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子的挣扎正是人类的挣扎。当然，这种挣扎一点不痛苦，用不着担心。不挣扎就没意思了。

显然，人类对人性的态度是矛盾的，既甘为奴婢又想反抗，既高度服帖又不愿放纵，既想不作为又想大有作为，总是“阶段性需要”。像鞋带一会儿盼紧一会儿盼松，被压制久了，便要反抗，便向往绝对自由；待松弛得一塌糊涂，自由得没了边，又怀念起礼数和旧章程。这是一场难分伯仲的拉锯，又总矫枉过正，很少能在均衡点上停留。比如20世纪初新文化麾下“解放人性”“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不仅流行起无政府主义，连张竞生这样的“性博士”都很迷人，在每个领域，政治、文化、习俗、生理，绝对自由观都大有人缘和号召力，都让听众热血沸腾。过了百年，忽又兴起了“儒家热”“国学热”“禅机热”（相伴还有“中医热”“养生热”），这不是偶然的，大家似乎猛然意识到，“克己复礼”自有其深意：己代表的是纯婴儿天性，即私欲和冲动，如今不正是私欲混战的年代吗？而复礼就是规划集体人格、完善社会伦理，就是对秩序和格局的吁求。尤其当人们痛感人心不古、礼崩乐坏时，当道德、情感、信仰遭遇大危机时，最渴望的就是不折腾，就是宁静感、回归感和复位感。再比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文革”、法国“红五月”、美国的“性解放”轰然而鸣，抛开政治动员令不讲，在这些狂飙运动中，暴力本能、破坏欲、性宣泄、无政府快感——人性的天然能量都从潘朵拉盒子里越狱成功，政治和身体一起手舞足蹈，昏天黑地。而在其背后，都有“人性大解放”（把本能当正义，把人性当神性）的强大逻辑在支持，否则是没底气的。所谓“斗争”“革命”“批判”“造反”，有时也是一种***，或叫政治***。

这样的循环能避免吗？难，也无必要。就像潮汐、洋流、台风，如何避？人能做的，就是风潮来时，降低它的社会损耗和破坏力。但该发生的终要发生，凡事物都有周期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社会变迁如此，人性风尚如此，思想运动如此，皆为候鸟式的来去。比如有时我们更需要鲁迅，有时更需要胡适，有时觉得他们真该好好打一架，有时又觉打不到一块去。无论他们是敌是友还是陌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和自己打架。我们在成长，时代在变化，我们的敌人在变，对立面在变，都是移动靶，是游击战。

再兜回人性吧。

对人性的表达，我觉得也有两种：体内表达和体外表达。

体内表达即我们的欲望隐私，这根本用不着语言表达，让身体自行表达就够了，它想分泌什么就分泌什么。体外表达，就像一个人出门前要穿戴好，照照镜子，像我坐在这儿说的所有话，都属思量之后的发言，是一个负责的发言。人性的体外表达，并非对人性本身负责，而是对人性的交流负责，对暗暗追求的“真理”负责。其实，表达有时候很虚伪，并非你清醒地选择了虚伪，而是每个言说者都情不自禁美化自己的智力，都追求话语成绩和服人的效果，都忍不住向“真理”献媚！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有些“学术”显得不学无术，很多煞有介事的争鸣、商榷和研讨，意义多在于仪式，讨论之事多莫须有，属词语之争，没有核，为言说而言说，为蹊径而蹊径，为论文和职称而忙活，很多教授天天干这个。

比如，你要是问我“人性是善还是恶”，我怎么回答？这是个伪问题，没法说，不知怎么说才真实，不知说多久才完整。正应了鲁迅的表白：“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说到这儿，你可能会反驳，古代圣贤不是就人性说过许多吗？是，只有天真时代的人才敢说，而且我承认，迄今为止，最优秀的话都是古人说的，比如孔孟墨庄诸子百家，都捐献了一笔诠释不尽的话语资源，精神上看去也是一望无际、蔚为大观。为什么？因为说得简、说得少、说得隐晦而曲折，有弹性有张力有潜力，一句顶一万句，任后人各取所需、各尽其用，全看你的生产力了。与其说那是真知，不如说是天书、仙书。后人是丧失了这种天赋的，只能高山仰止。

人性的内涵没法说，人性的外延和衍生话题倒可以说，也有的说。像我前面说的一堆，都是。若你非要问，我只能说抓阄吧，就像大学生辩论赛，抓到哪个就辩护哪个，没有立场只有屁股，靠辩论本身生成意义，演练口才和逻辑。所以，我的建议是，别把人性当学问和课题，把它当生活、当素材就可以了。别把它搞成政治、科学和硬道理，它面对的应是文学和艺术，是一些更有机、更活泼的表现方式。所以，你后面接的那个问题是对的，你打量文学中的人性，取的是它的外延部分。

前面我说人对人性有周期性诉求，一会儿想绝对解放它，一会儿又怀念礼法和规制，忽冷忽热，阴晴变幻。我觉得，中国现当代文学很顺拐地照应了这种气候：像当年郁达夫、张爱玲等人的，穆丹的诗，《青春之歌》《雷雨》等“进步文学”，都及时对应了新文化新政治下人性对“解放”的饥渴和迷茫的骚动。最明显的例子要属七八十年代，当年的地下文学、手抄本文学，甚至像《曼娜回忆录》这种生理手抄本，都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人性反弹。“文革”结束后，人们从习惯了迷信和献身到开始说“我不相信”，在一堆伤痕文学背后，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贤亮的人性，其《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用一种很悲壮的方式把中国人沉寂了几十年的肉欲重捡了回来，我觉得很了不起，有女娲补天之感，且没有假气。但中国当代文学少有专注的时候，也许为了补课和倒时差吧，接下来有点眼花缭乱了，但核心是大解放。再一个叛逆是王朔，改革带来的新理想、新浪漫和新崇高还立足未稳，王朔的“顽主”价值观即呈扫荡之势，收买了人心和市场，有人说这是典型的人性化胜利，我觉得不是，是“人性气候综合症”给的机会，是崇高后遗症和消极人性的扩张。当“崇高”统治太久和“伪崇高”泛滥成灾，人就开始搜索人性中消极和负面的东西——甚至对露骨的私欲和粗鲁的邪恶也倍觉亲切，它们由于逼真、久违和陌生而让人敬畏，这时候，流氓都可能成偶像。黑格尔有句名言：“当你说人性是善时，你说出了一种伟大思想；但当你说出人性是恶时，你说出了一种更伟大的思想。”这话非常有力量，但仅仅有力量而已，与真理无关，它代表了黑格尔的阶段意向和时代症状，属选择性发言。王朔也难逃“气候”的周期，几年下来，加上跟风者繁殖的空气，人们受不了那种“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空虚、那种残酷的人性“真实”，人们必须逃走，投奔一些闪闪发光的东西，一些温暖积极的东西，于是连汪国真的甜点都被抢去果腹了。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每一波时尚，都是人性轮回的周期产物。人总试图表达人性，可最终表达的都是文化气候调控的人性，是政治季节熏染的人性，是自己选择或时代替你选择的人性。另外，我觉得在人性描绘上，中国文学“秀”的成分太多，刻意迎合“时尚”的东西太多，定力不够，坦白的勇气不够，像雨果《悲惨世界》、卢梭《忏悔录》里的人性，像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的人性，都在表达一种复杂的纠结和深刻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它表达的人性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复合的、动荡的，但同时又显示了人性的救赎和积极。我非常重视并热爱这种积极，我认为文学和艺术的最高使命就是不让人绝望，这正是我喜爱加缪大于萨特、热爱尼采胜过凡·高的原因……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不单是刻画人性的成绩，更在于它帮助人性的愿望。它并不是要改造体内的人性，而是要帮助体外的人性！

总之，我认为“体内人性”属不动产，不好也不坏，有好也有坏。人和人的区别，不在于想的不同，而在于做的不同。一个好的时代，激发的通常是人性中健康而积极的元素，而坏的时代刚好相反。“文革”即最典型的例子，一个通俗意义的好人遇到那种气候，也会摇身一变，面目狰狞，就像近来被抖落出的名人劣迹，一些著名的“历史受害者”，如今都被怀疑或证实有过人性的不光彩。其实很正常，若把我们投进那个时代容器里，未必不会从蝴蝶变成蟑螂。

汶川地震那几个月，灾难和痛苦让人性喷射出了最明亮的岩浆，那种全民一致的慷慨、善良、英勇、无私……呈现出一个完美的生存共同体特征，连犯罪率都大幅降低。可不久之后呢？该贪污还是贪污，该腐败还是腐败，该计较还是计较，怒目相向、睚眦必报，一如既往……一点没变，原路返回。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打扫得干干净净。

7、历史：近处失明和远视症

问：我在2009年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对历史的解释，“历史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谈谈您对历史的理解。还有，您觉得历史对当代有什么用处？

答：自然史，先放一放。

按我的理解，历史就是我们的集体身世和生存记忆，它回答“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一问题。我看身边的年轻人，发现他们很少或从来不关心历史，我很遗憾，就告诉说：一个人必须读点历史，你不能只生活在当代截面上，否则你就不立体，没有“根”，精神上很薄，薄薄一层纸。这些孩子都20多岁，一睁眼即上世纪90年代了，在他们的印象里，生活和世界从来都是这样的，一直如此且天经地义，唯一变化就是每年流行的东西不一样。当你告诉他30年前穿喇叭裤、唱邓丽君的歌、听国外电台弄不好会坐牢时，他大睁着眼以为你开玩笑……重大的时代拐点、社会变局、思潮争鸣，他们都没遇上，一路直行，没有跌宕和起伏，连个岔口都没有，甚至以为父母也这么过来的，只是更穷、更土一点，没有肯德基和麦当劳罢了。所以我就说：不要只活在当代截面上，不要老跟着时尚和流行走，要知道你的身世，个人和民族都要有身世感，一个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清楚自己是谁、将来会怎样。

现代医学在辅助诊断上越来越注重基因，过去也重视，但用的是另一个词——“家族病史”，人得什么病，很大程度上是基因悄悄决定的。那么，从人类生存来讲，历史就相当于基因图谱。今天的生存格局从何而来？今天的政治习性、文化人格和价值观，从何而来？就是从基因谱系里来。90年代一定是从80年代来的，80年代一定是从70年代来的。张志新在70年代因讲真话被割喉管，同样的话在80年代就无性命之忧了，或许会有警告或处分，而再往后，可能这些也没了。所以今天的父母用不着再叮嘱孩子“不要在日记里乱讲话”了。这就是进步，但进步是有成本的，若不牢记和珍惜成本，那利息就不可靠，不定哪天就缩水，大家又变回穷光蛋。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是这样，前人付出成本，后世享受利息。我们认为好的社会现况，每一点文明进步，都不是天上掉的馅饼，而是利息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感谢那些成本，要缅怀那些在成本中牺牲的人，比如当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青年在广州街头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后遇殴身亡），它以最极致和惨烈的方式刺激了舆论，唤醒了法的良知和制度纠错，《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由此被废除。它潜在地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至少你今天走在大街上，不会因没带身份证而被羁押。

不了解历史，即等于不清楚“成本”。犹如一个人花着钱却不知钱怎么来的，以为自己天生就有钱、就该有钱似的，这不是败家子吗？如此下去，离身无分文即不远了。所以，要了解历史，就像坐在一列车上，要清楚自己哪儿上的车、上一站是什么。不知上一站，就不知下一站。

历史关乎成本，关乎记忆，更关乎身份。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是拿不到生命身份证的。还有，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时”，很大程度上，它可能还保留着“现在时”和“进行时”的姿态，比如几十年前的“极左”“大批判”“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精神污染”，真的被连根拔起，不再打扰今天了吗？它往往一只脚留在过去，一只脚踩住当下。它只是新闻意义上的史，并非意识形态的史。

所有当下，都是历史分娩的，身体里住着历史的血脉、基因和染色体。当我们以为与某段历史永别时，它又冷不丁拦在了前面，顶多换个面具。尤其于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不彻底、文化积习太深、体制更新太慢的环境，很多事都会一遍遍地来、改编后重演或排续集。所以有人说：鲁迅不被遗忘是民族的悲哀。是啊，曾有那么一阵，觉得鲁迅过时了，可又过了一阵，发现鲁迅还站在前面，老人的话一点不老，他依然伟大，像个时代先锋。

我这些年做媒体有个感受：很多“新闻”都似曾相识，仔细一看，本质上都是旧闻——旧闻的内核和逻辑，除人物地点和相关数字变一下，事件性质、发生原理、进程和结局都大同小异，馅还是那个包了多年的馅。不说别的，单就一个矿难，别说做媒体的，哪个中国人还好意思把它当新闻？都一个模子出来的。谁铸了那个模子？谁有粉碎模子的决心和力量？

中国的问题往往就是模子问题。

问：我采访一个电影评论家时，他说真实的历史是相对的，历史往往由胜利者来写，如果这段历史对胜利者有利，往往会写得很清晰，反之往往很模糊。您怎么看？

答：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他国也有，程度不同），越远的搞得越清楚（越被允许且鼓励搞清楚），越近的反而越糊涂。你问现在的孩子80年代发生了什么、70年代发生了什么、“文革”怎么回事、“反右”怎么回事、胡风是谁，他不知道。再问他“延安整风”怎么回事、“土改”怎么回事、瞿秋白和陈独秀怎么回事，更摇头。但你若问他明清宋唐的事儿、三国乃至秦汉的事儿，他或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就像《百家讲坛》那些陈谷烂麻的事，你怎么忽悠都成。清朝人未必知道清朝那些事，明朝人未必知道明朝那些事，而那些事，今天的专家和孩子都门儿清。

我觉得这和权力对历史书写的极度重视有关。长期以来，历史一直是权力历史，权力亲自写，写的也是权力，即政治编年史。像古代，自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后，只能写隔代史了，本朝的事不许说，想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你得冲前朝和上世去。为何这么做？显然，这涉及一个大利害：权力合法性！这是权力最敏感和担心的东西。所以就出现了“近处失明”现象，或叫“灯下黑”“远视症”。越近的历史，越是一笔糊涂账，越愿意做成糊涂账。于史学家来说，是一种选择性失明。《百家讲坛》是这路数，古装影视剧也这路数。

在历史一事上，公众最担心什么？是被欺骗、被蒙蔽。所以从古到今，人们都把“真相”当成历史的最高价值标准。尤其中国人，“被失明”“被聋哑”得太深太久了，该诉求更强烈。凡冠以“内幕”“秘闻”的书，无论真假优劣，都畅销。

问：我采访的一位哲学家是这样理解历史的：一个国家、民族，如果没有历史的记忆，也不会有行动和辨别方向的能力，相反，若对于过去的记忆太仔细、太琐碎，同样也会使我们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