。

传达室的老师傅已经不认识我了，他从窗户里探出半个身子，手里抓着断过腿的老花镜，问我到学校找谁？我说了他的名字。老师傅马上告诉我，他早就走了，不在学校当老师了。我又说出他妻子的名字。老师傅用花镜剩下的一条腿朝远处指了指：“那不是吗？她过来了。”

她穿着一件白底黄花的束腰连衣裙，一路走，一路用手去捋那一排冬青树的叶子，像个手脚闲不住的小女孩似的，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们命中注定要见这关键的一面。

她走得很近的时候，我发现她的面容和身材都有了些微改变。她原来最可爱的是那张娃娃脸，最好看的是皮肤，粉白鲜嫩如小女孩的皮肤。现在皮肤依然是白，但是白得不大自然，石膏样的死白，或说是豆花样的腐白，像是皮肤的细胞早已经生命死寂，温度和质感已经悄然离去，剩下来的表层物质只做维持，不再担负其它任何责任。她的体形也有点发胖。她原本的骨架子很小，经不起发胖，胖了就感觉走形，好像里里外外都松泡泡的，被人使足了劲儿才吹得鼓起来一样。这样，白底黄花、抽领束腰泡泡袖的儿童式连衣裙穿在她身上就很不合适，给我的感觉非常怪诞。

很久之后我才想到，那时候她其实已经疾病上身，她患了肾炎，只是病情不重，她自己还没有察觉，别人也不知道。

她老远看见了我，稍微想一想，记起了我是谁，立刻张嘴“哦”了一声，脸上笑成一朵花，加快脚步向我迎过来。是你啊！她用带着一点奶气的小女孩子的声音跟我说话。我都有好几年没有看见你了，差点儿认不出你来，真的呀！她说话的语气，很亲热，还微微地有一点撒娇的意思，让我恍忽有种错觉，好像我比她年长，她反过来成了我的小妹。

她拉住我的手，引我到树荫里站着，东问西问，对我在大学里的一切生活都有兴趣，不断地发出惊讶和快乐的声音。她的手小小的，拉紧我的手的时候，只能包住我的半个手掌，我余下的半个手掌就有点无着无落，不知道是这样悬着让她握住好，还是干脆缩回来更好。

她忽然想到似的，轻叫起来：“哎呀你知道吗？他也去上学了，读研究生。你的老师。”她抿嘴看着我，很想从我脸上看到惊讶的神情。

我问她，不是暑假吗？他怎么没有回来？

用这个时间读书多好啊，回来干什么呀，她说。她话头一转，告诉我一件他们刚刚决定了的事：她要跟他离婚。她说，她的子宫已经被切除了，不可能再为他生孩子了，可是他还年轻，应该享受生儿育女的幸福，她不想耽误他。她看着我惊缩的眼睛，大笑：“干什么吓成这个样子？离婚是可怕的事吗？我是为他好啊！我离了婚，就没有心理负担了，再领养一个孩子，肯定会过得不错。我真的是为他好。我让他解放。”她忽然发现了我的神情不对：“你怎么啦？天太热了吗？不习惯南方的夏天了？”

她一点儿都没有想到我的神情不对是另有原因。我头晕得厉害，无法思维，身子像飘浮在空中的一个人形的物体，在她语言的节律中悠来荡去。

命中注定我们要见这一面。某种程度上，是她为我解除禁锢，推我上了路。她为我们之间制造的气氛，是轻松里夹杂了欢快。肉体和灵魂将要奏出的长长的篇章，基调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