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你妈妈，孩子。”

“噢……”

警察局长亚德利对我说：“比尔·肯特刚刚告诉我，你决定继续留在基地。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活动房去？”

“什么？”

“我花了他妈一整天想搞清你在哪儿。我找到了这儿，可你又开了小差。孩子，回家来吧。”

“什么——你在我的活动房里吗？”

“当然，保罗。可你不在。”

“嗨，局长，你是在练习爆破音，还是在搞别的什么？”

“当然不是。孩子。”他笑起来。“喂，你听我说——我在为你打扫房间。不用为你再也见不到的房间交租金了。”

“你没有权利——”

“暂时别那么想，孩子。我们也许还会回到这个话题上的。现在，到我办公室来拾你的东西。”

“局长，那里面有政府的财产——”

“是啊，我看见了。我不得不砸坏了一把锁。我们在这儿找到了一支枪、一份官方模样的文件、一些写满规则的怪书和一些……我们在这儿还找到了什么？一副手铐、几套制服和一个叫怀特的人的身份证……你和某个男人一起睡吗？”

辛西娅围着一条浴巾走进来，坐在床上。我对亚德利说：“好吧，你赢了。”

“我们来看看……一盒避孕套、一条考究的比基尼短裤……那是你的还是你男朋友的？”

“局长……”

“你听我说，孩子——你来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会等着你的。”

“你把政府的财产送到宪兵司令的办公室去。中午我到那儿见你。”

“让我考虑一下。”

“就这么办吧。让韦斯和你一块儿去。我想同他谈谈。”

亚德利没有回答，过了好一阵子才说：“你可以在我的办公室同他谈。”

“我会一直等到他在葬礼上出现。我想他会参加的。”

“我知道他会去，但在葬礼上我们不办公事。”

“你们必须办。杀人案发生后，那可是人人都要亮相的地方。”

“你听我说——我会让你同他谈，因为我想看见那个杀人的狗娘养的家伙进监狱。我现在就可以让你知道，事情发生时我儿子在值班，他的同伴可以证明，而且我们有他整夜的无线电寻呼的录音。”

“我相信。从现在起你有权去飞机库了。我想派我的实验室人员前往坎贝尔的住所。”

“是吗？想干什么？你他妈的什么东西都拿走了。我的人甚至得自己带上卫生纸。”

“我中午去见你和韦斯，带上我的东西和政府的财产。”

“别紧张，孩子。”

他挂了电话。我站着把浴巾缠在身上。辛西娅问：“是伯特·亚德利吗？”

“没错。”

“他想要什么？”

“多半想要我这个人。亚德利他们清理了我的活动房子。”我笑起来。“我喜欢这家伙。这些天见的傻瓜大多了。这家伙是个天才，蛮横，令人头疼。”

“明年你也会那样。”

“但愿如此。”我看了看床头柜上的表。“6点10分了，我们还有时间吗？”

她站了起来。“我得把头发弄干。穿上衣服，化化妆——”

“好吧。改天怎么样？”

“当然。”

“我期待着那一时刻的到来。”

“我也是。”她犹豫了一下，说：“你……对这个案子太着迷了。你需要放松一下。”

“你是个敏感而有教养的搭档。”

她走进了洗澡间。我找到了昨天穿的短裤和袜子，穿好了衣服。在检查我的格洛克手枪里是否有撞针和子弹的时候，我在想，不管怎样，到了我该稳定下来的时候了。我再也不需要不时去寻求轻浮的欢快了。

是的，无论今天晚上同辛西娅发生了什么都会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混乱的局面中也该出现点好的迹象了——

第二十一章

贝萨尼山原是哈德雷堡震颤派1教徒的山庄，地方相当小而且也未经好好整修。面积有六十多公顷，长满橡树、白桦、枫树和其他高大、茂盛的树木，而矮小的南方松树却很少。贝萨尼山有时被称做上校居住区，可能在社会地位上比米德兰相同的地区更加优越些。

1从英国公谊会分出的美国基督教新教派别之一，因在宗教仪式上浑身颤动，故得此名。

贝萨尼山的唯一缺点是离步枪射击场太近。第1射击场就在山南大约5英里处。夜间射击训练时，南风一吹，山上就可以听见枪声。但有些旧式步枪的声音轻柔得就像一支催眠曲。

辛西娅穿着一件绿色真丝上衣、一条棕黄色裙子，很可能还换了干净的内衣。我对她说：“今天早晨你真漂亮。”

“谢谢，你那套蓝西服我还得看多久？”

“把它看成是这星期的工作服好了。”我又说：“你化的妆没把眼下的黑圈盖住，眼睛充血，眼皮也肿了。”

“我只要晚上好好睡一觉就会好些。可你得盼着生日早点到来，好换下你那套蓝工作服。”

“今天早晨你的脾气不太好呀。”

“是的，对不起。”她把手放在我膝盖上，说，“这里没有更好的气氛来发展我们的友谊。”

“对，但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

我们找到了福勒上校住的那幢房子。这是一幢面积大小很合适的砖结构住房。门、窗框和窗板都是绿色的。一辆福特轿车和一辆切诺基吉普停在车道上。对于高级军官来说，美国产的车不时髦，但也不算坏。

我们把车停在街上，下了车继续向前走。7点多钟山上依然很凉，然而火辣辣的太阳已经斜斜地射进了树下低矮的灌木丛。这是夏季里一个平常的早晨。我敲了敲那扇绿色的门。

一个穿着漂亮夏装、迷人的黑人女子开了门，勉强笑了笑。还没等我们自我介绍，她便说：“噢……是森希尔女士和布伦纳先生，对吧？”

“是的，夫人。”我愿意原谅她先认出了年轻低级别准尉的过失。一般非军人，有时甚至连上校的夫人都会弄错。

我们尴尬地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她才将我们领进去，来到了中央大厅里。

辛西娅对她说：“您的家真漂亮。”

“谢谢。”

辛西娅问道：“您很了解坎贝尔上尉吗？”

“噢……不……不太了解。”

这可是个奇怪的回答。我是说，坎贝尔将军副官的妻子怎么会不了解坎贝尔将军的女儿？显然福勒夫人有些心烦意乱。她忘了讲究社交礼仪应该是上校夫人的第二本性。我问她：“悲剧发生后您见过坎贝尔夫人吗？”

“坎贝尔夫人吗？没有……我已经……太烦心了……”

但是总不至于像受害者的妈妈那样悲痛欲绝吧。她早就应该打一个电话表示同情和慰问了吧。

我正要问另一个问题，就看到了我们要见的福勒上校。他正坐在装有帘子的门廓里打电话。他已经穿好军装，衬衣的纽扣也扣好了，领带打得很得体，外衣被搭在椅背上。他示意我们坐在他对面小桌旁的柳条椅里。我们坐了下来。

在美国，也许最后保留着传统的社会风俗、等级、责任心和必要礼节的就是军队了。你不明白的话，有一本专为军官准备的长达600页的书，里面讲述了生活目的和生活方式。所以有些事情一旦超出正常的规律，你就觉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福勒夫人说了声“请原谅”就走开了。福勒上校正在听电话。他说：“我明白，先生。我会告诉他们。”他挂了电话，看着我们说：“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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