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道德动员方式，《感动中国》显然低效，不达标。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包含价值误区，但并不构成价值灾害。你可以怜悯它，批评它，但也别欺负它，用不着讨伐。

中国式的表彰文化，实属无奈之举。从1949年到现在，整个社会的价值标榜和道德动员就是靠树典型、颂英雄、学模范来维系的，从王进喜、雷锋到朱伯儒、张海迪，这是体制的习惯动作，也显现了全部精神家当。你说起作用了吗，起了点，只是日渐虚弱和式微，而现在更多是药物性依赖，离不开了。所以，我同情它，甚至忍不住想替它想点办法。

私下，我也和相关朋友说：《感动中国》可以搞，民间那些人性的闪光，值得被描述和传播，尤其在这个道德冰河时代。但价值观上要改一改，名称、理念、逻辑、语境、姿态都要改，权力色彩和政治元素要退出，要纯净、平实、正常一些，去明星化、去榜样化，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问：插一句，您觉得好的表彰，或者说正常的表彰应是个什么样子？

答：就是我刚才那句话：让事物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把它送回去，送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不要抬轿子，不要用“颂”体，老实一点，别浮飘，别用“中国”这样的大词。表彰本身没有原罪，尤其我们这样一个无神论国家，表彰有它的社会功能，关键看表彰什么、怎样表彰。好的表彰，应是在表彰一个人的时候，所有的生命同类都感到被表彰了，大家在分享，在传递这人性的光辉和美，像阳光静静照在每个人脸上……

其实，《感动中国》和大大小小的“事迹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的信仰资源和深层的精神家园？也就是你前面问到的那个问题。这是值得几代中国人去思考和建设的，应借用传统文化、宗教伦理、道德哲学、心灵美学、现代理性等资源。其中，政府的表现尤为重要，它不要再去做道德动员这样的事，而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法的精神、权力的清洁、制度和规则的完善，这对营造健康的社会空间最为关键。土壤改良了，才能长出好庄稼，其形体才端庄，爱和善的颗粒才饱满。

另外，从历史和世界范围看，道德危机，应负最大责任的是政治。一是它没有奠定好的制度和空间环境，引发了既有道德资源的流失；二是它没有起到好的示范，权力率先腐败并引发了民心腐败，制定规则却破坏规则——没有比这危害更大的了。

11、常识还活着，世间还有青春

问：前段时间我看又有一个榜样出来了，武汉长江上救人的大学生，那种救人方式引起了很大争议，很多人觉得是一种不理性，不该鼓励这种做法。同时，媒体还披露了见死不救的旁观者和利欲熏心、高价捞尸的船主。您怎么看？

答：这条新闻我们栏目做了，所以我清楚此事。我的个人立场很明确：这是让我感动的一群孩子，我心里向他们致敬，我看到了青春的美丽、未泯的常识。我很想赞美他们，但不会把他们当成英雄，他们是我心目中正常的青年，他们复活了一条“不能见死不救”的常识……这比英雄令我欣慰。

事后，有人挥舞着理性质疑，有人大声呼吁表彰。我愿意质疑，但我不质疑青春的“鲁莽”，我质疑的是前者的质疑，是这条江的安全防护和救助系统，是政府的职能。我同意表彰，但更关注表彰的内容和方向，是表彰他们的“非凡”还是“正常”？是召唤“常识”还是召唤“英雄”？是表彰“烈士”还是表彰“健康的生命”？是权力的表彰还是民意的表彰？我不仅同意表彰，我还支持隆重的表彰，因为在备受质疑和不公正评价后，再让它无声无息地过去，我觉得不妥，要追加一份荣誉，这样才公允。

他们很优秀，那份不假思索的“冲动”很优秀。他们不鲁莽，他们已显示了瞬间的机智，考虑到了救人的技术。

这群孩子，我特别留意其年龄和身份。他们是从校园来到江边的，接受的还是一种理想主义教育，身上还流淌着青春和青涩，之所以不犹豫地跳下去——这个动作的发生，我觉得就是那股青春和青涩在起作用，若再过10年我料想他不会做，因为对此事的风险他会做很多评估，评估到最后就是不做，别人去做我也会鼓掌，也会感动，也会流泪，但都是寄望于别人或更有力量的人，而自己不做。

当年全国上下反思“赖宁”并一致同意不支持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的时候，我也同意，我也加入了理性阵营。但过了些年，我突然觉得社会正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极端，我们用聪明剥夺了常识，用理性掩埋冷漠和麻木，良心变成一碗坚硬的稀粥，我难以下咽。何况，此事在主体和细节上都远离“赖宁”。

我觉得这群孩子之所以去做，并非受了什么精神的驱动，很可能就是一股冲动、一种本能，一条从书本中得来尚未丢掉的常识：见危不能不救！不能袖手旁观！大凡危急下的勇敢，少有深思熟虑的，都是激情和血性使然，这恰是人身上最有希望的东西，若连这个都没了，人性就麻烦了。我前面话题中说人性是复杂的，充满多元成分和对立元素，有自私也有慷慨，有恐惧也有无畏，我希望这两样都有，配齐了才叫健全，若只剩下一项单极，那一定是恶性的。如今的知识人和批评家，往往思想力很强，但行动力太弱。包括我在内，都有这个问题。我们溺于思想，行为上很少付出，更不做“出格”和“危险”之事。

珍惜生命，反思救人失败的原因，很有必要，我一点不反对。但有个时机问题，有个技术问题。你要把两件事剥离开：一是奋不顾身地救人，一是如何降低风险和成本。若把两件事绑在一起评价，那就亵渎了高尚，误读了青春，辜负了常识。当理性用力过猛，或时机不对，就成了失明的理性。

需要理性，更要回到常识。尤其看到冷漠的捞尸队出现在同一条长江上时，我真觉得船上的才是僵尸，水下的才是生命。我也再次感受到那个跳下去的动作——它的分量和价值，它毋庸置疑的正确！

一群生命，用身体告诉了我一个事实：常识还活着，这世间还有青春。

12、我们的工具箱被盗了

问：您前面提到了，重建精神家园，除了爱和道德资源，生活空间和社会环境尤其重要，我们通常认为，法律是社会空间的支柱，您怎样看待法律和制度于当下的意义？

答：对于当代，每个人都有一副痛心疾首的表情。那是一种丢了贵重东西的表情。那么，我们究竟缺失什么？丢了什么？最想找回什么？

如果用一个词，我想说是“秩序”。生活的安定、精神的舒适、人际的暖意、世间和谐，都来自这个秩序。痛心，痛的正是失序。

在我看来，有两个秩序：一个是体内，一个是体外。体内秩序，就是心灵秩序，即精神家园的核心内容。体外秩序，即我们的生存空间和制度环境，法律乃其核心。如此，我们面前就摆着两样最醒目的东西：道德和法律。大家痛心疾首，一定是这两样都有麻烦。

法律的意义不必说，现代国家的旗帜就是法。而且，我们当下对法的饥饿感和急迫感都是空前的，像一个乞丐，饥肠辘辘，两眼发绿，恨不得一把全抓来、全吞下去。在民众乃至权力看来，法似乎是最大甚至唯一的稻草，似乎有了它，其他即源源而来。

在我看来，法其实不意味着粮食，它是扫帚，打扫庭院、清理垃圾、规整乱物，是建立和维系地面秩序用的。而道德，才是吃进去的粮食，才是作用于心、滋养身体的能量。若一个人吃饱了，精神饱满，手里又握一把高效而有力的扫帚，那他的家园前景就乐观了。

问：您的意思是法制不是全能的，必须和道德结合起来才有威力？

答：我是主张法制、信仰道德的人。你可能注意到了，我把“信仰”二字给了道德。这也是我近年的一个转变。

显然，我们的制度和法律体系不完备，缺失项和漏洞很多，法制——这把铁扫帚远未铸好。但你真以为铸好了就万事大吉、芝麻开门了吗？制度实践和司法履行其实比文本的完善艰巨得多、漫长得多。

比如说法律的出台，我们现在每天都有新的法令、指导意见、办法、条例、试行条例、地方法规出来，目不暇接，技术细节上也不断追加补丁，但它们被严格、高效执行了吗？百姓喊冤投诉怎么先想到媒体？当公权力和职业操守不被信任的时候，当人情、利益、权力和关系资本充斥司法现场，甚至一些执法者即枉法者和舞弊者时，那这堆法律就是虚拟的，就是泡沫。而法律恰恰是生存安全的第一盾牌、第一掩体，一个人只有信任法律才会有安全感。我觉得人人自危是件非常可怕的事。

何以法律的信用被消解到这地步？为增添法庭的神圣感，我们效仿西方，增加了宣誓、法袍、法槌等符号和仪式，可这种装修有效吗？我们没有上帝，没有敬畏，即使你以手捂胸对天发誓也没人信，你自己也不信。也就是说，我们灵魂的“内环境”并不支持这种“外环境”，饰物过多反显滑稽，还不如过去“人民专政”的装束更威严、更凛然，至少有庄重感罢。

康德说：“有两样东西，对它们的凝视愈深沉，在我内心唤起的敬畏和赞叹就愈强烈，它们是天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律。”我们的内心空空荡荡，既没有康德的道德律，也没有类似的东西。

当然，若投优先票，我还是投给制度和法律，因为这是最硬的设施、最眼前的操作，而道德和精神家园，那是多少年的修行啊，远水解不了近渴，急也没用。道德失陷可以是短短十几年的事，而修复至少要几代人。

但面对这个时代，最让我焦虑的，并非制度项的缺失和糟糕的司法实践，我的注意力还在软件上。这是个过分膜拜法律的时代，我们对工具理性过于依赖和迷信。法律是什么？法律是守门员，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防线和堤坝，是矛盾激化后最后登场的一道程序，它是刚性的、硬质的、冰冷的，一是一，二是二，人常说“法律无情”“法律不相信眼泪”，它确是闪着寒光的利器，人不也常说“拿起法律武器”吗？其实我们更应看到，在矛盾抵达这个程序之前，实际上有很多可做之事，比如可用道德方式来缓冲、通融、消解。除了恶性暴力事件，一个日常矛盾，从发生到尖锐、胶着、激酣直至对簿公堂，其实是条很长的路，途中充满种种可能，有很多弹性的、人性的、温暖的解决办法，但我们往往都抛开了，什么谦和、友善、妥协、宽容、谅解、舍弃、许诺……统统不要，一下子直奔法律，扑向终点。你会发现，如今国人常挂嘴边的话是“咱们法庭见”“有本事你告我去”，其实都是在挥霍对法律的热情，似乎这个社会越来越法治了，你看大家法律意识多强，动不动就用法律保护自己，都决心把这事托付给法律。但在我看来，对法律热情最高的时候，恰恰是道德最无能的时候；法律的强势表现，恰证明了道德的虚弱和颓势。

别忘了，在解决矛盾的工具和路径中，道德的成本最低，而法律出场的成本最高。尽管大家法律冲动强，但没人愿意打官司，它繁琐、周折、消耗大，耗不起又忍气吞声，又产生很多有毒情绪，该情绪又会释放到生活中。更重要的，法律乃强制手段，它有杀伤力，即使判决再公正，它也无助于稀释矛盾、化解敌意和仇视，只会加固和激化。一个社会若什么事都求助法律，只信任法律，那人生的空气就永远是紧张的，充满戾气和火药味……

那么，为何要舍近求远、弃简从繁呢？为何选择吃苦受累加败坏心情的路径呢？因为对别的路径没信心，尤其对道德没信心，对自己没有，对别人更没有。一个芝麻大的摩擦也搬上了法庭——不要以为人们多么信任法律，而是除了它没别的抓手。举个例子，两台车轻轻碰了一下，其轻微可用“吻”来形容：日本人拉开车门肯定先鞠躬；美国人可能大笑着说对不起，耸耸肩拜拜了；法国人或许幽默地倒下车，回你一个吻。而中国人呢？北京的路为什么那么堵？都僵在那儿，呼警察找熟人，同时还没忘先声夺人、谴责对方，待警察赶到，又是一番唇枪舌剑、面红耳赤。其实彼此心里未必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都担心被对方讹上，不敢让步，担心自己成为先让步的受害者。人和人的信任全腐坏掉了。

法律的无时无处不在、过滥出场，往往印证一点：道德失灵，道德失效，道德普遍被弃用。何况有些时候，法律只是在走穴，在假唱，它要的是出场费。

问：您刚说的那种情况我也熟悉，我在北京开车和在国外开车，心理反应完全不同，在国内一碰到事非常紧张、焦虑、脾气坏，就是你说的那种担心成为“受害者”的反应，第一反应是这样，接下来的反应就变形了。这几天媒体说了件事，好像是南京吧，下雨天，两个小伙子，在马路边看到一捆钱，全是100的，就落在水里，两个人连雨伞都没打，就守在那个地方，也不敢弯腰捡。打110，过了个把小时，警察来了，人和钱都淋透了，后来数了一下大概15万多元。警察纳闷啊，你们把它交到派出所不就完了吗？他们说不行，我们要保护现场，万一人家说，这钱不是这个数，讹上我们怎么办？

答：你说的这个事我们节目报道了。小伙子很可爱，可谓当代版的拾金不昧。为什么说是“当代版”呢？因为它不是一桩简单的拾金不昧，它做了两个动作：一个是道德动作，一个是法律动作。前者是软的，后者是硬的。它把简单搞复杂和深奥了，或者说，它被逼复杂了。这是两个非常好的孩子，同样的事，若在20或30年前，绝不会有人在那儿等，所以我说这是21世纪的“雷锋”。现在学雷锋可不容易，你要帮老大娘提包，没人敢递给你，你要送别人水喝，更没人敢接，都以为你不怀好意、你“不正常”……再说回南京的小伙子，这既不是交通事故现场，也不是暴力犯罪现场，保护它有多大意义呢？但反过来讲，不能怪孩子想多了，这么想是有理由的，时代给了他依据和经验。同样在南京，一个叫彭宇的青年不就因为扶了把跌倒的老奶奶，结果官司缠身了吗？这样的官司无论输赢，无论法律是否支持实体正义，都会让社会在道德上输光，这是个很恶劣的社会示范，不知两位小伙子是否就接受了这种示范。

很多时候，我们不乏道德冲动，但多数情况下，冲动还是被制止了，就是因为环境不支持、经验不支持。前些年，我们路过乞讨者，总会弯下腰去投放点什么，现在多匆匆而过，因为我们不想支持欺骗，连地铁广播都提醒旅客协助“禁止这种不文明行为”。我觉得这个社会真是问题太大了，它鼓励我们在一切事上都要“提高警惕”“高度戒备”，户外空气太紧张了。

做那条新闻时，我就说，小伙子的“怕”很值得研究，它让时代汗颜。是什么让一件本该轻松愉快完成的事变得如临大敌、战战兢兢？是什么让道德变得不再轻盈，被绑上了法律的铅锭？道德为何飞不起来？常识，常识逻辑被改变了，这很可怕。

小伙子的道德冲动让人惊喜，小伙子的“法律意识”让人反思。道德失陷的年代，人们只好押注给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