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境的海关玻璃门前，我们最后分别。他表现得非常冲动，眼圈通红，不顾一切地抱住了我。我窘迫得面红耳赤，拼命推他。在那个年代，当众拥抱的情景只能在外国电影里看到，我羞于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异类。可是他死活都不肯放开我，他蛮横耍赖地说，要么我吻他一次，要么他就抱着我不放。我没有办法，只好匆忙在他脸上啄了一啄。他也知道当时的情况只能如此，孩子样地笑了起来，他嘱咐我：你不要忘记这个吻啊！

从那个暑假我回到学校以后，我们之间开始通信。基本上每星期往来一封，频率不高。我的信总是絮絮叨叨。我从来不是个喜欢说话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却变得琐碎。我向他描述同学间的明争暗斗，老师们的风流潇洒，宿舍里的阴谋和课堂上的搞笑，也汇报我每天吃些什么，做些什么，什么树开了花，什么草又结了果。我在信上经常是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了上句没下句，总之是完全的不动脑子，不加修饰，放松得一塌糊涂。写完信，我心里总是非常舒畅，连肌肉都绵软了，就像在澡堂子里泡过了一样。他的来信却是相反，简单，简洁，看第一遍有点寡淡，第二遍品咂到了他细致入微的用心，第三遍才能够触摸到他的贴心贴肺的温暖。这样一种风格的互补给我们双方都拓展了空间，我们期盼彼此的来信，在不见面的日子里，绵长而均衡地分配着一点一滴的思念。

秋天快要过去的时候，他给我寄来一个包裹，里面是一条围巾和一双手套。围巾手套都是雪白的兔毛织成，比羊毛轻软，比晴纶绒滑腻，我在北京还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只可惜北京的灰沙太大，戴出去才刚两天，雪白就成了浅灰。我不知道兔毛是不是能洗，不敢再糟踏了，包起来压到了箱底。

前几年我曾经翻出珍藏的这副围巾手套，想送到店里干洗一下。店员眼睛很尖，一下子发现了围巾上几个虫蛀的小洞眼。他把洞眼挑在小指尖上，问我：东西有年头了吧？他又说，干洗是可以的，不能保证毫发无损，你看这些毛纤维已经老化得厉害，“陈丝如烂草”，就是这样。他说完了，就用眼睛静静地看我，等我拿主意。我沉思了两分钟的时间，告诉他说，不洗了，因为我要保证它们毫发无损，起码在我活着的岁月里。他点头，很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还有一次，他给我寄来了一个墨绿色的胶皮热水袋。我拆开包裹之后哑然失笑。热水袋是我们老家冬天必须用到的东西，在北京却派不上一丝用场，因为这里的暖气总是烧得人口干舌燥。后来这个热水袋成了我每月一次用来暖腹的东西。来例假的时候，我把它灌满热水，紧抱在腹部，好像他温暖的手心贴在我身上一样，难忍的经痛就缓解很多。

我不怪他。他没有来过北京，对这里的气候和风情一点都不了解。他是用他自己的经验来想像我的生活，尽他所能地提供给我舒适和温暖。

唐仁出国之后的头两年染上了拍照片的瘾，他不断地给我寄来他最新的风景照，在学校的，在公寓里的，在餐厅和咖啡座里的，在汽车和公路上的，还有他跟老师的合影，他跟美国同学的合影，跟房东、跟送比萨饼的小伙计、跟实验室看门人的合影……他好像下决心要把他的生活通过照片一点一滴地传递给我，邀我分享。

那些照片，都是当年我们校园里难得一见的绚丽彩照。碧蓝如洗的天，五彩斑斓的地，争奇斗妍的车和人。每个人的笑容都是无忧无愁，发自内心，有一种归返童真的可爱的稚趣。那是幸福的美国土地，幸福的美国人。

我一点都不忌妒唐仁的幸福，我只是不能明白，他把那么多的时间用来拍照和游玩，功课怎么能照样优秀。他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硕士学位，马不停蹄地又投入了博士论文的研究。他是系里最年轻的博士生，又是最高奖学金的获得者。

唯一的遗憾，是他一直都没有女朋友。他在女孩子面前一向都是个羞涩的人。

临近寒假的时候，我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每天往系里的收发室跑，跟那个酒糟鼻子的老师套近乎，希望他忽然之间变戏法样地从抽屉里拿出我想要的东西。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旅店，问我能不能过去看他。我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突然来临的惊喜把我弄得像个傻子。醒过神之后，我一迭声地回答说，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我一口气说了五六个“我能够”，收发室老师在旁边盯住我笑。

放下电话，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往常阳光般的清亮，相反，感冒似的，音色发闷，尾音也拖得有点过长，字里行间藏着东西。

他没有理由两星期不给我写信，而后忽然地到了北京。他即便来实习，来为论文查资料，来参加学术会议，也应该早早告诉我，让我去火车站接他。他明知我是一定要去接他的。

站在冬天惨白的阳光下，我开始哆嗦，寒意从脚底游丝一样升起来，传递到双肩，周身凉彻。我把自己收缩成一团刺猬。

他要的房间在小旅馆的地下室，窗户只有窄窄的一条，贴着马路边沿，透过毛玻璃和防盗栏，影影绰绰看见过路行人的腿。房间里暖气明显不足，空气也不那么新鲜，水房和厕所的味道从门缝里顽强地钻进来，让人有一种无处逃匿的沮丧。

我始终是冷。冷的意识一路跟随我过来，坐车，走路，打听地址，一直到走进他的房间，我总是哆嗦，不能够抑止的哆嗦。

他看见我面色青白的模样，马上从床上拿起他带来的大衣，把我从头到脚地裹住。然后，他隔着大衣抱住我，让我贴住他的胸口，要把我尽快地暖和过来。他的手臂把我的后背箍得那么紧，好像要借此机会将我一把塞进他的胸膛，从此成为他身体的一个部份。

因为恐惧，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明确无误的预感，我的灵魂一直在飞速地下沉，所以我想要吻他，和他上床，以此来挽救我自己，减缓我向深渊坠落的速度。

我冰冷的嘴唇一碰到他的唇边，寒意就化开了，转换成令人战栗的愉悦。我抱住他的脑袋就再不肯放手。我用劲地吻他，不依不饶地吻他，我不让他挣脱更不准他腾出嘴巴说话。既然他将要告诉我的事情不会让我欣喜，又何必不把之前的过程拖延得更长一些？

他对我的回吻有一瞬间也变得非常疯狂。他喘气急促，全身都变得僵硬，肌肉开始痉挛，一波一波地打颤。他把披在我身上的大衣用劲地扔出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热得脸颊和手心发烫。我主动抓住他的两只手，示意他从我的棉衣下摆伸进去，抚摸我。我很需要他的爱抚，想要他在我身上留下更多的回忆和梦想。

头顶的日光灯照在房间光秃秃的墙壁上，反射出来的光线有地狱的阴郁。暖气管中不断发出咝咝的喘息，偶尔还会濒死挣扎般地吼叫几声，像庞然大物的腹泻，让人悚然而惊。窗外影影绰绰的人腿变得密集起来，大概到了下班回家的时间了吧。走廊里有一群服务员在大声地议论一个旅客的事情，卷舌音很重的北京话说得溜滑，有水流旋转一样的节奏感。水房里打开水的人络绎不绝，鞋底摩擦水泥地面的沙沙声近了又远，远了又近，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在等候水瓶灌满的间歇中会跟女服务员逗几句乐，又总是被泼辣的北京大嫂们轻而易举堵个脸红，吭哧吭哧干笑几声拉倒。

他把被子拉到我的下巴处，把我身体朝外的一面裹得很紧。他生怕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冻坏了我。实际上我全身都在发热，甚至还有一点发烧，口鼻处呼出的气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灼人。

我是在平静下来之后才听完了他的叙说。他的妻子，学校油印室的职工，那个洋娃娃样的娇小女人，被医院确诊为肾病。她很不幸，真的是不幸，先是切除了子宫，再得肾病，一个人就这么废了。医生说，像她这样的肾病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最后肾衰竭而死。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身体，叹息，为他妻子的命运也为他自己的命运。本来她已经跟他说好，要离婚，让他再婚之后生一个孩子。他妻子是传统型的女人，比较看重传宗接代的事情。可是现在她得了肾病，他自然就不能绝情而去，不可以这样，道德和良心双重的不准。

那么我呢？我说，我怎么办？爱情怎么办？

他微微地抬起半个身子，双手托住我的脸，仔细地看我，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他说，他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想了很久，才下决心到北京来。他要亲口跟我说明白这件事。我年轻，又是大学生，我前面的路很宽，很宽很宽啊，我可以有无数种的选择啊。可是他的妻子不同，除了有丈夫可以依靠，其余一无所有。他不是丢卒保车，他是丢车保卒，因为车和卒都是生命。

我没有哭。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了。从接听电话开始，到我们拥抱着谈论问题，其间我有四五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我已经把心态调节到可以接受一切打击。

预感变成了现实，仅此而已，我可以不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