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的父母不是，他们唯恐婴儿在背后会让他们保护不周，会在不留神间磕着碰着，被蚊虫叮咬着，被天空掉下来的树叶砸着，所以他们要将婴儿兜在胸前，要时时刻刻看得见她们的面孔和眼睛，注意到她们的每一个表情和动作：渴了，还是饿了，要不然就是尿布湿了……这些年轻的父母，二十多岁，三十多岁，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我的眼里看起来，自己都还是个孩子，面孔还是一副孩童的圆肥，尚未来得及让岁月凿出成熟的轮廓，鼻尖和额头上稚气的雀斑也没有消退，脸颊红润健康，蓝色或棕色的眼睛里不无天真，那种淳朴简单到原始的善良。

面对这样的眼睛，你会知道他们是在一个勤勉和淳朴的家庭中长大，除了爱之外，不知道什么叫伤害，什么叫阴谋，什么叫绝望。

他们穿着最简单的短裤恤和旅游鞋，男男女女都是不修边幅的短发，不论高矮，体形一律健壮，是那种健康和富足的生活留下的痕迹。

他们一对一对地并肩而行，每一对的年龄体貌都非常适配。

如果是男人胸前兜着婴儿，女人就负责背负婴儿用品：左边腰间挂着奶瓶和矿泉水，右边是鼓囊囊的软包，里面盛放着尿不湿、小衣物、药品以及随时随地可能用到的乱七八糟的物件。

一个大大的旅行包背在女人肩后，这个包里才应该是夫妻俩日常所用到的东西。

如果女人不放心把婴儿交给丈夫，一定要亲自在怀中兜着，那么身边的丈夫就成了负重的骆驼，奶瓶和玩具叮里咣当披挂一身。

而且丈夫还要负责摄像和摄影，身形笨拙地跑前跑后，为孩子留下她生活的最初印痕。

我揣度他们是来自哪个国家，哪个地区。

其实上前询问一声非常方便，可我更愿意默默猜想。

我肯定他们不是欧洲人，欧洲人的面孔比他们多了一些精致，精明，甚至是漂亮。

有可能是加拿大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在我的印象中，淳朴、富足和快乐是这两个国家人民的特征。

但是，最终我断定他们是美国人。

美国中西部的小镇上，勤劳的，善良的，也许还信奉着基督教的普通居民。

他们安分守己地居家工作之余，觉得自己还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可以奉献，还可以为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帮助，于是他们就结伴来到中国，通过有关机构，认领了这些可爱的黑头发的孤儿，这些有可能是弱智或者残疾的孩子。

他们之间也许新婚燕尔，也许默默守望多年。

可能还没有孩子，也可能早已经儿女成群。

不管怎么样，“爱”肯定是他们心里唯一的念头，爱这些孩子，给她们一个完整的家庭，一个健康富足的成长环境，让上帝的儿女们都有欢笑，这是他们应该去做的事情。

甚至，他们都等不及轻松愉快地游览完这个神奇国度里的壮美山河，下机伊始，首先去认识和拥抱了自己的孩子，迫不及待地把她们搂进怀中。

他们宁可背负一个吃奶的婴儿旅游，也要早一天让她们享受到绵绵亲情。

黑头发黑眼睛的婴儿们，她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在一夜之间神奇变化了吗？当她们在遥远的国度里长大成人，记忆深处还会储存下来岳麓书院的点滴印象吗？我只看到，在这个潮湿阴郁的雨季的上午，她们无一例外地仰着小脸沉沉地睡着了，在爱她们的父母的温暖怀抱中，在安详和有力的心跳声里，天使一样地睡着了。

恋爱和恐惧

我的在外地工作的妹妹打电话来，语气很惊惶，像脚底下踩着一颗将要爆炸的地雷一样。

“发生了一件事情，”她惊惶不安地说，“我要向你请教，你必须给我出个主意。”我悚然，后肩处立刻爬上一股冷意，以为她快要下岗了，或者家中闹起了婚变。

“毛毛在谈恋爱了！”她的声音带着委屈，又带着愤怒。

“我从她的手机短信中查出来的，这个小东西，她居然跟男孩子谈情说爱了！”毛毛是她的女儿，十六岁，刚上高一。

我妹妹在电话里絮絮叨叨，把她如何发现了女儿手机中的蛛丝马迹，夫妇俩如何暗中侦察，如何把电话打到男孩子的家中去试探真伪，如何如何……一点不落地告诉了我。

妹妹尤其悲愤不平的是：天冷了，北方来了寒流，毛毛连夜给男孩子发去短信，嘘寒问暖，敦促对方明早上学要添加衣物，言辞间关爱备至。

“我把她养这么大，她还从来没有这样关心过我。

我生病的时候，我加夜班熬到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时候，也没有听过她一句爱惜我的话！”妹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里简直就带上了绝望。

她焦急地询问我，应该如何处理这件事。

毛毛现在已经跟父母非常对立，在她们之间，“恋爱”这个词等同于一颗敏感度极高的炸弹，无论是谁稍一碰触，带来的后果就是人仰马翻。

妹妹还长吁短叹地举出例子：她的一个同事的儿子，高三时谈恋爱，被家长反对，居然就自杀了。

“那孩子，他真就自杀了！已经上高三，学习很优秀的！”所以我的妹妹遇到的是天底下父母都可能遇到的难题。

所以她心急如焚地打电话给我，询问我的意见。

因为我是作家，因为我写过一些儿童文学和青春文学，她以为我是处理恋爱问题的老手。

我当然不能随意表态，毕竟事关生命，稍不小心，炸弹会引爆在我的跟前。

我支吾说，再观察吧，不要跟孩子正面交锋，先看看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有没有影响学习。

必要的时候，我可以过去跟毛毛面谈一次。

放下电话，我一点儿没有妹妹的焦急，反而想笑，有一种清甜的、芳香的、阳光晒过之后暖烘烘的气味在心里弥散。

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想：毛毛恋爱了，十六岁的女孩子爱上了一个同样年纪的男孩子，多好的事啊！想象我的小外甥，每天清早离开家中去上学的时候，心里会怀着怎样的渴念和快乐，她在阳光飞洒的校园中看见那张亲爱的笑脸的一瞬间，幸福会如何把她包裹，花骨朵一样的生命是如何在这样隐秘的激情中绽开成美丽，我是发自内心的替我的小外甥高兴。

生命太过短促，十六岁到二十六岁，倏忽之间就跨过去了。

十六岁的恋爱，虽然十有八九不可能有什么结局，但是那样青涩和清甜的滋味，是以后的恋爱中不可能再尝到的。

十六岁以后，年龄每长大一岁，恋爱双方的心态便有不同，过程和目的也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

到了二十六岁，干脆就是直奔婚姻而去，那种直白和赤裸，简直毫无美感可言了。

因此，很多时候我都想不明白，当自己的孩子们在享受人世间最纯洁和美好的一场盛宴时，我们做家长的为什么总是心怀鬼胎、虎视眈眈，总想着要扑上去把席面搅个杯盘狼藉？要懂得享受啊。

当我们很多做家长的，一生中只跟自己的妻子或丈夫谈过一次为婚姻而安排的恋爱，而后几十年过着柴米油盐的平淡或说是寡淡的日子时，我们为什么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超越我们去享受更多的快乐呢？我们为什么要恐惧？我们在恐惧什么？我们凭什么要把恋爱当作孩子升学道路上的障碍，而不当作让生命飞扬起来的动力，由衷地替孩子高兴、为孩子祝福？我们私下里总是希望自己能够邂逅恋情，三角、四角从不厌烦，尽管总是做得隐秘和暧昧，但是我们却要不由分说地剥夺孩子们的恋情，尽管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更加健康更加透明。

想起来，这是不是一种自私呢？因为害怕承担而引出的自私？我妹妹打过那个电话之后，很长时间都不再提起这事，仿佛忘记了一样。

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打电话过去问她：毛毛和那个男孩子怎么样了？妹妹轻描淡写地说：“那个呀，好像也没有怎么，小孩子的游戏吧。”我倒是有点失望。

虽然预知结局必定如此，我还是失望。

美好的东西风一样地来，又风一样地去，无法永远地把它们留在身边，这才是我们应该恐惧的事情。

片断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

我住在少年时代住过的简易平房中，乡村教室那样的平房，长长的一排，有带檐的走廊，墙和地面的色调灰暗沉闷。

梦中无风无雨，却莫名地有一种阴冷的瑟缩。

我接到我母亲的电话，要我把她的存折找出来，送去给她。

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我母亲只要出门，存折之类都是放在我这儿的，我家里有一只小小的保险箱，比较可靠。

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当中却不是这样，我的存折、我母亲的存折、我所有重要的文件都莫名其妙地藏在平房走廊下的麦地里，在那些茂密生长的麦苗下面，和庄稼的根须缠连在一起，成为土地的一个内容。

我接到电话之后，就找了一把铁锹，下到麦地里挖存折。

天色灰蒙，四野无人，世界无声。

我走到埋藏我母亲存折的地点，翻开麦苗，没有发现我要找的东西。

继续深挖，还是没有。

我愣住了，怀疑是不是我的记忆有误。

于是我试着寻找出我自己的存折，我的那些银行卡、国库券、股票交易卡、房产证、学位证书、职称资格证书……我把教室面积那么大的麦地翻了个遍，绿茵茵的麦苗被我倒腾得枝残叶碎，但是所有要找的东西都不见踪影。

它们像渗入泥土的空气，像麦地追施的肥水，像土壤中的化学元素，就那么在我的脚底下倏忽而去。

我站着，在一片残败的麦苗当中。

我心跳如鼓，汗流如水，又口干舌燥。

我试图喊叫，用喊声把我的惊恐传递出去，却是用尽力气也喊不出声音。

我清楚地体验到一种濒死感，没顶之灾降临时候的绝望。

我把我的宝物丢失了。

我把宝物丢失在故乡，我童年和少年生活的地方。

我不光丢失了我的宝物，我还丢失了我母亲的。

我如何向我的母亲交代？在那个奇怪的梦境发生之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的上午，我在阳台上整理报纸，忽然听到楼下小区花园里有老太太们聚会聊天的声音。

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带着她们的孙儿孙女在花园里嬉耍，顺便聊起了家长里短。

老人们应该是从各自的家乡来到大城市，投奔她们的儿女，普通话说得很不习惯，浓重的乡音夹在其中，腔调变得古怪，滑稽，听上去叫人忍不住发笑。

忽然我就听见了我很熟悉的家乡话。

我有很多年没有听到过了。

所有跟我说话的家乡人，包括我父母和弟妹，从来都使用普通话。

就好像从我出生到进城读大学期间是一个长长的空白，我们之间不经意地就跳过了二十年的岁月，她们愿意看着我一味地朝前走，而不肯再把我拉回到过去。

操我的家乡口音的老太太，声调尖细，高亢，语速急促，吐词又过于连贯，还带着抑扬顿挫的音韵，听上去就不太像聊天，倒有点像吵架，或是一种没有具体对象、不那么当真的骂街。

我心里就怦怦地跳起来。

我发现老太太的声音很像一个人，从前我们那条小街上烧开水炉的麻脸女人。

那时候我每天去她的炉子上打水，从最早的一次拎一瓶开水，到后来一只手拎两瓶。

有时候也拿木桶去打，滚烫的开水盖上盖子拎回家，洗澡或者洗头发用。

我开了阳台的窗户，探身往花园里看。

老太太们站在树丛的背后，枝叶中隐出她们或灰或艳的衣裳，头脸面目是看不清楚的。

说不上为什么，我有了一种特别的冲动，就想下去看上一眼，看看到底是不是她，那个记忆中能干泼辣的麻脸街坊。

我下楼之后，才明白以我的年龄和装扮要走近她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根本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毫无疑问会让她们引起戒心的人。

所以我只能远远地站着，借树丛的掩护，偷偷听她们的谈话，辨认她们的面容，期待着能有一个小小的惊喜。

当我的眼睛全神贯注投往那片树丛的时候，我没有留意脚下的地形。

我在后退当中一脚踩空，掉进了花园里的养鱼池中。

幸好池中水浅，只勉强湿了我的鞋袜和一小段裤腿。

但是那一瞬间我是狼狈而尴尬的，我不用抬头就能感觉到落在我身上的老太太们惊讶的目光。

惊讶中带着一些怜悯甚至同情。

她们一定认为我是个神经不太正常的女人，我苍白的面容和迷茫的表情都证明了我的怪诞。

小区保安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奔了过来，伸手拉我出水。

他知道我只是偶然失足，所以一迭声地安慰了我，并且坚持要送我回家。

我婉谢了他。

没有问题。

完全没有问题。

我很好。

是的。

我只是有点走神了，因为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以为熟悉的声音。

群众演员

他伸开手臂，在视线能及的范围内画了一个大圈，自豪地告诉我说，他今天一车子拉来了五十个老外，最小的十八，最大的六十八。

我看到了他说的那个六十八岁的老太太，一头雪色的头发，穿鲜红的外衣，背对着我站住，和一个年轻姑娘配对作交谈状。

看不到她的脸，也不知道她们会装模作样地说些什么，反正远远看过去，可以认作是一个老教授和她的学生在谈学业或论文。

一车子的老外，清晨五点就从上海赶往苏州大学的拍摄现场，做《派克式左轮》的背景演员（就是时不时从镜头中主要人物的背后、侧边一经而过的人，没有台词，看不清面孔，仅仅是某种能让画面丰富和生动一点的元素）。

跟我闲聊的这个人，摇着头，啧着嘴，一副重任在肩的样子，说，不好管理，真的不好管理，五十个人来自十几个国家，南美、北欧、西非、中东……各有各的习惯，各操各的语言，要把他们吆喝得动起来，不容易。

负责现场调度群众演员的副导演手里举着话筒，一遍一遍地催促他们从树阴下走出来，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

她亲自上前拨弄和示范他们：你应该从这儿往那儿……你们两个人等一会儿，等前面的人走过五步之后再开始走，书包背到肩上，手里拿书……你们是一对情侣，开拍时站着不动，拥抱或接吻都行……可怜的副导演虽然有话筒帮忙，一遍遍地说下来，早已经口干舌燥，声嘶力竭。

而演员们经过一上午的折腾，已经疲惫得很了，喊半天才慢腾腾地懒散地走上几步。

正在荫凉处跟我交谈的他看不过去了，冲上去帮忙吆喝，驱赶大家速速到位，不要影响拍摄进度。

而后他又回到我面前，表明身份说，今天他不是群众演员，他是负责带这群人来的，不必亲自上场。

他并且对自己带来的人表示了严重不满，皱着眉头说，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偷懒？雇他们过来是工作，工作！必须满负荷地投入工作才能够拿到钞票，不然的话，他有权利扣减工资。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严肃甚或严厉的口气，俨然自己就是制片商，操生杀大权的老板。

忘了说一说他的国籍、外貌、特征。

他的年龄约摸在五十五岁到六十岁之间，个子矮小，我坐着，他站着，我们说话时目光差不多平视。

他的褐色头发非常茂密，有一点微微卷曲。

墨绿色的短袖衬衫，咖啡色棉布休闲裤，一双相当旧损的褐色皮鞋，背一个肩带长长的帆布书包，表情和手势都很丰富。

他告诉我，他是德国人，十六岁来中国，至今已经三十多年了。

我问他怎么会来到中国？他答非所问地说，他父亲是在中国上海去世的，父亲是个医生。

他来中国后一直定居上海，娶了位上海太太。

我感觉他的普通话说得比我要好。

后来我旁边的副导演告诉我说，他的上海话说得更好，那才叫一个溜。

我问他为什么不想回德国生活？他说，父亲的遗产都分掉了，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