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一杯白水一样地过下去。每天早晨我七点钟起床，梳洗吃早饭花半个小时，之后出门去学校，早读，上四节课，午饭，下午再上两节课，接下来是活动课（也会突然改成某个老师的辅导课），放学回家，帮爸爸做饭，吃饭，同时观看电视节目，在《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开始时摊开我的作业本，一口气写到九点钟，作业多的时候要拖延到十点，到眼皮撑不起来时，上床睡觉。

我把我的千篇一律的生活写进作文里。爸爸翻看作文本，看到这儿就说：“日子像一杯白水？你还真会形容。那你期待什么样的呢？可乐还是茅台酒？我告诉你呀，可乐太甜，茅台又太辣，还是白水最好，永远是人体最需要的，也永远不会喝腻。”

我简直忍不住要笑。爸爸之前不愿意找一份工作，还不是因为厌恶上班下班的无趣吗？一碰到教育我的问题，他脑子里就有了另外一个标准。大人们很多时候是口是心非的。

他跟他班上的学生渐渐地熟了，叫名字的时候能够对号入座，也说得出他们各自犯了什么事情进少管所，一共要在里面呆多少时间。他批改学生交上来的作文，有时候会感叹他们从前的生存环境太恶劣，有时候愤愤不平地责备是教育害了他们，又有时候觉得有些孩子天性就是邪恶的，他们犯下罪行时没有任何缘由，简直就是莫名其妙。我坐在他的对面，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可以丝毫不差地猜出他落笔在那些作文纸上的分数：眉梢一挑、眼里有光亮愉快地一闪，这是看到好作文了，起码85分以上；揉揉眼睛，或者打一个哈欠，或者牙疼一样地嘬一下嘴角，有一点点百无聊赖，这是最中庸的作文，不好不坏，让他想骂一句什么都骂不出来，基本上是70分，65分；逢到有写得很不怎么样的作文，他反而会活跃起来，眉头扬得高高的，又是摇头，又是拍腿，很惊奇的样子，仿佛在说：“哎呀哎呀，还能够写成这样啊？也不容易哦！他怎么想得出来的呀？”嘴巴里啧啧着，很不落忍地，打上一个不及格的分数。

我记得有一次，他把膝盖顶在桌沿上，头搁在椅背上，椅子往后撑得摇来晃去，他就那么坐摇椅一样地读作文，读到一个犯盗窃罪的孩子文乎文乎形容他们那个团伙的词：“志同道合”，他“噗”地喷出一声大笑，忘了屁股下面摇摇欲坠的椅子，结果“咕咚”地一下，连人带椅子仰翻在地，后脑勺重重在磕在地板上，磕出了一个青枣大的包，搽了很多红花油，弄出一屋子怪怪的味。

还有一次，他一边在阳台上晾衣服，一边手舞足蹈地讲他跟学生们打乒乓球的事。他左手甩着一件湿淋淋的裤头，右手抓着一个绿色的塑料衣架，起劲地跟我比划：“我就这样，球拍这么一勾，那球转得，擦着网飘过去了！还不是直线，先左边，再右边，忽左忽右，绝对的‘蛇行’！那孩子都看傻了，眼睛瞪得像小辣椒，身子这么样侧过去……”他把那个绿色塑料衣架举在手里，摆出奋力挥拍的架势，“啪”地一下子，衣架刮到阳台边，脱了手，绿蜻蜓一样地往下飞。下面忽然响起一阵愤怒的狗吠，原来是一只卷毛狮子狗正在楼下望呆，恰好被天上掉下来的晾衣架砸到了脑袋，惊得跳起来，委委屈屈朝主人告状去。

我爸爸赶快从阳台上缩回脑袋来，竖起一根手指告诉我：“别出声！别承认是我们家的晾衣架！”

我们潜伏在阳台上，从栏杆底边的缝隙里偷着看下边一个卷头发的女人咬牙切齿骂大街，又抱起那条委屈得不行的狗，哄孩子一样地安慰它，笑得腿都软了。

只有一回，我爸爸的表情是严肃的，沉重的，带着痛惜和悲伤的，那是他给我讲述关于张成的案子。他说，这案子张成自己死活都不肯跟他讲，他问了张成同监室的孩子，又问了张成的管教，才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还说，之前从电视上看到《人间》、《在现场》、《广角镜》那样的节目，看到那些贫病交加的生活，那些凄惨无比的人生，总怀疑是节目制作人在煽情，在骗取收视率，听了张成的故事之后，他明白了，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他们身上集中了全人类的苦难，是最最不幸的一个群体。

张成的故事是这样：他出生在苏北农村，家里原本有幸福的六口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和姐姐。他小的时候，爷爷奶奶还能下地干活儿，爸爸妈妈又是壮劳力，家里的日子不算富裕，却是吃穿不愁。他的姐姐大他十岁，大人们忙农事，姐姐像小妈妈一样把他带大，姐弟间的感情，就像他在《骑牛上天堂》里写的那样，好到不能再好。

可是忽然有一天，村里人都丢下田地出门打工了，打工挣回来的钱忽啦啦地盖起楼房了。张成的爸爸妈妈想，别人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凭什么做不到啊？他们也把田地和孩子丢给老人，跟着一个建筑包工头走南闯北做农民工。夫妻俩做不了技术活，在工地上负责做饭，起早带黑地忙。结果呢，祸从天降，从高楼上落下一捆钢材，无巧不巧地砸穿灶房，砸在夫妻二人的头上，两个人当场送了命。

爷爷听到这个消息，急火攻心，得了脑溢血，从此偏瘫。奶奶日夜悲哭，哭烂了眼睛，治疗不及时，视力剧减，成了半盲，走路都要柱拐杖。工地上赔偿的钱，安葬了父母，替爷爷奶奶看病买药，眨眼间一分不剩，还欠下一屁股债务。那年张成十岁，姐姐二十岁。

挣扎着苦熬两年后，姐姐实在支撑不下去了，自己做主把一个瘸腿的会做木工活儿的男人招回家，条件就是要给爷爷奶奶养老送终，要供张成念完中学。那个男人四十岁，又老又丑，好处是有手艺，能够挣到比一般农民更多的钱。

可是姐姐自己也没有想到，结婚三四年，她怎么都生不出孩子来。去看了医生，医生说她先天有病，很难治愈。姐姐的恶运从此开始：男人翻脸不认人，对她非打即骂，严重的一次踢断两根肋骨。在那个男人的眼睛里，不会生育的女人就是废物，骂死了打死了都不必负责。绝望的姐姐几次想死，舍不得爷爷奶奶和未成年的张成，总是在最后一刻选择活着。

有一天，因为照顾瘫爷爷耽搁了做饭，男人又一次对姐姐拳打脚踢。十六岁的张成恰好放学到家，看到姐姐被打，忍无可忍，随手拿起锅台上的菜刀，劈头盖脸地砍向那个男人。总共砍了十二刀，砍得那个男人血肉模糊地在村中狂奔。幸好张成发育不良，瘦，没有力量，十二刀都没有砍在致命处，否则的话，那个男人死了，张成也就活不成了。

我爸爸对我讲述这个悲惨的故事时，一直在下意识地转动着一支墨水笔，看样子心里是非常纠结的。他替张成难过。张成家里遭遇到的一切，超越了爸爸的想像范围，他不光被震动，还有惊悚，他说他都不敢去想张成拿着菜刀砍人的样子。“那得有多大的恨啊！”他喃喃自语地说，“你没见过张成的样子，很文弱的，一点都不像会杀人的人。”

他最后用劲地把墨水笔朝对面的墙壁扔过去。水笔破裂了，黑色的墨水溅出一小片污渍，又像蚯蚓一样沿着墙面往下爬。他看都没往墙上看，咕咚一下子躺到了沙发上，说：“任小小，你知道不知道我很崩溃啊？我好像有点人格分裂哦。”

我仔细一想，就明白了爸爸要说的意思：他在一部分时间里是生活在网络世界里的人，替明星们打理博客，说一些最潮流的话，聊一些时尚的家居服饰，偶尔也调侃一点人和事，总体上说起来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在另一部分时间里，他去少管所当老师，上课，批改作业，跟他的学生们聊家常，聊出那么多黑暗世界的不公平。我的爸爸就惶惑了，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最真实的一面了。

可是，爸爸实在不应该把他的困惑说给我来听，因为我比他的见识还要少。他应该去找爷爷说，爷爷当过局长，肯定能分析和总结出很多的道理来。

遗憾的事情是，爸爸跟爷爷从来都坐不到一块儿去。爸爸不喜欢听爷爷讲道理。爷爷说：“现在的人都是怎么了？开口闭口都是谈赚钱，雷锋精神哪儿去了？”爸爸就回答他：“不为钱你为什么要当官？你敢说你就是为人民服务？”爷爷看完了报纸愤愤不平：“八十岁的老太太倒在地上没有人扶，年轻人真是道德沦丧！”爸爸哼一声鼻子：“你怎么不想想为什么会这样？年轻人的道德是怎么会沦丧的？”爷爷嘱咐我：“任小小你不光要把学习搞好，你还要思想好，要争取当上班干部。”爸爸就狂笑：“什么叫做‘思想好’？思想好就是往上爬，当官要权？”爷爷气得鼻子都往外冒烟，一个劲地骂我爸爸消极，不上进，自甘堕落。

爷爷和爸爸的行为观点这么不合拍，爸爸有困惑不对爷爷说，莫名其妙地把我当听众，也就能够理解了。

我恨我长得不够快，不能够读懂“生活”这本大书，替我爸爸分担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