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是明白，我什么都不必再说。我只跟她讨论了新开播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又说了一会儿枕套上绣花的技术问题，然后告辞出门。我想，她说过要把百年好合四个字绣到枕套上去的，现在应该可以做动手的准备了。

不久我结了婚，调离了机关，到另一个单位工作。我知道余爱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结婚。几年之后又听说她自费出国。那时候她已经入了党，提了副处。她是先***，再辞职，才办妥了出国手续的。机关里又一次全体震惊，甚至比听说王强的嫖娼还要吃惊。要知道，余爱华为争取入党，经过了多么不懈的努力啊。

还有那只枕套，余爱华既没有绣上她心仪的词句，又没有舍得丢弃，她夜夜枕它入睡，是不是觉得枕上的花朵也可以在心里常开不败呢？

那晚我一直坐到了十二点以后。因为房间里黑着灯，女儿的呼吸声又如同催眠小曲，我实在困倦不堪，只好站起来，赤了脚在房间里走动。我不明白余爱华天天深夜归来，清早出去，怎么还有精力在床上折腾出那么大的动静。莫非澳大利亚的牛肉比别处养人？

楼门前的车道上响起了碎碎的脚步声。接着，听到钥匙在门锁中索索地转动。我赶快走出房门，随手拉开门厅里的吸顶灯。余爱华被倏忽而来的光线晃得眼睛直眨巴，一只手下意识地举起来挡了一挡。我看见眼前的余爱华是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女人，上身一件过臀的桃红色织花毛衣，下面配大花九分裤，花卉的色彩非常鲜艳，裤子的弹性也好得过份，腿面和腿肚的肌肉勒出圆弧形的突出线条，十分不堪。还好，脚上一双平底软皮鞋是黑色的。今年流行穿彩色牛皮鞋，她倒是没有紧跟潮流，将自己从头到脚地用色彩武装起来。

她适应了楼里的光线，放下那只遮光的手之后，有片刻时间，我怀疑站在面前的是不是我的同事余爱华。她的脸不再是那样凹凸有致轮廓分明，而是臃肿虚浮，眼袋、颧骨、嘴唇都是鼓出来的，松松地悬着，密布了细细的皱纹，纵欲过度或者酒精中毒的那种症状。难以接受的是她的化妆技术，粉底打得既厚又白，剃光的眉骨上画着蚯蚓一样弓起身子的细眉。国外唐人街的中老年女性都喜欢画这样的眉型，我实在弄不懂这是怎样的一种审美情趣。

我试着喊她：余爱华？

她愣愣地盯着我看，惊讶得不能自已：我的天哪，怎么会是你？

她一把拖起我的手，一直把我拉到楼梯下的卫生间里，关上了门。我们在这儿说话，别弄醒了孩子们。她说：你女儿，她叫苏姗吧？搬过来的时候提起过你的名字，当时我还在想，是不是我的那个同事？我后来还想细问，太忙，没找着时间。唉呀太好了，我们会在这儿见面！你说这是不是缘份？

我说：都这么多年了！

她也说：都这么多年了。你女儿都这么大了。她垂下头。再抬起来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圈隐约有一点红。我的心里也就跟着酸涩起来。

我们互相都没有提对方的变化。人到中年，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她大致地问了一下我的现状，我作了如实汇报。然后我反过来再问她，她好像不太愿意回答，手捂着嘴打一个大大的哈欠，不无疲惫地说：太困了，都已经一点钟了。我们明天再说吧。明天我休息，有一整天时间。

我送她到楼梯口，恋恋不舍地看着她上楼。因为处于攀登的姿势，她的身体微微前弓，臀部撅起来，过长的毛衣被臀尖顶出两个小小的山头，而且随迈腿的动作有节奏地高低起伏着。我发现她穿这一身衣服其实很性感。起码杰克是喜欢的。

回到女儿房间，脱衣躺下，早先的困劲全没了，很久都没能睡着。难得的是楼上没出现令我尴尬的响动。余爱华知道有我的存在，某些举止着意收敛了吗？如果她跟杰克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杰克又是否能够理解？

忽然地，我又想起二十年前走进我的办公室里，郑重其事找我谈话的团支部书记余爱华。每个人的身体中其实都潜藏着两种以上的人格，因为环境的关系，很多人至死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机会罢了。

我折腾到下半夜才沉沉地睡过去。早晨闹钟响，我听到了，我只是催促女儿起身，上学，然后我迷迷糊糊接着再睡。八点多钟，有人在外面咚咚地擂门。这时候阳光已经从窗外一直照到我的床边，零乱的房间里呈现出一种橙色的温暖，女儿睡过的枕头上残留着浅浅的凹痕，她换下的牛仔裤和运动套衫搭在椅背上，口袋里滚出的硬币在地上可爱地躺着，硬币旁边是她的粉红色拖鞋，一只的鞋头枕在另一只的鞋跟上，就像她小时候喜欢枕着我的小腿说话。

是杰克下楼开的门。下楼的脚步声沉重而迟缓，还夹着他大声的叫唤，大概是让门外的人不要性急。后来，他开门之后，就在门口跟来人说了一阵子话。我从窗户里探了探头，看见那是一个年轻的澳洲男人，穿一条带破洞的牛仔裤，一件黑色短袖套衫，头发脏兮兮地披到肩膀，胳膊上的汗毛丛丛簇簇，在阳光下泛出一层毛茸茸的金光。杰克跟他交谈几句之后，放他进门。两个人一前一后脚步咚咚地上楼。那个年轻人脚步与脚步之间的间隙隔得有一点长，我可以肯定他的长腿是每一步迈两格楼梯。

趁他们都不在眼前的机会，我赶快溜出房间，到卫生间洗漱、上厕所。我一向不喜欢让外人看到我油亮亮的隔宿面孔，尽管我已经是不需要过份注意形像的年龄。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听见楼上传出争执的声音。余爱华那一口怪腔怪调的英语夹杂在其中，而且渐渐地成了主角。她反复地、愤怒地说着一个词： o！no！还有没有，不可能之类的词句。出国十几年，她还是一口中国式英语，所以我马马虎虎能听懂一些词。杰克的舌头有点大，吐字含糊不清。也许清早他已经喝了过多的酒，酒鬼都是这么说话。那个年轻澳洲人，嗓门最高，性子也最是暴躁，说话又急又快，澳洲土音很重，我只知道他几乎每句话都带着一个英语的操字，其余就一概不懂了。

一开始，几方面的态度虽然都不够好，但是勉强还能够说理，有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的意思。年轻人说得最多，步步紧逼。余爱华坚守阵地，拦截很死。杰克一声声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也不知道是问余爱华呢，还是问那个年轻人？然后，不知不觉地，争吵就升了级，声音放得越来越大，尖叫，怒吼，咆哮，辱骂，什么最伤人就来什么。他们都忘记了楼下还有一个来作客的中国女人。即便余爱华还记得起来，但是事到如今，她想要顾着我也顾不上，她完全地陷入了两个男人的包围之中，声嘶力竭，疲于应付，连嗓子都变得沙哑起来，变成一种垂死挣扎的哀嚎。

我奔出卫生间，站到楼梯口，手扶着拦杆，想要上去劝解，又不知道会不会把事情弄得更坏。照他们的规矩，也许我应该退避三舍？或者干脆打911报警？

忽然地，楼上有嗵的一声闷响，像是有人跌倒，或者砸了什么东西。从这之后，形势一片大乱，脚步声杂乱地奔来奔去，啤酒罐叮里咣啷四处乱滚，盘子是照着瓷砖砸过去的，碎裂声惊心动魄，板凳肯定有一张四脚朝天，椅垫之类扔过去的声音发飘，不够份量，幸好还没有人头脑发昏地去碰电视机，否则还会有冒着黑烟的爆炸。

最后，是余爱华一声凄厉的惨叫。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眼前有一点发黑，浑身都瘫软下来似的。我当时想上楼都没了力气。

幸好，随着她这声惨叫，一切都停止下来。楼上沉寂了约摸一两分钟时间，就看见那个年轻人阴沉了面孔，箭一样地从楼梯上冲下来，一阵风地从我面前刮过去，哗地拉开楼门，消失不见。他没有看我一眼，可是我看见了他那张跟杰克非常相像的宽阔下巴。

然后，杰克跟着下楼。他也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只是他的步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灵活，几乎是横着身体连滚带爬下来的。他看见了站在楼梯边的我，稍稍地一愣，嘴里嘟囔了一句什么，赶快追着年轻人出去。

又过一分钟，我听见杰克在外面发动了他的那辆破车。那车吭吭地哼了好一阵子，才勉强起步，呼哧呼哧走远。

我扶着栏杆上楼，只觉得两腿打飘，胸腔里嗵嗵地敲鼓。我一路走一路喊：余爱华！余爱华？

她鼻子嗡嗡地回答一声：我在呢。

我扑上楼去，一眼看见余爱华蜷在墙角地毯上，脸上血糊拉塌，也不知道是从鼻子里还是从额头上流下来的。她穿的那身大花睡衣上也有血，一点一点，触目惊心。看见我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手足无措的样子，她苦笑一下，说：吓着你了。

我弯腰问她：你怎么样？要不要报警？

她摇头：是杰克的儿子。

我愤怒：那你就该是他的母亲！他怎么可以对母亲下这样的毒手？

她不以为然：他亲生母亲就是被他气死的。

这一下轮到我无言以答。我去厨房绞了块湿毛巾，给她擦血，又打开厨柜找药品。她已经从地上移坐到沙发上，有气无力地说：别张罗了，我没事，一点外伤。

他常这样对你？我从她手上接过沾了血的毛巾。

偶尔吧。他没有钱的时候。

我惊讶：他来跟你要钱？他没有工作吗？

他挣的钱不够用。

他为什么不跟杰克要钱？

杰克更没有钱。他是拿救济金的人。

可是他有房子啊！光收房租就有一大笔啊！

余爱华得意地笑起来：房子是我的，我赚来的钱，我买的房。

我下意识地一声轻叫。现在我大概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余爱华盯住我的眼睛：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劝我离婚，让杰克滚蛋？

我声明：暂时还没有这么想。可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日子你感到幸福吗？

余爱华站起来，开始收拾地上狼籍一片的东西。我帮着她收拾。我们先把椅子扶起来，椅垫之类的东西归到原位，啤酒罐装进垃圾袋中，最后拿一把扫地的刷子扫那些破碎的瓷片。整个过程中，余爱华一直闷着头，专心想事情的样子。她最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把杰克换掉又会怎么样？一百个人的婚姻，九十个人都不会圆满。婚姻就是妥协和忍受。

我承认她的话算得上至理名言。我还猜测到，杰克肯定不是她的第一个男人，她到澳洲这么多年，所经历过的曲折波澜，绝对复杂得超过我的想像能力。

晚上女儿回来，我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告诉她，她嚼着糖果回我一句：家常便饭啊。

我说：你这种态度，是不是也太冷淡了？余阿姨毕竟还是我们中国人。

女儿却跟我认真起来：怎么可能？她跟杰克结婚，已经拿到了澳洲身份。

我怔了半天，忽然觉得我在很多方面都天真得可笑。是啊是啊，做什么事情都是有代价的，我怎么可以光看事情的表面得失而不计它的成本？

余爱华到楼下来，给我们拿来一包桔子，是她家后花园的桔树上长出来的果实。桔子不很大，但是清甜，澳大利亚这地方真是长什么都合适。三个女孩子很会察言观色，知道了她跟我的旧日关系，马上提出来需要请她更换一些家俱和厨房用品。她们并且立刻集合到了露丝房间里，商量之后，开出一张长长的清单。我以为余爱华会表示为难甚至拒绝，还要叫上一阵苦。我知道她的房子是按揭的，她维持这个家并不容易。可是余爱华拿着清单仔细看了一遍，一句废话没有说，折起来放进口袋里，答应近日就办。我嘴里不说什么，心里却有些高兴，毕竟她让我在女儿和她的同学面前很有面子。

她下楼的目的是请我们全体房客明晚吃烤肉。她说她跟杰克讲妥了，烤肉和烤肉炉都由杰克准备，她明天的晚班请假，这样下午就可以回家。她说，澳大利亚也没什么好吃的，她又不会做菜，还是烤肉来得热闹。三个孩子自然都欢呼雀跃。

她走了以后我才想起来，我竟然忘了问一问她的孩子，我是一直很想知道她有没有孩子的。我女儿在旁边很有把握地说，别问了，肯定没有。我说，你别乱下结论。她扬起眉毛：怎么是乱下结论呢？你看她到楼下坐了一会儿，把你带给我的一袋相思梅全吃光了，如果是妈妈，她肯定不舍得吃孩子的东西。我想了想，哑然失笑。我承认女儿的判断极有道理，孩子对母亲的辨识力几乎是天生的。

第二天下午，余爱华果然回来得很早，还带回来一纸袋的蘑菇、青椒、洋葱，说是可以跟肉类一块儿烤着吃的。她在后花园里清理出很大的一片空地，然后又检查家里的饮料够不够喝，纸杯纸盆需不需要再买，胡椒粉、孜然粉、盐是不是齐全。她穿着那身色彩鲜艳的衣服，楼上楼下跑个不停，真心地要把这场烤肉宴会办得让大家高兴。她还说：杰克会买肉，他知道什么部位的肉烤起来最嫩。我做这些事情总是不如他。她又问我，杰克是什么时候开车出去的？我说好像上午就走了吧？一直没看见他。她点点头：借烤肉炉去了。我们总是借他弟弟家的烤肉炉用。

五点多钟，孩子们回到家里。她们动手切那些蔬菜，切成拇指那么大，一块一块往铁钎上穿，一边嘴里不停地说着话，说学校里老师和同学的那些趣闻，麻雀一样吱吱喳喳。烤肉的乐趣不是吃，就在于这些大家动手准备的过程，充满温馨，充满情趣，不似平常的家宴，一人辛苦，其余人坐享其成，缺少关爱和平等。

六点钟，一切准备妥当，可是杰克还没有回来。我们坐在后花园里，边喝饮料边等。余爱华有些着急，不断地走到前门车道上去看。她对自己寻找的解释是：杰克的车不好，可能又在哪儿抛锚了。要不然，我们先吃些炒饭？她征求大家意见。女孩们坚决摇头，她们从中午起就开始节食，只为了晚上这顿盛宴，怎么舍得用炒饭来破坏气氛？

终于听到杰克那辆老爷车的吭哧吭哧喘息声。余爱华啊地一声叫，眉眼舒展开，笑得像个无锡泥阿福，跳起来就往前门跑。我们都一齐跟过去，准备帮忙往车下搬东西。杰克的车是扭来扭去之字形地开进车道的，而且停车时一下子没刹住，车头顶翻了门口的一个垃圾筒。我看见余爱华的脸上倏然变色，笑容像被一把刷子抹去了一样，嘴唇紧闭，眼袋和腮帮子都耷拉了下来，一声不吭。于是我和三个女孩子都站住不动。我们醒悟到有不好的事情将会发生。

杰克打开车门，踉踉跄跄地走了下来，又打开后面的车门，拎出沉沉的一打罐装啤酒。他拎着章语言、动作在此刻全都错位了。

余爱华一动不动，她的脸色由通红而变得青白，又由青白转而发紫，不新鲜的猪肝一样吓人。终于她对他叫出一句：你去死吧！还觉得不能解气，又补充一句：和你这辆该死的车一块儿去死！

杰克莫名其妙地看着她，又挨次看着我们的脸，结结巴巴地问出话来：为什么？为为为什么？出什么事了？

余爱华转过身，把我们几个用劲一推：走，我们叫车去餐馆，请你们吃海鲜！吃光用光算数！这个家我也不要了！

她真的把我们带到了一家香港人开的餐馆，鱼呀虾呀鲜贝呀点了好几个菜。她还叫了啤酒，一个人就灌下去两大杯，弄得我直担心她会喝醉了当场呕吐。女孩们都吓得不轻，谁都不敢多说什么，饭菜也吃得小心翼翼，结果桌上剩了好多。结账的时候，那顿饭花了一百多澳币。我抢着要付钱，她抓住我的手，死活不让，指甲把我的手背都掐出了几个血痕。

那天晚上我很久都不敢睡，张耳听楼上的动静，随时准备冲上去当灭火队员。还好，楼上静悄悄一点动静没有，很可能两个人都喝得多了，上床就烂醉如泥，想吵架也吵不起来。

隔天我起床之后，楼上依然安静。探头往窗外看看，杰克又在一身油污摆弄他的破车了。我走到楼梯口，往楼上喊了几声余爱华的名字，没有人答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出了门。生气归生气，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看起来两者之间她分得一清二楚。

我决定进城，到余爱华上班的地方看一看她。之前女儿曾经告诉我进城的详细路线，我很想试试凭自己的几句破英语能不能在墨尔本做成我想做的事情。我下楼找杰克，向他询问余爱华的详细工作地点。比手划脚纠缠了好一会儿之后，他终于明白了我的意图。他很高兴地搓着手，连声说：ok，ok。他好像全然忘记了昨天所犯的过错和余爱华对他的愤怒，油污的大手在衣服上擦了擦，抓住我递过去的本子和笔，以墨尔本的米黄色中央车站为基准，画出了到达余爱华工作地点的公交线路图。他的手指粗而短，指甲缝和关节处嵌满了黑色的油泥，小小的原珠笔捏在他手里，就像捏着一根掏耳朵的小棍子，陌生，而且还不灵活，画出来的线条也是歪歪扭扭哆哆嗦嗦，弄得他不断摇头，沮丧地笑，对自己非常无奈。他最后在我的本子上标了一个地名：维多利亚市场。他在这个地名上画了一个粗粗的圈，表明这是余爱华工作的地方，也是我的短途旅行目的地。

我没有购买月票或者周票，口袋里揣着现金上了路。在车站，我看见一个华人老太太站在一辆桔黄色公交车的车门口，用广东话对司机表示她的愤怒。中年的司机探出半个身子，用英语激烈地回击着。双方的语言我都听不懂，我估计他们之间也是不可能沟通的，可是他们照样有着表达自己意见的热情，双方的指责你来我往，活像表演一出荒诞情景的戏剧，使我忍不住发笑。这时候，他们双方在同时看见了我，马上把语言的对象转移到我的身上，广东话和英语从两边对着我的脑袋倾盆而下，然后眼巴巴地盼着我来搭起他们之间的桥梁。我无能为力，只好连连道歉，落荒而逃。

路上一切顺利。所有公交车的站名、每班车到达和发车的时间、快车还是慢车，标得清清楚楚，司机也都是严格按照时间表来操作，基本上不会让人无着无落地空等。比较起来，国内交通在时间的把握上完全就是信马由缰了。

我想像中的维多利亚市场，是一个有着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气派非凡的商业场所，所以，当我实际上已经走了进去，穿行在那一排排塑料大棚式的简易构架中时，我还在不断向人询问：对不起，请问哪儿是维多利亚市场？

我不知道国内的什么地方可以与此相比。也许早先浙江义乌和福建石狮的小商品市场跟章广东话、普通话、越南语、印巴语、阿拉伯语等等乱七八糟语言的吆喝，嗅着羊皮、羊毛编织品、廉价香水和香料、金属及塑料的小玩意儿散发出来的混杂成一团的气味，心里涌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我不是担心抢劫、偷窃、行凶、非礼这样一些实质性的伤害，我是无端地心跳，出汗，好像走进陌生梦境中又挣扎不出来的那样一种焦虑。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我居然在成百上千的货摊中很快发现了余爱华。她那天穿着一件葱绿色外衣，非常显眼，在整体上灰秃秃的摊贩们中间一下子就跳了出来，醒目地招摇着。我这才明白她为什么总穿这些红红绿绿的衣服，她要在无边的千篇一律的货摊中突出自己，非如此不可。中国人还是比别人聪明。

我本来想马上跑过去，站到她的摊档前，给她一个惊喜的。后来我看见有一对六十多岁的中国老人从她摊前走过，被她招呼着停了脚，我就没有再凑过去，只是迂回着挪近了一些，看她怎么做成这笔生意。

她首先拿出来的是一大盒澳大利亚特产品：绵羊奶护手霜。那一盒很沉，打开来看时，是三四一十二瓶，整整一打。

买吧，从澳大利亚回国的人都带这个，冬天搽手再好不过。搽脸也行。纯绵羊奶制品，别处没有。她满脸堆笑，一口气地说下来，冰淇淋一样滑溜。

绵羊奶护手霜啊，国内也有的。老太太拿起一瓶看了看。

那都是假的，绝对没有澳洲产品这么纯粹。余爱华斩钉截铁。想想看啊，澳洲是出绵羊的地方啊，全世界还有比澳大利亚更好的羊？当然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绵羊奶了。大姐你试试。

那个被余爱华称为大姐的老太太，很被动地让余爱华捉住一只手，手背上涂抹了少少的一点护手霜。老太太戴着蚕豆大小的翡翠戒指，乳绿色玉镯，穿体面雅致的滚边唐装，操着带上海腔的普通话，一望而知是过来探亲的有点闲钱的老人。

怎么样啊？戴金丝眼镜的老头儿凑过去看老太太的手背。

好像……就这个样吧？老太太说不出个所以然。护手霜搽到手背上不可能有清凉油的瞬间反应。

那就买几瓶算了。老头儿似乎不忍辜负余爱华的一片好心。

多少钱一瓶？老太太开始问价。

给个整数，一百块，这一大盒都归你。

老太太马上胀红了脸：不可能的呀！你也要得太狠了呀！听我女儿讲，这东西最多卖三块钱一瓶的呀。

余爱华一拢胳膊收回了她的货品，好像生怕对方抢走了似的：大姐呀，货跟货不能比的呀。你说的那是什么牌子？我卖的又是什么牌子？她熟练地说了个英文单词。品牌货哎，原产原装，有质量保证书，产品说明书。都是中国人，我怎么可能骗你？她把两大张印满密密麻麻英文的粉红色纸头放在两个老人面前。

总之是太贵了。至多这个价。老太太伸出四根手指，玉手镯在腕子上晃晃悠悠。

余爱华脸憋得通红，咬牙蹙眉跟自己的思想斗争了半天，无奈地一拍手：算了，五十块卖给你！你们是上海人，我是南京人，差不多也能算老乡。我不赚你们一分钱，只图你们回上海帮着做个宣传。

一整盒太多，我只要四瓶。老太太又缩回半只脚去。

余爱华惊叫：四瓶怎么够？你们来一趟澳大利亚，回去要不要应酬？亲戚啦，邻居啦，小保姆啦，小孩的老师啦……喜欢这东西的人不要太多哦！一人送上一瓶，好看又实惠，花不了几个钱，说起来还是外国货，你们想想……

老太太抱起那一大盒护手霜，掂了掂，大概还是觉得太沉，还在犹豫。

余爱华忽然从旁边的一大摞羊皮中抽出一张，啪地摊开在两个老人面前，手掌从皮面上柔滑地抚过去：要不这样，这是我摊子上最好的一张羊皮，我便宜点搭给你们，怎么样？

那的确是一张不错的羊皮，洁白，柔软，毛绒很长，冬天铺在沙发上坐，取暖设备都用不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