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她对我说完那句话不久，办公室的走廊里有脚步声走过，她慌忙拉开抽屉，把手里的枕套连同新疆手鼓那么大的绣花绷架塞进去，用胸脯顶着抽屉关好，脸上的表情有一丝紧张，颧骨四边甚至泛出了羞红。后来脚步声又过去了，她才直起身，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来。我当时还好奇地问她一句：你害怕什么？她回答我：在办公室里绣花，总是不好，如果是基层单位来人，看见了尤其不好。我心里不以为然，撇一撇嘴，转身走了。那时候我对她的看法，就如同我女儿现在对我的结论：虚伪。每一个年轻女孩子，心中都曾经有一朵花开放过的，她实在没必要拿一块黑布遮住自己，只把那朵花开在别人看不见的角落。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我手里拎着那只半人高的黑色垃圾袋，傻了一样地站在阳台上。我看见楼下的杰克蜗牛一样地从车肚子下面蠕动出来，爬进驾驶室，轰轰地发动了车子。汽车排气管中有一股黑烟冒了出来，车子垂死般地挣扎了一下，然后就不再响了。他笨重的身体从座位上骤然弹起，用劲拍一下方向盘，嘴里好像还骂了句什么，重新挪出车门。出来的时候，他的手里多了一罐啤酒。他需要用酒来勉励自己接着再干。

我扔下垃圾袋，顾不得里面的啤酒罐和快餐纸盒滚散一地，飞一样地冲下楼梯，奔出楼门，心跳不已地站在杰克面前。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吗？他把喝了一半的啤酒罐从嘴边挪开，一副吃惊的样子。

我结结巴巴，连说带比划：你的妻子，她的名字……她是不是叫余爱华？

杰克断然否定：不，她叫海伦。

中国名字？我说，另外的……名字？

她就叫海伦。杰克说完，觉得没必要跟我再作纠缠，咕嘟咕嘟喝完余下的啤酒，把空罐子用劲捏成扁形，准确地投掷到了路边的垃圾筒中。接着，他跟我含糊地道个歉，再一次把自己仰面放倒，一点一点移进车肚子下面。

那一刻我忽然有个奇怪的感觉：有没有可能杰克从来没打算把这辆车彻底修好？或者说，他留着车里的某个关键部位故意不碰，就让它坏在那儿？因为一旦汽车没有毛病，他就无事可干了。他活着也需要有个寄托的。

傍晚女儿回家，进门直奔厨房，看我又做了什么好吃的。我抓住她伸向搪瓷炖锅的手：先告诉我一件事。

女儿无可奈何道：什么事啊？比吃饭还重要吗？我中午只吃了一个三明治，留着肚子的！

我问她：房东太太叫什么名字？

她偏着头，想了半天，扬声喊她的同住伙伴：露丝！你知道房东太太的名字吗？

露丝在她敞了门的房间里回答：不就是叫杰克太太吗？

女儿又喊另外的一个：娜娜！

娜娜嘴里咬着一个苹果跑出房间：别问我，我肯定不知道。

瞧！女儿若无其事地耸耸肩：我们都不知道。名字对她很重要吗？

她可能是我从前的一个同事。我急切地盯着她的眼睛。

有可能。她漫不经心地移开目光。可是我真的饿了，我要吃饭了。

我不再阻止她用饭勺捞锅里的肉吃，可是我心里有些失望，为她完全不能跟我的想法同步。她不知道，一个二十年前的老朋友对我有多么重要，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跟够碰上旧日同事是多么惊喜。她实在还是个孩子，友谊和同伴都是新鲜即兴的，现开现喝的盒装牛奶一样，她还没有尝过酿久的生活是什么味道。

晚上，女儿在电脑上做作业，有关人类发展史的什么内容。碰到不懂的问题，她可以上网查资料，还可以直接发信跟同学探讨。做完的作业，也不用打印出来，一下子就发到任课老师信箱里去了。我在她床上百无聊赖地坐着，心里很感慨，想到十几年前丈夫在国外念学位，所有的问题都要靠一本英汉字典解决，回国时那本字典已经被他翻得稀烂。那时候，我带着幼小的女儿出国陪读，我们舍不得用光丈夫的奖学金，日常花销是靠我们双双出门打工挣来的。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打工是正常现象，不打工的反会被人视作异类。转眼之间我们的下一代出国，她们的生活和学习跟我们从前的经验已经完全两样。

女儿做完了她的作业，转头问我：妈妈你怎么还不睡？我回答说，我要等房东太太回来。女儿做了个夸张的表情：你不可能等到她的。她总是很晚，非常晚。我说：哪怕等到天亮。女儿就显得犹豫，磨磨蹭蹭了好一会儿，才跟我商量：你可不可以先睡？你看，我现在要发几封私人信件，还要进聊天室逛一圈，跟大家说几句废话，我希望这些是我的个人秘密。

你尽管发你的信，我说，我不会偷看。我懂得尊重个人隐私。

可我觉得不舒服。我总是想到背后有你的眼睛。她开始撒娇扯皮。

你如果用英文，我根本看不懂。你知道我的英文程度。

不，我用的是中文。我有很多网友在国内。

我只好站起身：那好吧，我出去走走。

女儿追上来，把我的外套递给我，叮嘱说：一定不要迷路。记住家里的电话。

有一瞬间，我感觉我们之间的角色互换过来了，她成了妈妈，我成了女儿。这样的感觉非常舒服。女人其实总希望有人照顾着和宠爱着。我忽然想起余爱华，她怎么没有孩子？或者她的孩子不在身边？送回了国内？

走出楼门，夜凉如水。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澳大利亚的气候非常奇怪，白天热得穿露脐装，晚上睡觉照盖羽绒被，一天之中差着几个季节。我裹紧了外套，顺着前天散步走过的路线再走一遍。其实我是个不喜欢重复生活的人，但是天黑地广，四周寂静无声，万一走进岔道，迷失了方向，我很难寻找到打电话的场所。

附近一个私家花园里的特殊装置引起了我的好奇，那东西被安在两人高的木杆上，像一个躺卧的金属笔筒，被街灯照射得幽幽发亮，看上去结构还比较复杂。我琢磨了好一会儿，才悟出这是一只电子眼，主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它来监视走进楼门的每一个行人。我吓一大跳，赶快逃开，生怕被屋里的人看见我凝神琢磨的样子，会以为我要对这屋子动什么脑筋。结果我慌里慌张撞到了另一家半地下室的窗口前。花枝遮映的窗户里很难得的透出灯光，说明这间屋里有人在活动。我稍觉安心。有人气的地方总让人温暖，即便语言不通，也可以用表情交流，不像冰冷冷的电子眼那么叫人生畏。谁知道当我低头往那窗户里看时，眼前的情景更让我惊惧：凸现在窗玻璃上的是一颗凝然不动的雪白脑袋，白发下的面孔总有七八十岁年纪，皱纹交错的皮肤紧绷在一张怪模怪样的脸上，嘴巴瘪成一条直线，眼睛深陷如两只黑洞，眼皮半天都不带眨动一次，好像站在那里的不是一个活人，而是摆来吓唬盗贼的木乃伊之类。看到我惊惧地后退走开时，老人忽然嘻开无牙的嘴巴，对我笑了一下。我这才明白，老人站在窗口的原因只是因为无聊和寂寞，他希望看到行人从他面前一个个地走过去，看到这个世界处于活动之中。甚至，他或者还盼着有人会礼貌地敲开他的房门，向他讨一杯水喝，跟他聊上几句家常。可惜这个时代的人们不会这样做了，他想像中的情景只会发生在澳大利亚的牛仔时代，在鳄鱼邓迪的时代。

余爱华出国多年，她一直生活在如此寂寞的世界中吗？她天天辛苦地早出晚归，会不会也是打发寂寞的一种方式呢？我不由自主地又想到了她。

回到家里，女儿已经关了电脑，就等着我上床睡觉。她说：我担心死了。刚才我忘了跟你说，这附近发生过强奸案的。看见我渐渐张大的嘴巴，她又补充：你放心，我们晚上从来不单独出门。在国外怎么生活，我已经很有经验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表示担忧。我希望她搬到市区去住，好歹人气要旺一点。她马上嘲笑我，说墨尔本市中心的夜晚比郊区还要荒凉，因为公司和商店的职员下了班都离开城市回家，市区是一个空巢。我还想询问她，唐人街是不是会好一点，扭头一看她已经睡着了。

我起身，蹑手蹑脚走过去关了房间里的灯，然后坐在椅子上，等着余爱华回来。楼上的电视机开着，大概在放着脱口秀之类的节目，语言的频率很快，一句紧逼着一句，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来不及喘气似的，背景效果中不时夹有夸张的哄笑声。杰克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把地板踩得咯吱作响，有时不小心踢到一只喝空的啤酒罐，那罐子就会轻快地滚动起来，一直到碰上了墙壁或者沙发腿，才乖顺地停下。我奇怪他既然不工作，整天无事可做，为什么不能出去迎一迎他的妻子？他放心让一个女人深更半夜独自回家吗？

为了打发时间，我开始回忆跟余爱华相识相交的日子。我记得，那正是我大学毕业分到机关，拿上了每月五十多元的丰厚薪水，单身一人无牵无挂，精神最感自由和振奋的黄金时期。我在机关宿舍有一间单独住房，虽然窄小，放进一张小床、一桌一椅、两个竹制书架，基本上不成问题。我的更多的私人藏书是装进纸箱塞到床肚子底下。四喇叭的手提录音机和大量磁带占据了小床三分之一的面积，使我睡觉时半个肩膀总是悬在床外。吃饭有单位食堂，菜价在五分到两角之间，经济实惠。机关的公共浴室定时开放，免费使用。工作谈不上紧张，偶尔写篇材料什么的，即便不合格，还有处长把关修改，改完了我拿过来抄写一遍，或者直接送机关打印室。因为闲适和快乐，我的身体在那段时间里吹气似的膨胀，由丰满而丰腴，以至于唇红齿白，皮肤娇嫩得吹弹即破。几年之后我从机关出来，体重就开始一年年下降，从此再没有恢复昔日辉煌。

那个年代的审美标准跟现在还不尽相同，骨感美人这种词汇尚未在媒体大量出现，所以我的爱慕者为数不少。我们机关的老大姐们上班闲来无事，眼睛也总是盯在我们一班新分配过去的大学生身上，以撮合我们的美好姻缘为己任，笔记本上排着次序地为我们介绍对象，不惜搭上大量时间和公交车票钱。我被大家安排着跟各种身高体重学历和职业的单身男性见面，身边频繁变更着陌生的男性面孔，百无聊赖地对他们重复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兴趣爱好，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怀疑浪漫爱情是否根本就是一种虚幻。

余爱华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余爱华比我早两年分配到机关，那时候也还是单身。我们机关里人员很多，楼上楼下分好多处室，我跟她之前也就是眼熟，还知道她是机关团支部书记，此外几乎没说过话。我不是那种跟别人见面就熟的人，她也同样如此。她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严肃面孔，做事一板一眼，穿衣打扮绝对中性，说起话来，三句不离理想、人生，所以我们都对她敬而远之。老大姐们从来不给她介绍对象，怕自讨没趣，也觉得她那样的个性不会让男人喜欢。她们说：余爱华的第一目标是要入党，其次才谈得上恋爱结婚。那么，因为她暂时还没有能够入党，介绍对象的事情自然就只能放缓一步了。

那一天晚上，我吃过晚饭回办公室，准备把碗筷放进抽屉，然后上楼看电视。那阵子电视里放的是香港连续剧《上海滩》，住机关宿舍的人总是七点不到就上楼占座位。电视机太小，机关会议室又太大，坐得远了，周润发和赵雅芝这一双璧人眉目传情的样子实在看不过瘾。

我关上抽屉的时候，听见门外脚步响，一抬头，余爱华已经走进门内，并且顺手带上了我的办公室房门。

耽误你一会儿时间，好吗？我想跟你谈点事情。

她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可我还是觉得心里无端发沉。我站着，告诉她我还要上楼看电视，有事情能不能快一点说。我想不出来她会跟我说什么，我们不在一个处，行政上和业务上都不可能发生关系。

你还是坐下吧。她微笑着命令我，然后自己先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因为不熟，我不好意思对她任性，要求改日再谈什么的。我无可奈何地跟着坐了下来，一边在心里惦记着楼上的座位问题。

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吗？她和颜悦色。

我摇头，脸上的表情肯定是很不耐烦。我说：你说吧。

她咳嗽一声，神情里有短暂的犹豫，甚至还稍稍地红了面孔。她结结巴巴，先扬后抑：其实……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很不错的同志……你单纯，喜欢学习，积极要求进步……然后她话头一转：你自己是不是也感觉到了什么？

我茫然：我感觉什么？

她带点尴尬地笑着：比如说，在恋爱婚姻的问题上……

我尖锐地回她一句：我有问题吗？

她摇摇头：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机关里的同志们有一些看法，觉得你的恋爱态度不够严肃，就是说……次数太多了，谈一个吹一个，给人印象不太好。你是不是太挑剔了点儿？

我起先觉得愤怒，而后又觉得好笑。我知道这不是什么机关同志们的看法。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年代，社会上的风气非常解放，离婚和婚外恋都成了比较正常的事情，没有人会对我选择男朋友的方式大惊小怪。有看法的只能是她，她自己一副标准的马列面孔，吓得男同胞们退避三舍，因此对我的恋爱现状愤愤不平。

之后跟她的交往渐多，才知道她对我的看法不是出于嫉妒或者酸楚，那是我自己心眼儿小了。她是真心的认为我的世界观人生观都有问题，起码是过于小资，跟一个标准机关干部的形象不相吻合。她出于团干部的责任，觉得有必要帮助我纠正思想。

可我那时候年轻，自我感觉不错，很多事情上就比较地锋芒毕露。我记得我一气之下放弃了晚上的电视，即兴作了一场关于现代社会爱情和婚姻观的演讲。我是中文系毕业生，读过的中外爱情无以计数。那时候西方的各种现代思潮正在流行，乱七八糟的哲学书籍我也看过不少。我这人轻易不大讲话，一旦讲开，思绪就会突然地活跃起来，言语也就特别地犀利和大胆，强词夺理什么都来，气势上也比较咄咄逼人。要是换一个倾听对象，也许就恼了，起码也会对我心生不满。可是余爱华没有，她非常认真地听着，有时候会忍不住插话，用她的正统纠正我的偏邪。总的来说，她没有一点生气的意思，完全是一副平等交换思想的姿态。临走的时候，她甚至跟我要了几本书的名字，说要去书店买来看看。

一个星期之后，还是在晚上，她第二次来到我的办公室。我们住机关宿舍的年轻人除了八小时睡觉，其余时间都是以办公室为家的，因为办公室比宿舍宽敞，冬天可以烤火，夏天有电风扇可用，宿舍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天楼上的《上海滩》已经放完了，周润发的死让我欲哭无泪，也令我中毒太深，我从那时候开始就对香港电视剧有瘾，白天无论多累多烦，想到晚上还有两集好看的电视剧等着，有我喜欢的男人女人在剧中生生死死地爱着，心里就倍感熨贴。

余爱华肯定是知道了电视剧已经放完才来找我的，她甚至还带来一包瓜子，摆出一副准备跟我彻夜长谈的意思。

你手里缝的，那是什么？她隔了宽大的办公桌朝我伸过脑袋。

我把新疆手鼓那么大的绣花绷子放到桌上，给她看。我刚刚从处里的打字员那儿学来章圆头圆脑的彩色蘑菇、穿巴伐利亚传统花裙的小女孩，还有门前一条象征性的河流、河岸上星星样的黄色花朵。

真漂亮啊！她惊呼，紧抓着我的绣花绷子，爱不释手的模样。

你喜欢，我可以教你。针脚并不复杂，不需要太专业的技能。

是吗？她欢天喜地地应着，然后就绕过办公桌，坐到了我的身边，一边看着我下针，一边讨教各种问题，连绣花线和绣花绷子在哪儿采买都问到了。看起来她是真的感兴趣。我开始对余爱华有了初步的认同。无论多么理智和刚性的女孩，她的内心里总有柔软光滑的一面，对花花草草的东西是天生的喜欢。

研究完绣花技巧，我们言归正题。她找我的目的，其实是要探讨读书心得。我介绍她读的几本书，她买来了，也读完了，她需要有个人听她说一说，说了心里就舒服些。她对外国人敢于在书中那么大胆地谈论情欲和***的问题感到吃惊。她说情欲和***这两个词的时候，稍稍地顿了一顿，像是难以出口，并且脸上真的红了。我估计她以前从来没有碰触过类似的字眼。她告诉我，机关同事对她的看法和议论她都知道，她的确是个过于正统和认真的人，这没有办法，从小的生活环境和教育环境令她如此，已经成为习惯，想改很难，自己心里的那一关就闯不过去。但是她的心里并非别人认为的那样死水一潭，她也有女孩子隐秘的渴望，有一些自己都难为情的念头，甚至不那么道德的想法……

我听她说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简直大为惊讶，完全想像不出来她指的是什么。

她犹豫了很久，指头在桌面上划来划去，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对我说出来。日光灯装在办公室的天花板上，光线自上而下，加上她微微低着面孔，她眼窝和鼻翼的阴影就更加浓重，是那种雕塑一样大刀阔斧的线条，比多数女孩的确少了一点秀美和柔软。

她不说，我自然不好催促她说，好像我急着打探别人隐私似的。可我又不能自顾自地低头绣花，放着她不管，那样又显得我不通人情。我们之间的气氛就非常尴尬。

忽然之间，她哭了。泪水从她深深的眼窝里溢出来，顺着颧骨和腮帮无声地滚落。她坐着不动，也没有抬手去擦，完全浸透在一种悲伤和绝望中。她的眼睛依然大睁着，却没有看我，看着屋角的什么地方，目光的焦点是虚着的，也许是因为泪眼朦胧，让我感觉到那种虚。我在吃惊了一会儿之后，依稀醒悟到她的哭不是痛苦，其实是一种快乐，她需要有这一场渲泄，可以把压在心里的东西释放出来。

长了一副刻板无趣的党性面孔的余爱华，原来也会为感情而哭啊。

在这种时候，我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也真的是无话可说，所以我就把一只手放在她腿面上，轻轻捏了一捏，传达一种安慰和理解。我发现她腿上的肌肉非常放松。她那一刻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敞开的，感性和轻盈的，像花朵在黎明中打开的一瞬。

对不起啊，真的是对不起啊。最初的激动之后，她反复地对我说着这样两句话。

我向她表示：你无论说什么我都能理解。我期望知道她的秘密，这是女孩子的好奇。

她终于长长地吐出一口气：上身先是挺直，慢慢地把空气吸进去之后，含住，在五脏六肺荡涤一番，然后非常收敛地吐出来，随之身体软下去，矮下去，舒服极了的那种样子。我喜欢上了一个不该喜欢的人。她眼巴巴地看着我，耳语一样：我们处长。

我的身体猛地往后一弹，碰到椅背，就定住了，像贴在上面的一件东西。

连你都惊讶了。她苦笑了一声，好像有一点责备我。

我赶快解释：不不……我不是……我只是……我发现越解释越乱，只好住口。

她的处长，我当然认识，王强，那一年也就是三十出头吧，机关干部年轻化的第一批受益者。王强的妻子是我们机关年轻女孩最眼红最羡慕的一个人，因为她拥有那么出色的丈夫。王强非但聪明英俊，而且谦和，上下级关系都处得很好，就连路上碰到我们这些新分来的大学生，也是老远就停下，点头，微笑，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绝不卑微，也丝毫不带暧昧，阳光那样的明朗和健康。余爱华喜欢他，一点儿都不奇怪，因为我自己同样如此。关键是，余爱华嘴里的喜欢不是一般的喜欢，那已经是等同于爱的一个用词，她提到他之前的悲伤和流泪，明白无误地昭示了她内心的一点一滴。

可是，他的儿子都快上小学了啊。我忍不住地替她焦虑。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我号称现代，骨子里还是传统。如果放在更年轻一代人的身上，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爱一个人，尽管去爱，妻子儿子视作无物，还不行吗？什么时候爱到尽头，大家挥挥手走路，不带走一片云彩，多么的简单干脆。

余爱华忽然凑近我，眼睛里放出一种异常的光亮：我只告诉你一个人，你千万不许说出去。王强不爱他的妻子，他们夫妻感情不好，有可能离婚。

我又一次地对余爱华感到惊讶。她远不似我从前想像的那样无趣和刻板，她已经对暗恋着的处长做了很多调查，或许还有跟踪和监测，所以掌握了如此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问她是不是准备等下去？等到王强有朝一日离婚，然后她乘虚而入？

她嗔怪地责备我：什么叫乘虚而入啊？

我连忙道歉：对不起，用词不当。我又问：万一他离不了婚呢？或者想离又不离了呢？

她先是说，她可以无休止地等下去，等一辈子。想了想，她又反驳自己，不可能的，她的运气不会这么坏，我不应该用悲观主义的思想影响她。

那天晚上的谈话到此结束。余爱华第二天上街买来了绣花所用的一切材料。她先绣了一块手帕，很简单的一朵向日葵，用金黄色和黑色的丝线搭配，挺漂亮。然后她就买来一对洁白的纯棉布枕套，开始绣那两枝并蒂莲。我发现她对花朵有着特别的兴趣。可是她在生活中从来不穿花色衣服，连格子之外的图案都很少上身。

我注意观察年轻的处长王强，果真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的动向。比如说，星期天他到机关来加班的时候，把他的儿子带过来了。从前他儿子一直是有人在家里照顾的。再比如说，机关里发电影票，每人两张，王强和他妻子都没有去，去的是他的老父老母。还比如说，有一天我看见王强妻子到机关里来，没有去找王强，却直接进了局长办公室。下班时候我在自行车棚遇到她，她好像眼圈有点红，低了头不跟人招呼，匆匆忙忙骑车走了。

我不能不佩服余爱华的细致，她比任何人都要更早地发现了他们处长生活中的一切异常，因而无比坚定地竖立起了她自己婚姻的信心。

但是，世间的一切总有太多的意外，世界是因为一个又一个的意外才发展成了今天的样子。八四年王强率队去深圳考察学习。新兴的城市深圳除了有令人震惊的建设速度之外，还有了另一样新兴的职业：妓女。那时候也叫：暗娼。谁也说不清王强是怎么昏了头，把自己如花的前程丢到了脑后，睡到了一个年龄可以当他姐姐的妓女的床上。一同去深圳的机关同事都感到吃惊，在王强被深圳的公安扣押之前，他们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强是怎样被那个妓女拉下水去的。

王强回到南京，没有进机关大门，直接去了拘留所。那时候赌搏嫖娼都是大事，大到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机关上下震惊。党员和干部们大会小会开了不止一次，缺席批判王强的堕落行为。王强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超前，南京人的脑子里根本还没有嫖娼这个概念呢。

有一天晚上我到余爱华的办公室，我问她接下来怎么办？她非但没有沮丧，反而眉飞色舞地告诉我：知道吗？王强妻子同意离婚了，今天到机关里来开离婚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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