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应拣他想听的话说给他听。

肯特竭力忍住眼泪，竭力装出愤怒的样子。他大声喊叫：“她死有余辜！她是个***，是个十足的娼妇。她毁了我的生活，毁了我的婚姻……”

“我知道。但是现在你必须纠正一切，为了军队，为了你的家庭，为了坎贝尔一家，也为了你自己。”

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我知道，他宁愿死也不愿在我、辛西娅和考尔·塞夫尔面前哭泣。考尔正在机库的另一头看着我们。肯特费了好大劲才说出这几个字：“我无法纠正，我再也无法纠正了。”

“不，你能。你知道你能，你也知道该怎样去做。不要跟事实作对，不要给你自己，也不要给任何人抹黑。这就是你现在所能做的一切。你只要做你该做的，做一位军官和一位绅士应该做的事。”。

肯特慢慢站起来，用手擦擦眼睛和鼻子。

我说：“请把你的武器给我。”

他看着我的眼睛：“保罗，别用手铐。”

“对不起，我必须用。这是规定。”

“不管怎么说，我是军官！你要我像个军官，就得先把我当个军官看待。”

“首先要像个军官。”我对考尔喊道：“给我拿副手铐来。”

肯特把那支38口径的警用手枪从枪套中拔出，喊道：“行了！行了！看看这个吧！”他把手枪抵在自己的右太阳穴上，扣动了扳机——

第三十七章

人类的眼睛能分辨十五六种不同浓淡的灰色，电脑图像处理机在分析指纹时，能分辨256种不同深浅的灰色，真是奇妙无比。然而，更奇妙的还有人类的心脏、大脑和灵魂，它们能分辨无数种感情的、心理的、道德的细微差别。从最阴暗可怕的，到最纯洁可爱的。这个“光谱”的两个极端，我从未见过，但处于两极之间的，我见过不少。

事实上，人在性情方面与变色龙在颜色方面一样反复多变。

哈德雷堡这儿的人与我过去在其他许多地方任职时见到的人一样，并不比他们更美丽或更丑陋。但是，安坎贝尔无疑很不一般。假设我在她生前见到她，假设我受命来调查发生在哈德雷堡这里的事情，我努力想象自己会如何与她交谈。我想，我会认识到我面对的不只是一个简简单单勾引男人的女人，而是一个特别坚强，但却身不由己的鲜明个性。我也想到，我可能会告诉她，无论怎样去伤害别人，都不会使自己变得坚强，而只会给每一个人增加痛苦。

我想我不至于会像比尔·肯特那样不能自拔，但也不敢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此，我不想对肯特进行评判。肯特自己评判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变成了什么模样，发现自己洁净有序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另一个自我。他恐惧万分，一枪彻底了结了自己。

飞机库里现在挤满了宪兵、联邦调查局人员和医务人员，还有那些滞留在哈德雷堡的司法人员。他们原以为这儿已没事可干了。

我对考尔·塞夫尔说：“尸体处理完之后，将地毯和家具打扫干净，然后把安所有的家当都打包给坎贝尔夫妇托运到密歇根去。他们会需要女儿的东西的。”

“好。”他又说：“我不想说肯特什么，不过，除了我之外，他给每个人都省去了许多麻烦。”

“他是个好样的军人。”

我转身，走到机库的尽头，经过一个联邦调查局人员的身旁。他试图引起我的注意，但我假装没看见，径直出门来到外面的太阳底下。

卡尔和辛西娅站在一辆救护车旁谈着话。我从他们身旁走过，直往我的追光牌汽车走去。卡尔赶上我，对我说：“对这个结局，我不能说感到满意。”

我没答理他。

他又说：“辛西娅好像认为你当时知道他要那么做。”

“卡尔，出了偏差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没人怪你。”

“听上去似乎是那么回事。”

“可是，你也许能预料到，你可以把他的枪——”

“上校，老实跟你说，我不仅预料到了，而且还鼓励他这么做。我彻底地摧毁了他的自尊。这一点，她知道，你也知道。”

卡尔不承认，因为这不是他想听到或想知道的。虽然守则中没有这样一条，但是事实上，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军队中，给一个玷辱了自己尊严的军官提供机会、鼓励他勇敢自杀的做法历来都是受人称道的光荣传统。但这种做法在我们这儿一直不受欢迎，在别处现在也逐渐不再流行了。然后，这种观点渗透到了每个军官的潜意识之中。如果让我选择，一方面是军事法庭审判我强奸、谋杀和性犯罪，另一方面是只要拿起那支38口径的手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自己，那我可能会选择后一种简便方法。但我无法想象自己处于比尔·肯特那样的境地。话说回来，比尔·肯特在几个月前也想象不到自己会这样结束自己的一生。

卡尔在说着什么，但我没注意听。最后，我听到他说：“辛西娅很难受，她的身子还在抖个不停。”

“这职业就是这样。”事实上，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在你面前让自己的脑袋开花的。肯特应该要求离开一会儿，然后到男厕所去采取行功。可他打碎了自己的脑壳，让脑浆、头骨和血水溅得四处都是。辛西娅的脸上也溅到了一些。我对卡尔说：“我在越南曾被溅了一身。”其实，有一次是一个脑袋砸了我的头。我又说了句颇有帮助的话：“用肥皂洗洗就干净了。”

卡尔一脸怒气，厉声责备我：“布伦纳先生，这一点儿也不滑稽。”

“我可以走了吗？”

“请吧。”

我转过身，打开车门，然后对卡尔说：“请转告森希尔女士，她丈夫今天早上打电话来，让她给他回电话。”我钻进我的车，发动了起来，离开了这儿。

不到15分钟，我就回到了军官招待所。我脱下礼服，发现衬衫上有一块血渍。我脱下衣服，洗了洗脸和手，换上运动裤，然后把辛西娅摆放出来的物品收起来。我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房间，把行李拿到楼下。

我结了账，付了一笔不多的服务费，但因为我在墙上涂画的那幅图，我得在损坏认赔单上签名，日后再找我支付赔偿费。我真爱军队。内务值班军士帮我把包放进车里。他问我：“你把案子解决了？”

“是的。”

“谁干的？”

“大家干的。”我把最后一个包扔在车后座上，关上后门，坐进驾驶座。值班军士问我：“森希尔女士也要结账吗？”

“不知道。”

“要不要留一个邮件转寄地址？”

“不用。没人知道我来这里，只是短期逗留。”我发动汽车，穿过基地中心，往北到了宪兵队大门，出了门驶上维多利街。

我开车经过安·坎贝尔的住处，然后来到州际公路，上了一条往北去的车道。我在磁带舱放上一盘威利·纳尔逊的盒带，舒服地靠着椅背，往前开去。天亮前我就能赶到弗吉尼亚，还能赶上早班军用飞机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机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只要离开美国大陆就行。

我的军人生涯已结束，这无所谓。这件事，在我去哈德雷堡之前就知道了。我没有后悔，没有犹豫，没有抱怨。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没有什么可以奉献了，或者成了多余的人，那我们就离开；或者，如果我们愚钝了，人家就会请我们离开。这不必伤心。最重要的是使命，每个人和每件事都服从于使命。手册中就是这么写的。

也许在走之前，我该跟辛西娅说几句话，但是这对谁也不会有好处。军人的生活是瞬息多变的，经常来去匆匆。种种关系，无论有多么亲密，无论有多么热烈，都不过是暂时的。人们通常不说“再见”，而说“路上见”或者“以后见”。

不过，这一回，我是一去不复返了。一方面，我感到选择这个时候离开军队对我正合适。我应该放下刀枪，脱下戎装了。这些东西在我身上有点荒废了，更不用说沉重了。我是在残酷的战争中入伍的。那时，军队忙于在亚洲进行大规模的陆战。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远远超过了国家的两年义务服役期，在军中已风风雨雨度过了漫长的20年。20年来，这个国家，这个世界都翻天覆地了。军队现在忙着送你走：“谢谢你付出的一切，干得很好，我们赢了，走的时候请把灯熄掉。”

很好。就是这么回事。这不会是一场永不结束的战争，虽然有时候看似如此；这也不是为了给在其他方面没有前途的人提供就业机会，虽然有时候也确实如此。

在世界和全国各地的军事基地，美国国旗将不再高高飘扬。战斗部队将要解散，他们的战旗与刀枪要一起入库。也许有一天，布鲁塞尔的北约总部也要关闭。确实，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说真的，我很高兴看到新时代的到来，更高兴的是，我不必与它打交道。

我们这一代人，我想，深深地打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烙印。过去的那些事件对当今的现实不再有什么意义，也许，我们的价值观对当今现实也不再有什么意义。因此，正如辛西娅曾对我暗示过的，即使我们的确还有不少战斗力，也已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了，就像过去的骑兵队伍一样。干得不错，谢谢。拿一半薪水，祝你好运。

20年，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曾有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如果让我重新选择，我会依然像我曾经生活过的那样去生活。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经历。

威利正在唱《我心中的佐治亚》。我换了盘巴迪·霍利的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