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我觉得前半句很对。历史关乎记忆，更关乎身份、坐标和走向。拒绝遗忘，做一个有记忆和身世感的人，非常非常重要。它打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否则我们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代，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视野里只有树叶、不见森林，只滞留在当代截面上，像时间的弃儿，像个白痴，也确有沦为白痴的危险。这是很可怜、很危险的。

而他的后半句，我认为是个假说，或者说反应过度。现在的历史是粗糙得要命，不存在太仔细引发的问题。

由于正史一直为权力掌控，禁区和天窗太多，所以，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江湖野志、鬼怪才开始汹涌。通常提历史，我们马上想到史书，其实应加上民间所有的竹简和纸片才够。古人比今人有才情，有着旺盛而诡异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是被“文字狱”给逼的，都使劲往旮旯里走，就有了极致。没这种逼迫，说不定没有《聊斋》《西游记》《红楼梦》。

如今，在记录和还原历史上，无论内容还是手段、工具都大大丰富了。

内容上，除了对官方档案一如既往的窥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民间纪事、个体记忆的珍贵和重要，这是对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斗争史、制度史，还是生活史、文化史、民俗史和心灵史。传统史书多用断代，以朝代和权力周期为单元，基本属政治编年史，这种史学价值观，政治资源比例过大，尤其用在教育上，我觉得值得商榷，它会让孩子的政治思维和权力性格过度发育，应有别的思路和线索加入进来，比如文化、自然、经济、民生、习俗、艺术等视角。我一直有个观点：政治功能太突出的时代，绝不是个好时代。我不希望未来社会仍由坚硬的政治来主导和引领，更不希望未来的孩子过分倚重政治、仰望政治，他们应有天真一点的生活理想和日常内容。政治是天真的最大敌人，中国人的政治肌肉已过于发达，斗争哲学严重过剩，消耗了这个民族太大的体力，浪费了太多感情和心智。当然，我指的不是现在这一代孩子，他们的任务其实很重，因为昨天的历史还没结束，要搬开和移走的东西还很多，过早和过度的天真反而无法实现天真。

除了内容开始丰富，在搜觅和储存历史的方式上，伴随网络、纪录片和“口述体”的兴起，人们对记忆的安置空间、传播途径和安全系数都充满信心。但最重要的一点别忽略：人。人是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是活的档案。早在上世纪末，学界就大声疾呼“抢救历史”，趁很多长者古稀之年抓紧留下一些东西。近年“口述学”“口述回忆录”“口述电视片”兴起，目标人群即重要事件的见证人和信息掌握者。呼声是发出了，可惜回音微弱，很多被期待者选择了缄默，然后无声地远去。

很多历史即这样被带走了。

8、知情权：没准备好就收到的上帝礼物

问：寻求真相和全貌不仅是史家的兴趣，它对时代进步、对人类文明如此重要，那么，除了民间探秘和机遇性的获得，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式？比如政府该做什么？西方是怎么做的？

答：公共信息的透明，历史真相的公开，不仅重要，而且神圣。

说它重要，因为人类要想纠错，须先知错，先清楚发生了什么，究竟怎么回事，某事件的来龙去脉，某政策的讨论、投票和出笼细节。称其神圣，是因为公开事实，这涉及人的一项神圣权利：知情权。既然人民是历史创造者，是历史主人，那主人总要了解自家的事吧，再隐私也不能回避主人啊。

“知情权”的提出和司法确认，我觉得是件很伟大的事。

“知情权”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最早提出者是美联社一位编辑，叫肯特·库珀，1945年初他在一篇文章中呼吁，公民应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原话是：“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其实，再往前追溯，“知情”的重要性早早就被留意到了，美国第4任总统、《权利法案》起草人詹姆斯·麦迪逊在182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民治政府如不为大众洞开知情之门，或知情之途付诸阙如，终将以丑闻收场，或以悲剧告终。知情将永远支配不知情，当家做主之民众必须以知情赋予的力量武装自己。”

信息自由对于民主的意义，在欧洲被重视得更早。瑞典于1776七六年即颁布《信息自由法》，是第一个通过这类法律的国家。迄今，全世界约有80多个国家有类似法律。近年中国也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所以我说，“知情权”是开启历史之门的一把最现代、最先进的钥匙，而且是一把法律钥匙，意义重大。

但在任何国家，知情权对政府信息的诉求，都对权力构成了挑战，两者堪称天敌。有个例子，英国实施《信息自由法》很晚，一直拖到了2000年，刚一问世，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希瑟·布鲁克就获得了英国议员申报开支的信息，在媒体公开后，舆论哗然，导致下议院议长及一些议员辞职。即便在人权成就颇高的美国，信息公开的司法实践也不顺利，在肯特·库珀提出“知情权”概念后，经公众和新闻界十多年努力，美国的《信息自由法》才于1966年正式颁布，之后也走得磕磕绊绊，动辄会遇到“国家尊严”“政务机密”“公共安全”的搪塞和各种限制条例的阻挠，尤其“冷战”期间，美国政府对信息流通的戒备和防范尤为严重。在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多次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开含“冷战”档案在内的众多本该按期解密的文件，使其尘封至今。正鉴于这样的背景，奥巴马就职第二天即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称“《信息自由法》应以一个明确的观念为前提：只要存在疑虑，即须公之于众”。政府信息公开化遂成了奥巴马的施政宣言之一，为此他承诺建立“国家解密中心”，通过改变密级规则，使联邦政府的秘密大幅减少。但承诺归承诺，除情报部门的反对，奥巴马本人的态度也开始暧昧，不久前在美军虐俘照片一事上，他就趋于保守，甚至下令阻挠。

在所谓的“国家安全”和“知情权”之间找到平衡，不是件容易的事。知情权的司法确立只是起点，接下来的关键是由这部法你能获取什么，就像我们到图书馆去借资料，可对方告诉你这不能借那不能借，限制太多，一切形同虚设。这场博弈的艰难和耗时，一点不亚于最初的立法追求。而在我们这边，让权力妥协的难度就更大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颁布，从制度象征性上看，是个巨大进步，但就实体而言，它涉及的范围显小，文本有不少含混和模糊，限制较多，所以几年来，实践的主体多为地方政府部门，公民主动申请且成功的个案并不多。比如深圳、辽宁、河北等地都有公民申请公开地方政府的公务开支和招待费，多被以“没有先例”为由拒绝。

公众没那个信心，权力没那个习惯，都没准备好。

9、道德：一个最让人伤心的词

问：什么是道德？您怎么看当下的道德状况和道德环境？

答：在我看来，道德就是人们试图规避人性弱点的一种契约、一种共识、一种集体文化的选择，它是保障良好生活秩序、追求共同体利益的一种力量。

当代中国，道德恰恰是最让人伤心的一个词。中国迎来了道德最弱化、被怀疑程度最深的渊谷时期。道德不是无条件的，不像天性一样自行运转、须臾不离。它犹如蘑菇的繁殖，对空间、温度和壤情要求甚严。一般说来，道德的被调动、被激活，它的蓬蓬勃勃，需要两种酵母——

一种是消极的，即“怕”，即心灵敬畏。人由于敬畏而听从道德的暗示和指引，明显的即宗教禁忌，教义里告诉你不能这样那样，应如何如何。但中国没有本土宗教资源，外来者又面临水土不服、能量流失、实体异化、政治阻挠等问题，再加上唯物论的教唆，更铸就了中国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而民俗禁忌和乡村规约，权威性不够，统治力弱，一遇“移风易俗”即溃败了。

另一种是积极的，即“爱”。爱能滋养人的精神体质，让人内心有光，持有并依循道德。但爱在当代遇到了大麻烦，因为爱是滋生的，属于变量，心是爱的孵化器和子宫，它不像宗教那样借外界的精神权威予以辅佐，有人说爱是本能，但别忘了，人除了爱的本能，还有其他本能，包括自私和邪恶。那么，究竟哪种本能占上风且稳定地释放行为能量呢？取决于环境！爱需要饵料，需要召唤，需要外部空间与之呼应、彼此印证，爱不可能一直孤独而执着地存在，爱的敌人太多了，环境随时可动摇它、否决它。一个原本天真烂漫、性格活泼的孩子为何在大学校园里自杀了？在很多犯罪者陈述中，我们都可听到他对生存空间和游戏规则的否定，像马加爵，他曾经是有爱的，但环境不支持甚至伤害这种爱，于是他就放弃了，弃之若敝屣，毫无眷恋。

无疑，“爱”在当代遇到了空前危机。危机的特征之一，就是我们内心热爱世界、热爱生活、热爱人群的依据和理由正在减少。越来越多的自杀现象即说明这点。10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依据不足的热爱生活》，即表达了这种担忧，现在看，“依据”被削减得更严重了。爱，最初往往不需要理由，但后来就需要底气和薪柴了，需要逻辑的支持和理性的维系。我想，在这些“依据”中，重要的应有这么几项：社会肌体的健康（包括制度的完善、权力的清洁、法律的有效和公正），游戏规则和竞争机制的公正（包括社会资源和收入分配的合理、人生机会的平等、命运能量的均衡），人际间的和谐与民间信任文化，乃至良好的自然生态等。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深爱这个时代。当环境一团糟：官商勾结，权力寻租，执法不公，投机者致富，骗子得逞，潜规则代替规则，恶霸横行，正义缺席，人人自危，到处是黑色和灰色……一个人还能在“热爱生活”的位置上挺立多久？除非他是个塑像，或被催眠了。

你看报纸电视广播天天提醒什么？如何防骗！我们的手机每天收到多少垃圾短信？造假证的小广告哪儿没有？这个时代谁在暴富？官员，骗子，投机者，黑心者！人人都是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怀疑大于信任，从恨贪官奸商到妒羡对方……当坚硬的事实和所有迹象联合起来，共同蚕食、粉碎你内心那点温柔、纯真和幻想——爱也就没空间了，体内没有，体外也没有，更无法实现循环和回收。在“爱”这一点上，你找不到伙伴和组织，找不到声援者和拉拉队，怎么办？

我做新闻，每逢个体悲剧发生，比如云南马加爵案、上海杨佳案、北科大学生抢银行案……我都不由自主想起一部电视剧的名字：《我本善良》。我都在想，一个人心中爱的能量是怎样一点点流失，然后向对立面恶性转化的？在善良出走之前，在爱的储蓄将尽、被宣布贬值前，我们这个生存共同体有多少事可做——应该做、必须做——而没做啊！

10、《感动中国》：低效的道德动员

问：在很多国家，都没发生过诸如“感动德国”“感动俄罗斯”“感动美国”这样的道德评选，今天我看到《感动中国》又在投票了，您怎么看？

答：《感动中国》的理念和逻辑沿袭了传统的表彰文化，但它在技术上有突破和改进。它用了“感动”一词，这个词相对温和、平民化、人性化，不“左”；但后面的词又出了问题，“中国”，这么大的词，和960万平方公里一样大，又露出了“我代表人民”的政治自负和高端姿态，又“左”回去了。未经授权，你怎么能覆盖那么多人头呢？怎么能租用那么多同胞的感情呢？

这档节目我参与过，有一届曾邀我为人物短片写评语，所以我认真打量过它。从技术角度讲，这是个不错的栏目，尤其它的早期，还相对纯粹。但即便节目是成功的，于社会也是个悲哀，因为道德的收视率和知名度越高，越证明中国处于道德最贫困之时。弘扬道德即让道德陷入尴尬，当一个时代需要大张旗鼓地托举道德、把有限的道德个案视若民族瑰宝的时候，也就很可怜了，先不说对不对，而是可怜。许多很寻常的小事，比如伺候老人、勤工俭学照顾妹妹、欠债还钱，竟然惊动了国家……人物本身没错，值得尊重，但那个表彰错了，它把一件朴素的事诠释错了、注解错了，把正常给隆重地异常了。这说明什么？说明道德已成我们最稀缺、最紧俏的资源。在欧美和澳洲，每个人都会去做义工、做慈善，一生去做，没有谁悄悄统计你、拍摄你、事后表彰你，因为做好事是信仰驱动和自我选择，你本来就是心灵和精神的受益者，你已得到了该得到的。除了上帝留意你，没人留意，更何况也没有这种由国家宣传机器担纲的表彰系统。人家的做法是去榜样化，咱们相反，急需道德明星和偶像以刺激麻痹的社会心脏。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几乎把家底都捐了，也没人表彰他，甚至议论都很少，因为他做的事每个人都在做，区别只是数目。为什么我们需要事迹教育呢？没别的东西，穷啊，就靠它了。一个中国人做好事，若这件事始终被埋没，甚至被误解的话，那他就会做价值重估，想这样做值不值当。记得我小时候，小学几年级吧，就干过一件事，先把一枚硬币偷偷扔地上，然后当伙伴的面捡起来，从而完成一次众目睽睽下的“拾金不昧”，攒积分评三好学生啊。

另外，道德评奖本身也是滑稽的，对道德你怎么能评价它的量级呢？怎么能分出大小呢？纯粹的道德一定是朴素的，默默无闻的，是拒绝这样一个价值评估体系的。近年来，各地效仿央视，纷纷出台“感动城市”（城市有级别，推手有级别，事迹也随之有了级别），很多大中小学还搞起了“道德银行”“道德档案”“道德学历”……其实都在印证一个眼前的悲剧，即道德的大溃败、大缺失，情急之下，各种失态和变形的动作就出笼了。

假如你问我央视这台秀是不是完全错了、毫无意义，我觉得不是，它终究会被淘汰，但不是现在，时机不对。其实它算“应运而生”，它和中国现实是匹配的，除了符号意义，它也有部分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一个没有信仰和宗教传统的国家，怎么才能缔结道德资源呢？有限的道德资源又怎么流通？我们有个现成的工具：权力表彰！古代帝王用，乡绅社会用，1949年后用得更频繁更顺手。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太依赖一种强大的社会示范和榜样力量了，比如拾金不昧、欠债还钱，除了表彰，我们没别的手段以证明你是对的、你这样做生活会答谢你、命运会回报你，当众人都在好奇地观望做好人的结果时，表彰的出场，尤其权力做推手的表彰就显得极重要，它既能回答和命运道路相关的疑问，更激励你的今后、策动周围的效仿……尤其实用主义的当下，这种演示更加有效，比如一个人入选了《感动中国》，按世俗游戏原理，这个人的生活将就此改变，作为道德明星，他会赢得很多社会回报：知名度、羡慕和尊重、职业机遇、地方政府的眷顾和优待，甚有委员代表之类的头衔……若不出意外，他可享受几十年有形无形的“不平凡”——这就给社会输送一个信息：好人不白做！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这些民间俚语和口头禅才真正显示了因果力量。别小看这些句子，几千年来，它们可是深受迷信的命运公式，若公式失灵、大面积不成立了，大家就会集体投靠另一方，沿反向逻辑滑下去。为德者申请一份殊遇，对“善恶有报”的国人心理来说，也算一种应验和抚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