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胡适之所指出谓“佐治”、“二尹”等，都是虚假的。我因《通志》中都查不出萧玉堂名字，后从各方面所得是任幕府的，当然是佐治，而非印官。至“二尹”称呼，费适之先生心，竟然找出一本新《湘乡县志》，于《选举志》中，将捐官大小衔名都查过；《选举志》虽有十卷之多，可见当时湘乡人物之盛。但以我推测，其中总有漏洞；因为捐班分捐“实官”和捐“虚衔”两种；第一种捐“实官”是要费许多钱的，如捐一个“知县”非数千两银不可，初捐“候选知县”后，还有很多花样，如：“单月候选”、“双月候选”，不论双单月候选，还要经过“引见”、“分发”，始能到省候补。知县以下，尚需经“五大臣验看”，才能分省。（唯从九品“县属巡检司”之类，不论何省，都可报到。世俗称为“飞天从九”。）以上卖官，当然可以登录在《选举志》中。第二种捐“虚衔”的，只可冠带荣身；如果用九两六钱，捐一个“从九品”，都录在《选举志》中，恐百十倍有所不尽。（《乡湘志》我虽未曾见过，但如果连虚衔都登载，那就有问题了。）记得光绪中叶捐“虚衔”例：

一、从九品及不能过科之“监生”，捐银九两六钱，一经领照编组，本乡地保便要改口称“老爹”或“相公”了。

二、如用银一百二百两，可捐“州同衔”、“通判衔”、“同知衔”，便可称“二尹”、“司马”、“别驾”、“分府”了。

三、如用银三百余两，捐“知府衔”，便可称“太守”、“太尊”了。

四、如果用银五百两，捐“道衔”者，便可称“观察”、称“大人”了。

一切称谓，与实官无异，不独口头如此，即书札往来，题扇写联，倘使肯送一给大人先生，求作寿诗寿文，或墓志碑铭之类，亦大笔淋漓，称呼仅值三五百之人物为“太守”、“太尊”、“观察”、“大人”了；习俗如斯，恬不为怪，又从何处稽查其履历耶？

清中叶后的风气，大凡当督抚幕客的，他往来的人，都是司道之类，多捐个“虚衔”，面子好看些；司道的幕客，都捐个“知府衔”，州府的幕客，都捐个“通判衔”，称为摇头大老爷，何以如此？因为即使实缺知县是七品官，见知府同知，都要递“手本”，对上称“太尊”或“大老爷”，自称“卑职”，因为大他两级，自称“卑职”，是甘心的。至于实缺“通判”，只是六品官，大他一级，仍然要递“手本”，称“大老爷”，自称“卑职”，自然有些不甘心了，所以称为摇头大老爷。萧玉堂是否捐个大老爷，或“同知衔”之类，所以称呼为“二尹”，亦未尝不可。至于“佐治”二字，从官缺上言，自“分府”、“分州”、“分县”、“县丞”、“巡检”、“典史”、“司、理问”、“府、照府”、“府、经历”等等，均可称“佐治”。从幕僚上言，自“奏摺老夫子”以至“刑名老夫子”、“钱谷老夫子”、“书启老夫子”、“朱墨师爷”、“教读师爷”，都可以称“佐治”。

须知省府县志局，虽是永久机关，而当修志时，必限年月，其组织为聘任总纂一人，分纂二或四人，采访若干人以分任其事。无论何处于志书修成之日，总纂必不敢自谓无一事之偏差，采访者亦不敢自认无一人之遗漏。而后之读志者，反代他负责说：“志书上所无者，即为虚假，也必定无是事，无是人！”如此读书，似有偏见。孟子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也。”

结论：与人为善

虚云和尚于今年十月十三日（即夏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永修县云居山真如禅寺，住世一百二十岁。噩耗所传，世界震动，举凡国内国外、佛教团体、大小寺院，佛教弟子与虚师门下之缁素，千百万众，以及世界各地，凡有中国佛教徒，及欧美各国曾皈依师之外国男女弟子，无不先后集会追思及诵经礼忏，荐师上生。其沉痛哀悼，依恋热情，为僧史所未见。当此千百万众，念虚师遗训：“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以及“正念正心，养成大无畏精神，以度人度世”，正在迈步进行这一条光明大道之际，胡适之先生以中国研究院院长地位、哲学考据学者权威，于十一月廿九日，在台湾作学术讲演时，提及最近圆寂之虚云和尚事，不采取新订三版新《年谱》，而硬指七年前之有一二错误之旧《年谱》为口实，由怀疑以至不满，并涉及虚云和尚之年龄问题，“一盘冷水”，向中国整个佛教徒，以及虚云弟子千百万众之善男信女兜头泼下！使举世震动；虽不能动摇信根深固之人，而中下根器，或瞠目结舌，或顿起怀疑；初之士，信心未定者，更裹足不前；令千百万众在光明大道中，东张西望，使反宗教人士，拍手称快；而大多数无宗教信仰者，对张龄先生与适之先生之辩论，预定座位，等看好戏！一事之微，一言之肆，直招致佛教中千千万万人之悲怨，因果海，真不敢令我想象也。《年谱》出版，前后已经七年，而适之先生于此时此际，才拈出来公开讨论，岂时然后言哉！高深莫测矣。

至于胡适之先生的辩论之中，涉及学吕的话，似乎有些不客气，我谢谢适之先生的赐教。

以学吕今日之地位言，当然是“寻常百姓”，也实在是“香港难民”；加上“智识”两个字，我是不敢当的。弟细数年华，恰行年八十，揽镜自照，已逾尺霜鬓，老病荒山，形同废物，犹欲仰首申眉，论列是非，早已自惭其不类矣。然伤心往事，回溯前尘，历历在目！忆在北京十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一切事实，我知是那几个人搅的，由此起因，造成今日之恶果；追原祸始，是“谁”之“咎”耶？是“谁”之“咎”耶？

处此现状险恶世界中，倘使我们尚系皮下有血的人，应不应该急起直追，去“救世救人”；尚有余暇为和尚“查家宅”，为未入流“典史”翻旧案耶？噫！你试看：“放开冷眼观棋局”，“把定雄心听杵钟”！

胡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考据精微，是我们钦佩的，张龄先生为佛为法、为师为友的热情，也是我所钦佩的。我愿胡、张两先生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下，发大慈悲心，现菩萨身，先去救世救人！我呢，老了！但仍欲竟未竟之功，继续从新考查增订《法汇》、《年谱》；俟《全集》编完后，再就正于胡适之先生及诸方大德。

我今后更应守“无诤”之训，纵使再有人给我以任何“毁”、“誉”，也更不敢再发一言。昔日文殊仗剑送佛，佛言：“止！止！我法难思！”（完）

四九，四，廿五（m·）

胡健中约晚饭，为的是嘉新水泥公司的董事长张敏钰，总经理翁明昌（都是宁波人）近年营业大有盈余，颇想捐款作教育事业。健中颇鼓励他们，故约一些人和他们两位见面：有严家淦、尹仲容、王云五、唐纵等。

尹仲容说，嘉新公司借了美援会的美金，还没有还清，在法律上不得有红利，也不得捐出红利别用。应该先还借款。

严家淦说，财政部正拟提出管理“基金”的法律。若无法律保障，“基金”不能取得免税的权利。

基金法确是今日急需的。

今晚上我说话很少。只说，今日之急务不在中小学助学金一类的善举，而在“提高”学术。

四九，四，廿八（h·）

兆楹兄带来《东洋文库》印出的《满文老档》3、4两册（《东洋文库》丛刊第十二），他指给我看日本学人的合作方法与合作精神。这件《满文老档》的译注工作是五个学者合组的“满文老档研究会”做的，这五人是：神田信夫、冈本敬治、石桥秀夫、松村淳、冈田秀博。我也指给他看我特别提出日本学人组织合作研究班来仔细调查不列颠博物馆的斯坦因收集的敦煌写本影片的合作方法。

四九，五，四（w·）

北大同学纪念五四

胡适呼吁大家努力发展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台北四日中央社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博士，呼吁国人努力发展科学民主和新文学。他指出，四十多年来科学民主和新文学发展的皆没有成绩，是由于大家努力不够。

胡适博士今日在北京大学同学会和“五四”纪念会中说：“与其纪念过去，不如努力将来。”他希望十年后再参加“五四”纪念时，他“心中所感到惭愧的程度要比现在少一些”。

胡适指出没有成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大家努力不够，另一方面是执政当局的努力不够，他说：“这不是责备执政当局，而这是一个历史事实。”

这位北京大学校长说：中国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因而也就有守旧性。他认为中国国民党没有采用党内最进步的思想，而代表这种进步思想的是它的党员吴稚晖、蔡元培、刘大白和蒋梦麟。

他说“五四”并不是一个运动，而是四十一年前一般青年爱国思想爆发的日子。中国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运动发生在“五四”之前，不是“五四”所能包括的。

胡适说：这一运动早在民国四、五年就开始了，那时中国留美学生就已在讨论中国文字的问题，他那时是一个“颇走极端的积极分子”。他所作的结论是“死的文字不能产生活的文学”。他们并作了一个结论说：“中国古文已死了二千年了。”他并说：中国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早在民国四、五年就已发生，那时不仅俄国十月革命没有发生，就连二月革命（民国六年）也还没有呢！

他说：当时也有人说白话文不足以产生高尚文学，只能写些通俗的，因而他们开始创造用白话写诗词，民国五年八月，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赌咒不再用古文做诗。他并说：古文早在两千年前死了，两千年后的新文学运动是在给古文发丧。

胡适博士并提出，中国青年爱国思想在“五四”爆发，是导源于一个理想的幻灭。他说：“五四”的前几日，北京大学举行了欧战停战庆祝大会后，曾举行演讲会，当时一般人因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主义的影响，都相信一个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但是威尔逊的理想，在巴黎和会中并没有实现，因而使中国青年失望，并激起了爱国的思潮。

北京大学同学会和“五四”纪念，是今日下午五时半在台北静心乐园举行，由胡适主持，到会有胡适、蒋梦麟、朱家骅、罗家伦、毛子水、劳干、姚从吾、董作宾、罗敦伟等一百多人。

曾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博士，也曾讲话。他说：中国百年来的大问题，就是富国强民。“五四”是一个新文化、新思潮运动，是要使民主和科学发展到广大的民间去，他希望把这个发展一天天地扩大。

四九，五，廿五（w·）

上午到台大医院受检查。蔡主任说，成绩不差。血压10868，脉76。我请他检查腹部，似已好了。

四九，五，卅（m·）

史语所新得的大陆出版物四十多种，其中有一部分的纸张很粗糙。

有一粟的《红楼梦书录》一册。《例言》中说：这书“蒐集了从《红楼梦》问世直到一九五四年十月以前为止的有关作品，约九百种，酌加提要或摘录。”

“一九五四年十月”是清算俞平伯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时期，故另划一个时代。

这部《书录》分：

（1）版本，译本（2）续本（附仿作）

（3）评论（附报刊）（4）图画，谱录

（5）诗词（6）戏曲，电影

（7），连环画

此中“版本”第一件即是“过录乾隆甲戌（1754年）《脂砚斋重评本石头记》”，页五说：

此本刘铨福旧藏，有同治二年（1863）、七年（1868）等跋。后归新月书店，已发出版广告，为胡适收买，致未印行。周汝昌有录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