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可以“兴邦”，也可以打水漂。而媒体注意力转移太快，这样就孤立了该事件，它被快餐式地迅速消费掉了，甚至被娱乐化了。当然有新闻环境和权力干预的困扰，但根源还在于自身，我常感到现在的媒体往往情不自禁就往娱乐路线上靠，喜欢花哨和离奇，喜欢扑蝴蝶——重事件的表象和形式，轻其内在矛盾和价值重心，主动性和发现性不足，对“新闻”的理解有问题，对选题的价值判断和评估有问题。记得那天我还说了一段话：“做新闻，就是和这个时代的疾病打交道……我们采访，多数情况下，并非一个健康人对患者的考察，很大程度上即病友之间的探访。我们都是时代的患者，都是病菌携带者，只不过发作与否、病情的进程和严重度不同。”我是针对孙伟铭酒驾肇事案说这番话的，《新闻调查》恰好有这样一期节目，柴静的采访。我的意思是说：从事件链条的终端看，孙近乎一个不可理喻的恶魔，但如果把他送回去，送回链条的起点，回到他饮酒的那个晚上——那个拉开车门的动作之前，他却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我们”，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中的任何一员。他的道德、习惯、优缺点、生活方式都很正常（工作信誉不错，同事口碑很好，孝敬父母等等），都不低于这个时代的大众“平均值”。所以我说，某种意义上，对他的判决也是时代对每个人的判决。特别柴静在采访中有个很好的“加班”环节：她反问受害者家属有无醉酒驾车的经历，对方坦言有。（柴静是个习惯在采访中做“精神加班”的记者，这就拓展了事实空间和思考空间，也找到了这个主题的时代位置。而一个记者光背驮纯粹的新闻任务、靠专业理性走不出这么远，他会早早结束掉自己的工作。是综合的人文素质帮助了柴静，面对时代疾病，她的诊断包含“中医”的方法，呈现出一种系统的、通体的、表里的关切。或者说她是一个学过中医的西医罢，因为她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系统，基本还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属性）新闻的职能是批评，而批评的前提是承认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家园，既爱又恨的家园，我们都是这个生存共同体的构件和元素，都参与了它的缔造和运转，我们不要给自己太多豁免权和审判权，要承认彼此间并不那么远。只有把一个人“送回去”，送回他的生活位置和肇事起点，我们才能谈了解和理解；只有不把这个人孤立和开除出去，才能看清该事件于时代生活的意义，于每个人的意义，我们才能在和别人交流的同时完成与自己的对话。

3、别忘了，时间是带利息的

问：能谈谈反思和忏悔的区别吗？

答：我个人觉得，“反思”是一种积极的理性，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体，其发生带有必然性，甚至日常性，像一门精神必修课。上到民族下至个人，对历史的追溯和检省，都是有益且时时必要的。

“忏悔”，有浓重的感情和伦理色彩，主体是个人，集体无法干这事。即使借集体名义，也显矫情，未必诚实。像当年德国总理勃兰特面对犹太人纪念碑的下跪，我觉得那是一个道歉意味的身体语言，也象征反思，你不能说那是一个民族在忏悔，除非你理解成总理个人的忏悔。

另外，反思更多地是从理性和技术层面上展开，因为它“要求进步”，它要从过往中汲取养分。忏悔更多地涉及伦理，是一种道德救赎行为，它不能被要求和强迫，也不能被代理。反思有公共性，有声音和舆论特征，鼓励传播；而忏悔几乎没有，它可以是一种很安静很隐蔽的内心行为，就像在教堂里发生的那样。你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应反思，甚至可帮别人思考，但你不能勒令或帮助别人去忏悔。否则，你就该反思自己了。

问：您如何看待知识界提出的“忏悔”话题？比如以前的余秋雨，包括最近被举报的“文革”“告密”事件……

答：对余秋雨的批评我是知道的。你说的近来的事，有耳闻，但不知细节。我从前写过一篇文章，《谁在批判，批判什么》，文章写得早，主角也不是后来涌现的这些新人，而是“胡风事件”的揭发者之一——舒芜先生。我庄重地称先生，就是不想带有责贬。文中有个观点就是：时间是有利息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清醒”“洞见”“正解”，我们所有的立场和价值观，都是享受时间利息的结果，都是以前人的错误和糊涂为成本，我们只有把一个历史人物真正“送”回去，送回当时严酷的政治空间和生存情势——去定位和认识，判断才准确，思考才有意义。若直接把对方拎到在今天匆匆扎建的审判台上，既不公平，也失理性与宽容，是一种粗暴的道德审判。我主张反思，主张挖掘和清理历史遗产，主张不遗忘，但不主张对个人清算，尤其道德清算。个人承受不了历史的力，他没有承接面，也不应承受。也就是说，他只能当历史的“污点证人”，而不能被列为被告。我尊重个人的检省，欣赏那些有勇气吐露真相的人，但人性不同，意志、性格和生存状况不同，得给人选择的空间和权利。经过那么多年严酷的政治斗争，我觉得我们今天有机会、有条件选择“宽容”与“温和”很不容易，要珍惜，我们不要在反对一个东西的时候，使用的竟是和对手一样的工具和方法。严肃和严酷有很大不同。我这样说，如果在网上，也许会挨不少拍砖。骂文化，和斗争文化一样，是我厌恶的。在我以往的写作中，没骂过一个人，我争取一辈子不用脏字。

很多时候，批判的姿态、方法和工具，本身就构成了批判的实质，就有本体的意义。我不会勒令，哪怕动员或游说谁去忏悔，前面我说过，忏悔与否是个人的事，是个人的选择和机遇。重视历史公案的研究价值，也要尊重其中的个体，尤其还在世的个体，你可以剖析光阴深处一个人的内心，试着接近、洞悉，进而理解他——理解人性的腐烂和闪光，只有理解了才能谈反思，且反思的是这个民族、整个生存共同体的责任和缺陷。我们没有督导个体忏悔的权利，那等于剥夺了他的自由和选择，剥夺了他爱面子乃至虚荣的权利，等于精神上的专制。尤其当事人到了晚年，有些过于严厉的话不妨推迟一点，待其百年后再说。批评时，别剥衣服，别体无完肤，那样有牺牲自己道德的危险，这对批评者自身也是损失，这是我的道德观。

我建议尽量不用“批判”“揭露”等凌厉的字眼，难道他不值得怜悯吗？用同情心待对方更好。10年前，我曾写过《语言可以杀人》和《保卫语言》等文章，主题即语言自身的健康和清洁很重要，因为它能召唤来行动，甚至本身就是行动，比如当年朗朗上口的“打倒在地，再踏上亿万只脚”“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等，都是一种暴力语言，瞬间即会招来行动上的暴力。你看过去的阶级斗争影片或舞台剧，在做社会动员时，对“地富资修”等斗争对象（理论上的“生存对手”而已）骂得多凶，语言上骂得狠，行动上就出击得重。所以，保卫我们的世界和生活，要从保护语言不受污染、逻辑不被篡改开始，要从维护语言内核的健康和逻辑的合理性开始。南京教育家王栋生先生还把《保卫语言》收进了中学语文读本，他大概是想让孩子从小用健康的语言说话吧，用心良苦。学习说话，练习说话，对孩子太重要了，语言是文化的基石。

文明的进步，人的进步，首先表现在语言上。我看现在一些网帖，很多语言的暴力程度让人震惊。包括一些思想论坛的帖子，表面上阐述一个民主自由的话题，语言上却极度专制、粗暴、夹杂诅咒，这样你和你的敌人、和你的反对面，实际上没多大区别的，你只是脚站在了这边，大脑仍在那边。我觉得这样的社会情绪是有毒的，很多唇枪舌箭的斗殴、大字报式的群架，其实都是误解力大于理解力所致，都像闹剧，除非你把它看作娱乐、视为狂欢的需要。

我觉得要做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真的要把鲁迅和胡适都读好，好好理解加缪的哲学，好好学习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信仰。

问：您怎么评价这个时代以及您和时代的关系？

答：简单说吧。借用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话，大意是：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尽管我们有不满，但没有理由不热爱它。因为我们要度过它，我们只有它，我们住在它里面，我们把一辈子——仅有的一辈子都抵押给了它，都献给了它。

但除了这话，我还想说海明威那句：“这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去奋斗！”

奋斗，不仅仅是寻找敌人，不仅仅是反对什么，更意味着修复、缝补、植树。我永远不会辱骂和诅咒自己的时代，辱骂会弄脏空气，弄脏衣服和灵魂。我爱干净，有洁癖。就像我每次出书，对设计的要求只有两个字：干净。

4、没有爱，世界会冻僵

问：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您认为应如何建设？

答：你用了“建设”一词，很好，这词很少用了，大概因曾被用到很刺耳的地步吧，敏感的人不好意思再用，须换个词，如“构建”什么的。近一个世纪来，批判文化、斗争哲学占上风，以“破”为主，“立”一直没提上日程。这和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有关，每天叫人激愤、焦虑和拍案的事太多了，在一个危机四伏、暴风骤雨的空间里，怎么能平心静气地建文化呢？搞经济未必依赖好心情，搞得激情四射、如火如荼也无妨，但文化不行，须有好心性、好心境和好心态，否则搞出来的东西不健康。

我个人就是个例子，每轮好心情的周期都很短，一上网、一看天下事就糟了，而工作又恰恰是新闻，在劫难逃啊。所以我接触的影视和音乐什么的，多是那种疏缓、温暖、明亮点的，否则日子没法过，要得抑郁症。我特羡慕那些无须理由就乐呵呵的人。我身边常备红茶和巧克力，有人说它们能从生理上制造“幸福感”。这几年，我写文章很少，尤其批评性文章，因为工作已让我面对那么多阴暗的东西，那种状态是浸泡和腌制式的，很咸很辣，我的坏心情不写在脸上，但会沉淀。我不知别人怎样做这行，也许仅仅当职业和生计，保持一种游戏精神，我不行。办公室离玉渊潭很近，我有个习惯，屋里憋几小时，就去湖边透透气，看老人们钓鱼放风筝……我是缺乏娱乐精神的人，有次和主持人吃饭，中间又来了他的朋友，对方一落座就扑哧笑了：你们怎么吃饭都板着脸啊，一点娱乐精神没有！我们面面相觑，其实人家是正常的，我们有点不正常。

所以，工作之外就不想再碰这种“黑”和“重”，我从不写杂文或时评，原因也在此。一个人老盯着一样东西，它就会变成钉子，嵌入你的灵魂，生锈，取不出来。黑色情绪会让你自伤，我知道这个原理，但化解得并不好。好好活着，活长一点，争取看到很远以后的未来，我们都要有未来感。最近，痴迷草木有点疯狂，家里像个农业技术员的家，种兰草、尖椒、地雷花、马蜂菜、波斯菊、喇叭花、金银花，开个玩笑，我最近特不想见人，很多活动都躲掉，怕吵，包括来你这儿。我见植物比见人要亲，安静是它的美德，前日写一短文，叫《多识草木少闻人》。你知道，这个时代健康的人很少，思想强大，不意味着心性健康，偶尔还相反。

总之，我有两个系统，一个是社会系统，一个是自我系统。前者是白天，后者在夜晚。后一个系统的能量和营养，我尽力往前者输送，但争取不让前者熏染后者。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换衣服和洗脸，把大街的气味脱掉。

抱歉，回到你的话题，我觉得不好直接回答，有点大。

前面我说了，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迅的号召力和笼罩力，远大于胡适。就我个人而言，对鲁迅是热爱，对胡适是钦敬。当“胡适”太多时，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盛时，我愿意谈胡适。当然，真正的他们时代都没有，只有学徒和随从。

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这样几款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实业家。其比例和组合，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势。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物质化。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而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南通不远，百年前那儿出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最后一个状元，立宪党人，工商业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务领袖，这是个让我激赏的人物，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谈现代中国的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很生理的“实”。尤其当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空前大，像《蜗居》刻画的那样，一个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一辈子没别的心思了，人人都焦虑，都有饥饿感，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物质”大风车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心智全浇灌在硬话题上，诸如经济战略、制度设计、权力问责、数据分析、技术和学术建议，你说的精神家园，这类软话题似乎大家都顾不上。虽然我有务虚的习惯，但不研究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只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的几样元素是：爱的意志、法的精神、现代理性、宗教心灵、生命美学、形而上哲学、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宪政精神和法律实践，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上下共识和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教力量也有缺点，它主要通过让人敬畏（“惧”）来督导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普泛和主动的爱的意志，通过愉悦的“爱”来让人上升，就像史怀哲医生的那种爱，它超越狭隘伦理和世俗神学，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体息、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灵魂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和传导。

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心灵方面，要建立适合东方人精神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的形而上，单靠几本圣贤书不行，搬西方著作也不行。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而是日常的秉持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的随身携带、终生服役。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我们缺得太多了。前几天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坦白说，心情极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政治厚黑，殊不知天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个人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可谁打算给后代留下一点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的孩子，从而占有那最后一滴水、一点空气、一寸立足之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