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是，在那一天之后的不久，我在办公室里接到他妻子的电话。她听到我的声音非常高兴，细声细气、甚至是奶声奶气地邀请我，星期天一定去她的家里作客，她想念我，要看看我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她说，她要让他丈夫、我从前的化学老师也留在家中等我。

她好像一点也不知道我跟她丈夫已经有了二十年的肌肤之亲。

我去了，给她买了一盒化妆品做礼物，日本“资生堂”的一个延伸品牌：欧珀莱。中档，价格能够接受，不过分隆重，又没有丝毫轻慢。我逛了一个小时的化妆品商店才选中了它。我本来的打算是买一件衣服，或者一双鞋，但是我实在想像不出她现在穿衣穿鞋的尺寸，只有化妆品可以对每个女人适用。我算了一下她的年纪，那一年应该是刚过五十。这个年纪的女人，最需要打扮，也还经得起打扮。

见面的瞬间，我有一种惊悸，甚至是震撼。我没有料到她颜容的变化如此之大，化妆品对她来说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她穿着家常的睡衣裤从楼梯上慢腾腾地走下，几乎是一步一挪，一步一喘，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还要龙钟。她的胖圆脸像发面团，暄暄的，糟糟的，腐白色，一点光泽没有。她对我抱怨她的身体，吃力地弯了腰，捞起裤管，用食指在脚踝处按出深深的坑，给我看。

从她矮胖的身影在楼梯口出现，到她一步步走到我的面前，这当中的时间，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压抑得我几乎无法呼吸，几乎崩溃。我知道他就站在我的身边，跟我一同用目光注视她，可是我不敢回头，不敢用眼睛的余光向他表示我的一点点感受。我同样不能够想像他二十多年中每天面对她的心情。

我带着这套精致的化妆品到他家里来，会被他认为是对他妻子的挑战和嘲笑吗？整个做客的过程我坐立不安，恨不能用魔术把那套“欧珀莱”变成虚无，或者找借口扔进垃圾箱。

之后，又过了三四个月，她去世了。他给我打来电话，只说了一句话：“她去世了。”然后我们分别在电话的两边抓着话筒，都不说话。我听到他在话筒里的轻轻呼吸声。我感觉他心里是有些难过的。

他肯定是难过的。

我在丽江巧遇袁小圆之后，回来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那时候他在我的厨房里，试验一道用芒果、鸡茸、笋片、柠檬酱做原料的菜。他妻子去世后，他很反常地迷上了做菜，而且专门使用各种水果做原料，好像憋着劲儿要研制出一桌用以传世的水果宴。

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有点茫然：“袁小圆？”

我告诉他，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里最出色的一个男孩子，黑黑的皮肤，神情骄傲，身上带着一种贵族式的沉静，文理科都好，写过一出小歌剧，叫《铁树开花》，我们排演过，我演那个山村聋哑女孩。

他叫起来，是他呀！他说，我怎么不记得他呢？我太记得了。袁小圆和你哥哥，校园里的一道风景，多少女孩子迷恋他们啊。他笑嘻嘻地问我，你也暗恋过他吧？对不对？你千万不要否认。

我说，我是个俗人，怎么又能够免俗。

他用木铲从锅中挑中一块滚烫的芒果，低头吹了吹，送到我的嘴边，看着我吸溜吸溜地吃。他有点好奇地问我，袁小圆现在是什么样子？还是那样骄傲神气吗？我咽下那块芒果之后，对他详细描述了见到袁小圆的情景，我尤其说到了袁小圆已见花白的头发，身上那套早已过时的行装，鞋，还有令我想像不到的谦恭、温和、真诚的神情。我说，我已经二十五年没有看见过他，真像做梦。

他守着洁净的灶台，沉默片刻，把脖子上的围单取下，挂到门后，走过来，双手扶住我的肩头，问我说，你愿意跟我回一趟故乡吗？

我们在春节过后，一个双休日里，回到故乡小城。他的奥迪专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县中门口，然后在不远处的停车场等着我们。

初春，天气还相当的冷。他穿着双排扣的黑呢大衣，脖子上有一条苏格兰味道的格子围巾。他的头发很熨贴地梳向脑后，两鬓有一些花白，头顶的部分白中带黄，显出很丰富的色彩层次，让我喜欢。我穿着牛仔裤，短款的皮装，古琦牌的带流苏的丝巾，头发剪短削薄，完全是休闲装扮。上车的时候，他打量我的穿着，开玩笑说，太时髦了，把他衬得更显老了。我回答说，如果不这么时髦，又怎么配得上他的古典？我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想到我认识他的那一年，十三岁，上初中二年级，头发浓密得透不进风，夏天走在太阳下，总有一股热烘烘的馊味。我母亲就摁住我的脑袋，死命给我洗，洗完了再押我去理发店，让老师傅给我剪短，打薄。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打薄！不要舍不得下手，她的头发太多了。”头发太多使母亲厌恶，也使我自卑，很多年中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女孩子天资蠢笨的标志。

现在，我们双双站在县中校园的门外。我们有一点犹豫，不敢相信眼前气派奢华的大门是通往县中的入口。我们熟悉的环绕校园的小河已经了无踪迹，在原先河床上延伸出去的是一条黑色柏油路。我指着这条还没有来得及绿化的道路，告诉他说，二十年前的冬天肯定比现在更冷，因为河面经常冻得结结实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不从桥上走，直接从冰面滑过去，很刺激。他望望我，故作惊讶：你那么小的时候就知道刺激啊！我笑着，头靠在他宽宽的肩上，心里只觉得快乐。

星期天，校园里依旧人气兴旺，课照常上，篮球照常打，食堂照常飘香。在我们周围忙碌走动着的，都是一张张陌生而年轻的面孔，年轻的老师和年轻的学生。女孩子短发，男孩子长发，大多穿牛仔裤，薄薄的毛衣，酷酷图案的套头衫，花色运动鞋，耳朵里塞着“沃克曼”的耳机，跟大城市校园里的师生们没什么两样。

我喜欢的油菜地和蚕豆地不见了，大片的梧桐和水衫也不见了，连绵起伏的灰砖灰瓦的平房更是荡然无存，体量极大的红白两色的教学楼东一幢西一幢地矗立着，在淡淡的阳光下，散发出校园里特有的粉笔、纸张、油墨和青春躯体的气味。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我们走了一圈，竟没有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也没有一个人在愣怔片刻之后疾步上前，迟迟疑疑看着我们的眼睛，问一声：是某某某吗？

我们走到东北角新建的带看台的体育场。当年我初中的教室就盖在这里。我的青春之血在那天下午不告而至地涌出之后，我靠在教室外面的山墙上，后背紧贴着墙面，不敢动弹。同学们都在教室里上课，我的语文老师用浓重乡音的普通话领诵毛主席诗词，可是我孤独地站着，盼望自己死掉，好逃避别人的羞辱和嘲笑。

于是他遇上了我。他穿着藏青色中山服，黑色布鞋，胸口的衣兜里别着钢笔，肘弯中夹着书，从办公室的廊下出来，准备回他的宿舍，看见我孤独无助的样子，迟疑一下，改变方向，穿过油菜地小路，向我走过来。

他那时候多么年轻啊。他新婚不久，笑容灿烂，会拉手风琴，黑板上的化学公式总是写得五光十色，像盛开在教室的花朵。他穿过菜地之后，身上沾了金黄色的油菜花粉，带来一股菜花的特别清香。

我们就这样彼此相识了。漫长的时光从这里开始，从我们的脚底下，像春阳晒过之后暖暖的地气，飘摇上升，缭绕和弥漫，见证我们的每一声惊叫，每一声轻叹，每一滴汗水和每一刻绞缠。年轻的男人和更年轻的女人，以为世上有大把的时间能让我们抓在手中，岂不料一转眼故地重游，已经物移人非，天上人间。

在学校附近的饭馆用过一顿简单的便餐后，我们的汽车很快驶离小城，上了新近修通的沿江高速。司机在车前的cd机里放进一张蔡琴的老歌，沉郁的沧桑的曲调在车中轻轻飘散开来。

他的手一直放在胸口的插袋里，小心翼翼捂着什么。我以为他心脏又开始不适，或者胃不舒服。车上了高速之后，他才把手抽出来，摊开，送到我的面前。

汗淋淋冒着热气的掌心中，躺着一朵早发的油菜花，很小，瘦精精的，花瓣还没有完全打开，金黄色的花叶藏在一层浅绿的表皮下，花茎细得可怜，又因为失去水份而绵软无力，但是放在鼻子下面，却分明沁出一股阳光晒过的清香。

青春的气味。少年和故乡的气味。

他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看我，观察我的表情，我脸上流露出的忧伤和欣悦。我把托着油菜花的手放在他手心里。花的香气和精髓穿过我的手背他的手心，在车内静悄悄地弥散，和蔡琴的歌声融合成一种挥之不去的物质。

当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