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尔看着我：“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拒绝同这个女人谈话。”

我告诉他：“直到我们宣读了你作为被告的权利，你才能享受第5修正案的保护。我现在还没打算这么做。我知道这是令人难堪的。我们现在先不谈这个问题，我向你保证，森希尔女士会尽量注意提问的措词，以免你产生反感。”

穆尔看到保持这种道义上的义愤没有什么好处，便点了点头，坐回椅子里。他的态度告诉我：“你们俩都不值一提。滚开。”

辛西娅控制住了自己，用一种缓和的口气问他：“到什么时候安才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比分拉平了呢？”

穆尔既没有看辛西娅也没有看我，而是用一种没有感情的、职业性的语气回答：“可惜，只有她自己知道。她显然并不满意自己对他所做的一切报复。问题的一半出在坎贝尔将军身上。”穆尔笑了，实际上他是在冷笑。他说：“他是个不允许别人有损于他的将军，更不必说让他挨打或投降了。就我所知，用军事比喻来说，在战场上他从未请求过停火，也从未请求过和谈。显然，他觉得自己对安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她的行为抵消了。”

“换句话说，”辛西娅说，“他们父女都很固执而不去谈判。将军也从未因他起初的背叛道过歉。”

“嗯，他是道过歉，但是你可以想象出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的会是什么样的道歉。”

辛西娅说：“两个人之间的争斗伤害了如此多的无辜者，真是太糟糕了。”

穆尔回答说：“这就是生活，这就是战争。什么时候有过改变吗？”话里带着某些令人吃惊的敏锐的洞察力。

的确如此，或者，像柏拉图说的：“只有死亡看到了战争的结束。”

辛西娅问穆尔上校：“谋杀发生的那天早晨，当你离开家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安·坎贝尔的车不在她的房前？”

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许注意到了，但只是下意识地。”

“你一般不去注意她的车吗？”

“不。”

“你甚至不知道你这个下属、邻居和朋友是否是在家里还是在去办公的路上。”

“嗯，我想多数早晨我是知道的。”

“你曾经与她合乘过车吗？”

“有时。”

“你知道那天早晨坎贝尔上尉有同她父母共进早餐的约定吗？”

“不……嗯，是的，经你一提，我想起来了，她是告诉过我这事。”

“这次早餐聚会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

“坎贝尔家的人经常聚在一起享受这种天伦之乐吗？”

“我想不。”

辛西娅说：“我的理解是，关于安的行为，将军向她发出了最后通牒，并且安·坎贝尔要在那天早晨对此做出答复，对吗？”

我们第一次看见穆尔上校显出不自在的样子，他也许在想我们了解了多少，是从谁那儿了解到的。

“对吗？”辛西娅又问。

“我……她告诉过我，她父亲想解决这个问题。”

辛西娅又激动起来，很尖锐地说：“上校，关于这一切，她告诉了你还是没告诉你？她用了还是没用‘最后通牒’、‘军事法庭’、‘常规治疗’和‘从军队中辞职’这样的词语，她是否完全信任你，她是否征求过你的建议？”

很显然，穆尔上校因为辛西娅的语调又生气了，还因为这一特别问题给搞得很不自在，这个问题可能触到了他所害怕的什么事情。他一定认定我们不可能掌握足以击败他的证据，所以他说：“我已经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你们。她从未对我讲过她的打算，也从未征求过我的建议。我告诉你们，作为她的治疗医生，我尽量少提问题，只是在她要我出主意的时候我才说话。”

辛西娅回答说：“我不相信同一个认识了6年的女人在一起的男人有那么强的自制力。”

“因为你不懂得治疗，森希尔女士。关于安的事业、工作，我当然提过建议，甚至还提过关于住处、度假等个人问题的建议。但是关于她家庭的问题只在治疗期间谈论过——这些都是分开讨论的，从没同工作和演讲时间混在一起。我们绝对理解这一点并且从未背离过它。比方说，医生不喜欢他的病人在高尔夫球场上请他诊断，律师也不乐意在酒吧里搞法律咨询。精神健康的工作者也不例外。”

辛西娅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上校。我知道你已经想过这些问题。我猜测，死者从没有机会安排一个正式的时间同你谈这个最后通牒和最后期限的问题，对吧？”

“对，没有。”

“所以，这些年以来，这件令人头痛、悲伤和愤怒的事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却因你们中的一个人或者你们俩都太忙而没有谈及。”

“是安·坎贝尔不同我谈。不过，我们决定在她同她父亲谈过后再谈。实际上，我们打算昨天下午谈。”

辛西娅说：“我不相信你的话，上校。我想将军的最后通牒同她所发生的事之间有联系，而你知道这种联系是什么。”

穆尔上校站了起来。“我不是个说谎者。”

辛西娅也站了起来。他们都盯着对方。辛西娅说：“我们已经知道你是个说谎者。”

这是真的。我们知道在第6步枪射击场，穆尔同安·坎贝尔在一起。我认为穆尔现在已意识到我们了解了这一点。现在我们已无法逃脱攻击一个上校的罪责了。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越过门槛半步，这已经够远的了。我也站了起来。“谢谢你给我们时间交谈，上校。不要在肯特面前抱怨我们，一次全面的抱怨至少可以维持一星期左右。”我又说：“我在你门口派了一个宪兵站岗，长官。如果你试图粉碎任何文件或者将任何东西从这儿带出去，你将会被监禁在基地。”

这爱伙现在颤抖起来，但我说不出他是因为害怕还是愤怒，这我并不感兴趣。他说：“我将正式指控你们俩。”

“如果我是你，我绝不会这样做。我们是你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免于上绞索的——或者免于被枪毙的希望。我得去查一下有关规定。我没有办过很多这样的案子，所以不知道他们对杀人犯是施绞刑还是枪毙。但不管怎样，不要朝我发火。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祝你愉快，上校。”

我们走了，留下他一个人站在那儿，仔细考虑着他的选择，当然不包括对我发火——

第二十三章

辛西娅把车停在宪兵司令部的停车场，离我的追光牌汽车还有一段距离。当我们走向宪兵大楼的时候，我们看见3辆新闻采访车和一群记者站在大楼外面。他们看见我们走过来，便像一群蝗虫一样向我们扑过来，一定是我们的形象符合某人对侦探的描述。正像我说的，哈德雷堡是个开放的基地，所以你不能拒绝那些纳税公民进来，在正常情况下，你也不想拒绝，但今天我不需要采访。

第一个记者来到我们面前。他是个穿着讲究的年轻人，头发紧贴在头皮上。他手里拿着麦克风，他周围黑压压的人们都拿着笔和纸。我看到摄像机对准了我们。那个头发贴着头皮的人问我：“你是布伦纳准尉吗？”然后把麦克风放到我的鼻子下面。

“不，先生，”我回答，“我是到这儿来修可口可乐机的。”我们继续走着，不过在我们继续向正门走去的时候，这些人像一个巨大的云团一直包裹着我们。问题仍不断地从这个云团里抛出来，一直到我们最后走上宪兵大楼的台阶，那儿有两个持m16步枪的高大的宪兵在站岗。我爬上台阶，转向这些不能再往前走的记者，说：“早上好。”

记者群静了下来。现在我看见3台电视摄像机和大约12架照相机在不停地拍照。我说：“安·坎贝尔上尉的死亡调查还在进行中。我们有几条线索，但没有嫌疑犯。不过哈德雷堡所有的有关部门，军队犯罪调查处，还有地方警察都联合起来了，我们正为此案密切合作。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计划开一次新闻发布会。”这些都是骗他们的。

轰然一声！问题像狂潮决了堤一样涌了出来。我只能听清几个问题：“她不也是被强奸的吗？”“发现她时她是赤裸着被捆着吗？”“她是被勒死的吗？”“你认为是谁干的？”“这是这儿一周之内的第二起强奸案吗？”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你盘问过她的男朋友，警察局长的儿子吗？”等等等等。

我回答说：“你们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得到答复。”

辛西娅和我走进大楼，迎面碰上肯特上校，他一副很不高兴，而且十分焦虑的样子。他说：“我无法让他们离开。”

“是的，你无法做到。这正是这个国家令我喜爱之处。”

“我不喜欢这样。”他问我：“有新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