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他的妻子速死，或者暴死。我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是他妻子各种各样死的方式，和死的原因。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谴责和痛恨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自私这么恶毒这么卑鄙？

因为他，我在心理上是一个罪犯，杀人犯，血债累累，不可饶恕。

正合了梦相书上“梦死得生”那句古话，我越是做那些离奇恶毒的梦，他的妻子活得越是长久。她病病歪歪，很早就退了休，足不出户，药不离口，却奇迹般地活到了五十出头。她死前几个月我去见她时，她依然快乐，像孩子一样撒娇，天真得叫人无法对她生出恨意。

她是真的天真到相信一切吗？对她丈夫和我之间的关系，她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我经常会被自己的疑惧弄得冷汗涔涔。

小旅馆地下室的两天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盛宴。他没有来过北京，我尽可能多地带他去见识首都的名胜古迹。我们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还去了香山和八达岭。寒冬腊月，旅游景区人迹稀少，鸟踪全无，我们行色匆匆，来回奔走，活像一对绝境中的逃犯。我在那两天之中冻得耳端化脓，脸上肿出两块冻伤，白天迎风刀割一样疼痛，晚上暖和过来时痒得直想拿手指挖掉。

夜里，我们在旅馆不那么干净的小床上相拥相爱。没有暴风骤雨般的疯狂，取而代之的是缠绵，怜爱，丝丝入扣的体贴和给予。他每次都把一块毛巾烤在暖气片上，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把热呼呼的毛巾拿过来，在掌心里揉得绵软之后，替我擦汗。他把我的脑袋揽过去，贴在他胸口，让我听他心脏的跳动。有时候他索性搬动我的身体，让我叠睡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用胳膊和腿圈住了我，像藤缠着树那样。他说，你这样压着我，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会睡得很香。但是我总是不能坚持。我喜欢面对面偎依着他睡，把头蜷在他的肩窝里，一只胳膊绕过他的腰际，搭在他臀部。我要这样抱着他的时候才有安全感。

最后的那天晚上，他问我，还想要他为我做些什么？我说，带我去吃涮羊肉吧，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过这种闻名遐迩的北京美食。我们就在大雪到来之前的黄昏坐车到了“东来顺”。食客很多，我们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之后，由常倌做主，替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傻瓜要了一斤羊肉，一个炒羊杂碎，外加两个火烧。我们不知道羊肉涮到怎样的程度算熟，就边涮边用眼睛瞄旁边的北京老客。我把涮熟的肉片捞到他碗里，他蘸着芝麻酱尝了一口之后，赞叹说，名不虚传，真的是很香。

吃完涮羊肉出门，下雪了，漫天都是飘舞的雪花，北京城隐到了一个银色的世界之中。冷风吹过来，我觉得胃里有点翻腾，弯腰在树下吐了一地。他跟到我身后，轻轻拍我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吐完之后转过身，扑到他怀里。我说我难受，我很难受。

回到学校，班主任找我问了话，追究我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我陪他们逛逛北京。我平常是个乖顺的学生，从不做出格的事情，班主任就相信了我。他提醒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把论文抓紧写好，我这样的外地同学，如果想留北京，成绩必须出色。

唐仁也找过我，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故意躲起来不肯见他。我冷笑一声说，如果我不想见，大可以对他说明白，干吗要躲？“躲”这个词用得多么猥琐。唐仁就不吭声。他那时候已经有点怕我。我跟他说过了，我不想再把他当弟弟来爱。

大学最后一年的日子过得非常寡淡。唐仁出国以后，我干脆连一丁点的精神寄托都没有了。我不爱唐仁，可是我又习惯了他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做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的离去使我彻底地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者。

毕业分配前的气氛有一点剑拔弩张。留京的名额有限，想留北京的同学太多。有人为避开锋头，一咬牙考了研究生。还有人公开了自己与北京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的恋情，明明白白地要求照顾。当然也有班上的党员和学生干部，早早地就被各机关物色下来了，此时心定神闲，波澜不惊。

我是个千真万确的幸运者，留京留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的那个名额本来是班里另外一个女生的，可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得知自己被社科院研究生部录取。这样，她的名额空下来给了我。天上只掉下一个馒头，居然就砸到我的头上。

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宿舍楼里混乱得像一个难民营，门窗洞开，垃圾遍地，书籍纸张成捆地堆在楼梯口，绳子上晾着的很多旧衣破袜找不到主人，就那么在冷风中招摇地飘拂，更多的饭盆、脸盆扔在盥洗室里，人走进去没处下脚，踢出一片咣啷啷的声音。

我们宿舍的几个北京同学，昨天家里就来了人，把她们连人带行李接走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到我的新单位报到。一早起床，我收拾东西，给行李打包。我在床上摊开一片床单，把垫的和盖的两床棉被放上去，紧紧地迭成方形，包上床单，再用麻绳捆扎。麻绳是新的，我昨天刚从小卖部买回来，因而硬梆梆不听指挥。交叉绳头打结的时候，我如果不用劲，行李包是散的；我稍微一用劲，绳头就从我的手里滑开去，甚至还会弹起来打在我脸上，麻飕飕地疼。当我把全部身体扑到床上去压紧行李时，行李也欺负我，我一屁股坐上去，行李乖乖地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我屁股刚一离开，全部棉被哗地就弹开了，散成一摊。我折腾得满头大汗，心火直窜，只恨手脚太不够用。

有人走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敲门。我在捆扎行李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狼狈，事先就把门关上了。敲门声先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没有太大把握，忽然间又变得理直气壮，好像生来就有这样的权利。

我正在跟行李窝火，没好气地应一声：进来。

那人在门外笑：你把门锁上了，我怎么进得去？

我无奈，去给他开门。捆了一半的行李趁此机会舒展腰身，我又一次前功尽弃。

门外的人我有点面熟，应该是某系某班的同学。他身高体壮，皮肤像野外工作者那样粗糙发红，头发理得极短，刺猬样地竖着，眉毛极浓，眼睛看人时有似笑非笑的调侃神气，又有点不容置疑的坚定，好像习惯了把别人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由他来指挥和调拨一切。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军用大衣，袖口和前襟已经污渍斑驳，咖啡色毛领子上的海虎绒掉得稀稀落落，脚上却蹬着一双崭新的带毛皮鞋，鞋带系出好看的花结，平整的鞋面擦得乌黑铮亮，几近照人。

他看我上下打量他，很不确信的样子，就举起手里的一团军用帆布行李带，问我：“林海燕呢？我来帮她打行李。”

我回答他，林海燕昨天就走了，她家里来了人接她。

他笑笑，并不失望，盯住我床上散得七零八落的被子，很自然地表示，那就改帮我的忙，反正都是同学。他不等我点头同意，自顾自地走到床边去，动手把我的行李彻底打开，重新铺排，曲起一条腿帮忙，迭成很整齐很紧凑的一个卷，再包上床单，用他带来的帆布带捆扎。他整个的动作麻利，娴熟，舒展自如，像玩弄一件雕塑类的艺术品，竟把我看得呆了。全部过程我居然没有能插上一句嘴，他也没有主动回头征求我的一丁点意见。

捆好行李，他环顾四周，看其它用物已经打点妥当，就把行李卷拎起来，在手里掂一掂，空着的一只手顺便又拎起我的木头衣箱，眼睛看着我，下巴往门外一点：“东西都拿上，走吧。”

那一刻我简直就发了傻，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我弄得云里雾里。我很弱智地问他，去哪儿？他噗地一笑：你不是要到单位报到吗？我有自行车，可以送你到车站。

我记起来了，他叫骆京生，是新闻系的同学，跟我同届。

因为他提到自行车，我才想起他。好像他跟林海燕很熟，邻居还是什么的，我弄不大清楚。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林海燕没有回家，一早起来就在宿舍里打扮自己，梳了头，拿一支炭画铅笔描了眉眼，换了不系钮扣的飘带衬衫，而后躺在床上穿牛仔裤。

那时的牛仔裤是大学生中最时髦的衣装，讲究把臀部和大腿裹成肉粽样的状态，因而穿裤子的时候比较费事，须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当窄瘦的裤腰拉至臀围时，吸气，把肚子使劲收进去，臀部肌肉绷紧，用全力往上拉，最后再吸着肚子拉上拉链。有的时候一个人实在难以搞定，需要同学过来帮上一把。

林海燕喊我帮她的忙，让我用两手按住她泡泡的肚皮，好让她自己的手腾出来对付拉链。她满头大汗穿好裤子之后，站起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脸，忽然提出邀请，要我跟她一块儿去拍照。她说，不是一般的风景照，是特写，肖像艺术照，去野外拍，背景里有点儿野趣，比较不俗。拍照片的人叫骆京生，新闻系同学，正学摄影课，乐意找人练手艺。我迟疑。我那段时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什么都没兴趣。林海燕却热情，不由分说拉了我的手，强制性地带我下了楼。

骆京生在楼门口等着，手里扶着一辆自行车，身边还有另一辆车，是为林海燕准备的。看见多出一个人，他马上走开，片刻功夫就借来了第三辆。他说，我们要选个僻静地方，骑车去京城“八大处”。

我赶快摇手，说我不行。我一向对骑车心存恐惧，到北京这几年中又没有碰过自行车的边儿，技艺更加生疏。骆京生鼓励我：试试吧，骑上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他不由分说地就把一辆自行车塞到我手里。

我只好骑上。我骑得谨小慎微，但是还不至于歪歪扭扭找不准方向。骆京生拍着手说，行了，就这么着，林海燕在前面开路，他在后面保航护驾，保证没有问题。

我无法再作拒绝，那样就显得矫情。可是那天那一路上，我实在是把心提在嗓子眼里，至于“八大处”的景色如何，我们在哪儿休息和拍照，一共拍了多少张胶卷，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所有的记忆都是骑车的惊险和我汗流浃背的紧张。

林海燕后来给了我几张冲洗好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发丝零乱，目光迷离，嘴唇启开成不知所措的模样。虽然摄影师的光圈和速度都用得很好，背景中的野草小花情趣盎然，无奈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象显得仓惶佝促，实在没有收藏的价值。

骆京生把自行车锁在路边，肩扛手提地跟随我上了公共汽车。

到单位之后，我上楼报到，他就在楼下看行李，等我。我拿到宿舍的钥匙之后，他又送我过去，帮我打扫床铺，解开行李，衣箱搁到了架子上，洗漱用品放到了桌子上，书籍在简易书橱里排列整齐。

做完这一切，他应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继续留下。

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回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问我说：“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茫然摇头。

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当时心里一阵轻松，笑起来，问他想要介绍的人是谁？他抬起一只手，用食指点着自己的胸口，一字一句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不笑了，嘴张得很大，心脏狂跳。

我知道，我的又一次恋情开始了。

我需要重新爱上一个人。我孤零零地生活在北京，单位是新的，工作是新的，领导和同事都是新的。面对这一片崭新，我需要有一个人安抚我，倾听我，点化我，帮助我渡过这一段非常时期。

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接近过爱情，我需要，也渴盼。有一种女人是为爱而活，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没有爱的日子，我的生命暗淡无光，狼狈和栖惶。

这一年的春节，我回家去过。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我要对父母作个交待。

回到家里我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

我们家一直是住医院的公房，房子只有两间，但是面积大，可以任意分割。里面一间父母做卧室，兼做父亲的书房。外面一间用途更广，北半间是餐厅兼厨房兼洗脸室，南半间放两张床，一东一西，东边的小床是我哥哥睡，西边大一些的床我和妹妹睡，中间用布帘隔开。不久前我哥哥结婚，里间房就腾出来安置了一对新人。外间的两张床拆除了，父母的大床搬了进去。我父母的床是老式雕花床，床架大而无当，加上床前的一张踏板，半间房的面积居然占得满满当当。这样，我妹妹就被排挤出门，在幼儿园的值班室里临时搭一块铺板，跟小朋友的皮球、积木、认字方块和卡通头套作伴。

我回家之后，母亲很是为难，不知道把我往哪儿安放。父亲提出的方案是，他这段时间睡到医院值班室里，兼值夜班，还能够多拿点加班费，我就可以跟母亲睡一张床。我不能同意。挤走父亲我于心不忍，再说我也不习惯跟母亲同床共枕。后来我妹妹站出来解决难题，她说，让姐姐住到我那儿去吧。

妹妹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看见大家的脸上都如释重负。

大年三十我们家爆发了最大的矛盾。我的新嫂子，就是那个面如银盘、名叫张明丽的女孩，执意要求我哥哥跟她回娘家吃年夜饭。

我母亲自然不能同意。她的理由是：我哥哥不是上门女婿，大年三十怎么可以到人家去过？左邻右舍面前她怎么解释？而且今年春节的意义格外重大：哥哥新婚，我又回来了，我难得回来过年，一家人肯定要高高兴兴团聚的。我母亲还退一步说，张明丽要是非走不可，她可以走，我哥哥万万不能走。

僵持到傍晚，张明丽端坐床头拒不见人。我哥哥没有办法，到底还是备了礼物跟她走了。

哥哥一走，轮到我母亲躺倒不起。准备了好几天的年夜饭，煎的，炸的，炒的，煮的，一样一样在桌上摆得姹紫嫣红，酒杯亮晶晶的倒上了红葡萄酒，筷子碟子摆得整整齐齐，一百瓦的电灯泡照得满屋亮如白昼。我母亲就是不肯起床，不肯坐到桌边。她亲生的儿子，最喜欢最疼爱的儿子，坐到了别人家里，去跟人家守岁团圆，她心里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闷气？

初一早上，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值班室回家。哥哥在离家不远的路上徘徊，两手拱在袖子里，弓腰曲背，脸冻得青白，鼻尖挂着一颗清清的鼻涕，眼角愁出了一大片细细的皱纹。他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第二句话变得有点咬牙切齿：我是要跟她离婚的，总有一天要离。我和妹妹面面相觑。我说，你这个婚结也结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哥哥说了第三句话令我难忘的话。他说，他就是要先结后离，离过婚的女人是不值钱的东西，他只有这么做才能出气。

我很悲哀，当年我那么英俊聪明的哥哥，堕落成了这样一个未老先衰的世俗之人。

我妹妹忧心仲仲地问我：你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吧？你看看母亲，看看父亲，再看看哥哥，他们都生活在崩溃的边缘，一触即溃。

我握住妹妹软软的小手，心里发疼。我想我不会不管，只要我有这个能力。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年初十，我离家返京。路过省城，在火车站进来出去地犹豫了半个小时，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他。

他是七八级的研究生，早我半年毕业，已经留校当了老师。他的妻子因病退休，他分得了一间宿舍之后，就把她接到省城同住。在此之前，他妻子已经领养了一个女孩，是她亲哥哥的孩子，也就是她的亲侄女儿。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就这么平平静静过上了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