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手摸着羊皮，脸上是真心的喜欢。结果她们以八十元的价钱谈定下来。老头儿掏出皮夹子付钱的时候，余爱华顺便又介绍了一种软羊皮做的鞋，看上去笨头笨脑，穿起来舒服得吓人，特别是冬天晚上坐着看电视，一双鞋抵一条毛线裤。她卖给老太太只算一半的价，十块钱一双。

就这样，本来是随便逛逛的老头老太，离开余爱华的摊位时，手里抱了一盒十二瓶护手霜，一大张厚羊皮，两双羊毛鞋。口袋里却少掉了一百五十块澳大利亚元。

老人走远了之后，我笑着站到她面前，真心真意地说：恭喜你呀，又发一笔财。

她又惊又喜地责怪我：怎么一个人摸过来了？真敢啊！你该让杰克开车送送你。

我说：免了。他那车子要是半路上一抛锚，我起码半天时间要丢掉。

她问我：想买东西吗？

我说我也来几瓶绵羊奶护手霜吧。刚才听她说得那么好，不买真有点对不起澳大利亚。我说着要掏钱，她面红耳赤地把我拦住：你干什么你？瞧不起人还是怎么的？送你的那一份，我昨天就带回家去了。

我说：你做生意不容易，我不能白要你的东西。

她瞪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声音忽然变得忧伤起来：我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从前在机关食堂吃一锅菜的日子，你以为我都忘记了吗？

我看见她眼圈都要发红的样子，只好答应下来。我说我请她吃午饭，就在这附近找个餐馆。她先是高高兴兴准备收摊，收到一半又住了手，说：不行，出去这半天会耽误生意。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右边眼皮直跳，左跳祸，右跳福，我福气来了，今天还应该有一单大生意。我不能走开。

我心里直好笑，她所谓的一单大生意，撑死了也就是卖个两三百块钱的羊皮和护手霜，扣除成本，能不能赚到几十块钱都难说，她竟然就分分毫毫都舍不下。没办法，我只好跑出老远的路买来两分中式快餐。拎着饭盒和饮料回头时，要不是余爱华那一身招摇的葱绿衣服，我肯定要在这片摊贩的森林里转来转去找不着北。

我本来要等她下午收摊一块儿回家，结果她不行，她一共打着两份工：维多利亚市场关门之后，正赶上唐人街的中餐馆下午开门，她要去中餐馆做洗碗工，晚九点之后才能歇下来。那时候往郊区的班车已经少而又少，个把小时才能等到一班，所以天天回到家里都是深更半夜。

余爱华，你房子都买了，何必这么辛苦！我温和地责备她。

她嘴巴里含着一口饭，不无哀怨地笑了笑：不辛苦，我坐在家里干什么？等死？

我后来细想想，觉得她句话的份量很重。简单的几个字中，包含了对她目前生活的不满，以及对过去一切的留恋。我忽然想到了她晒在阳台上的枕头，枕套上因为陈旧而变得幽暗迷朦的花朵。在她每天每天守着这一堆羊皮和护手霜数钱的时候，她偶尔也会想起并蒂莲是如何一针一线绣上枕头的吗？

一星期之后，我离开墨尔本回国。行李箱里一块极好的羊皮，是女儿特地买来送给我的。虽说她的钱也就是我的钱，但是由她花出去再送给我，感觉就不一样。余爱华送我的果然是一大盒十二瓶护手霜，沉甸甸坠手，为了不让行李超重，我只能拎在手中。她要让杰克开车送我。杰克笑眯眯地说：亲爱的，那你要去餐馆请假，坐在车上帮我看地图。你知道我从来没有去过机场。我连墨尔本都没有离开过。我连忙婉言辞谢：算了算了，我还是叫辆出租，大家的时间都不会耽误。然后我就和这楼里所有的人在门口拥抱，告别。

说起来也是巧，我回国以后在南京的晚报上发表了一组澳大利亚游记，里面提到了余爱华的名字。我旧日机关的一个同事看见了，打电话到报社去，然后辗转找到了我。我们之间也是近二十年不见，彼此都搬过几次家，同事又已经退了休，如果不是由报社做中转，茫茫人海中要找到对方还真是困难。

同事走进碧螺茶馆的那一刻，我的心里有一种微微的震惊。我记得从前的她是一个四十多岁看上去苍老憔悴的女人，丈夫去世很早，两个儿子都上中学，成绩不好，调皮捣蛋，学校三天两头要把她拎过去训话。她在办公室里说起儿子就唉声叹气，有一次甚至还拿了刀，在儿子面前威胁要自杀。她最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养儿子干什么？儿子是孽债，一辈子都还不清。看到别的同事不断张罗为我介绍男朋友，她还告诫我：结婚可以，生孩子要慎重，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宁可不要。

然而我现在看到的她，中等个头，微微地有一点发福，皮肤红嫩细腻，近看才能发现那些浅浅的皱纹，不用说就能知道，是经常光顾美容店的结果。头发也是认真打理过的，染的是深棕色彩油，不像很多染廉价黑油的老太太，因为颜色过浓过深，乌乌的一团，真头发看起来也显着假。她甚至披着一件高档的羊绒披肩，驼色，有长长的流苏垂下来，衬得整个人相当的富贵和娴雅。

她坐下来之后告诉我，是小儿子开车送她过来的，她住得有点远，在百家湖。我听了更加吃惊，百家湖几乎是我们这个城市里最高档的别墅区了，在那里买一套房子，百万以下的价钱免谈。她微笑着说，以她的退休工资，当然住不起别墅，房子是大儿子买的，大儿子在深圳开公司，有钱。小儿子留在身边，做点小生意，钱不多，时间多，能够随时照顾到她。她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隔三差五要往医院跑一趟，每次都是小儿子搀扶着她，忙前忙后，挂号取药的，医生护士看着都羡慕。她幸福地叹着气，责备我：你说你把孩子送到国外读书干什么？好儿女是替国家社会养的，平平庸庸的儿女才是自己的。

这是一个人生命沉淀之后的切身体会，地地道道的经验之谈。多少人焦虑操心了半辈子之后，才会豁然醒悟：事情的最终结局并非自己当初的一厢情愿。可是我，我的半辈子还没有过完，所以我还在做着盼女成才的梦，一时半会儿不会梦醒。

我们喝着雨花茶，很快聊到了余爱华。同事今天本来就是为她而来的。退了休的人，生活优裕，闲得无聊，喜欢回忆从前的往事。我大致说了说余爱华的现状，但是没说杰克是酒鬼，更没提到深更半夜楼上的疯狂作爱。

同事问我：你知道余爱华那年为什么***出国吗？

我摇头。余爱华出国的时候，我已经调出了机关，这回在墨尔本又没有机会询问这些。我知道有很多事情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说的，它就像长在脸上的一颗痤疮，要挑开它，挤出刺头，必须蕴酿到相当合适的时候。

同事告诉我，余爱华其实是为了王强。王强出事后被拘留的一段日子，余爱华为他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她以为王强跟妻子离婚之后，就肯定是她的了，她不嫌弃这个嫖娼的男人，男人肯定是对她感激涕零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不接受女人的主动示爱。可是实际上王强就是没有接受。他又去了一趟深圳，要把那个大龄的妓女娶回南京。更加离奇的是，那个女人一口拒绝了王强，理由是赚钱还没有赚够。那女人给王强介绍了另外一个愿意跟他走的女人，王强竟然就带着这个女人回来，登记结了婚。

我目瞪口呆：还有这样的事？

同事感慨：你想像不到机关里的人有多么吃惊。王强为一个妓女把自己彻底地打进了地狱。你说王强他图什么呢？财？貌？权势？一门都不门啊！他是自甘堕落啊。可惜了他这个青年才俊。

作为旁观者的同事们都如此想不通，身陷其中的余爱华肯定是更加不通的。余爱华这个人，本来就自卑，保守，偏执，对自己苛刻到严厉，当王强的这些古怪举动如晴天霹雳一样朝她打过来时，她的世界肯定在短时间内基本崩溃。她后来的***，辞职，出国，是对世事的彻底绝望，还是对王强这个旧日处长的一种信念上的报复呢？

同事最后告诉我：王强还在南京。

我心里忽然一跳：真的？

她点点头：在城南夫子庙，开了一家茶馆。去年我带孙子到夫子庙看灯会，看见过他。不过他没有认出我。大概是我老得太多了吧。

她言不由衷地笑了笑，把肩上的披巾裹一裹紧，抬手抿了抿头发。看得出来，她实际上对自己相当的满意。

从那天谈话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心不在焉，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集中注意力，心思老往夫子庙那边滑。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屏幕上隐隐约约跳出夫子庙白墙青瓦的仿明清建筑。站在阳台上的时候，身体飘飘忽忽地越过小区绿化带，忽然间成了夫子庙热闹街市上的快乐一员。就连我烧开水泡茶，茶杯中袅袅升起的水雾也幻化出来一个又一个夫子庙的元宵花灯。我知道我已经走火入魔了。我这个人，遇事太容易投入，三分理智七分情绪，生命常常就消耗在这些莫名其妙的激动之中。

我决定去夫子庙一趟，寻找王强。

严格地说，我对夫子庙的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新街口或者山西路。夫子庙太乱太嘈杂，人流量大得像是天天赶庙会，搭眼看过去全都是穿轻便装运动鞋的外地旅游者。从我的女儿长到半大不大，对元宵花灯再不屑一顾之后，我几乎就很少涉足这一带地区。而且，我的同事只说王强在夫子庙开了茶馆，并没有具体告诉我茶馆的方位：秦淮河南还是河北，文德桥还是乌衣巷，贡院大街上还是王谢故居旁……夫子庙这地方，豆腐都能卖出肉的价钱，王强无论在哪个角落里开茶馆，相信生意都不会做得差。

我特意换上一双运动鞋，打车到了夫子庙，开始一场漫无目标的寻找。我是在状元楼宾馆前面不远处下车的，然后我没有沿大街走，而是***一条两边挂满丝绸围巾和手绘扇面的小巷。不知道为什么，我认为王强不会把他的茶馆开在人多热闹处，他做事情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所以他的茶馆也不会旗帜高扬醒目得像超市。我走过了一些卖金箔画的店，卖紫砂茶壶的店，卖雨花石和文房四宝的店。我在每一家卖特色小吃的饮食店和小巧雅致的茶馆门外驻足停留，观察和感觉店堂里那些坐着的和走动着的人，看他们的着装和姿态，希望能够凭我的鼻子嗅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味。我的耳朵里灌满了青春歌星林依轮和郑秀文的别别扭扭的唱词。也许不是他们二位，而是另外的两个偶像派人物。我闹不太清。从前我跟余爱华王强同在机关的时候，歌星只有一个邓丽君，那声音一听就熟，崇拜和迷恋都是简单的事。不像现在的时代，会唱的人太多，鱼龙混杂，你永远不知道谁才是最好的。我从几个炸臭干炸鹌鹑的摊档边走过去时，头发、皮肤和毛衣上沾了浓浓的油烟，腻歪歪十分难受。其实我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尽量从那些炸锅的上风处绕着走过，可是油烟的分子非常顽固，无孔不入，丝毫也不给行人逃遁的余地。

最后，我带着头发和衣服上的油烟味站到了王强的茶馆前。我是隔着一扇玻璃门看见他的。岁月如梭，光阴荏苒，我却能够隔着玻璃一眼就认出他来，而且有一种被电流击打之后的微微的震颤，只能说明王强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或者说这么多年他没有太多的变化。茶馆正在营业时间，他没有站在柜台里面忙忙碌碌，也没有带着满脸的职业微笑在客人中间来来回回穿梭问询，却气闲神定地安坐店堂一角，跟一位银发老者下棋，黑白两色的围棋。他穿着一件跟茶馆配衬的唐装，不是时下流行的花团锦簇的那种，是普通布料的，黑色，立领盘扣，没有丝毫装饰，简单随意中透着一股卓尔不群的傲气。我计算他的年纪应该是五十出头，鬓边的丝丝白发明白无误地标识着他的年华老去，可是他的面容却比从前更显清癯，举手投足从容不迫，少了那种阳光般的明朗，多了世事沧桑之后的低调和沉郁。

我在茶馆前面的书报亭里站了很久，装作翻阅几本时装杂志，实际上眼睛里看的都是王强。我借助报亭里悬挂的花花绿绿的广告，把自己隐藏得很好。我不愿意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和他相认，那会使彼此都觉得尴尬，何况我一身都是炸臭干的油烟味，感觉上再糟糕不过。

回家之后我给余爱华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关于王强的见闻。我的电话是打到她上班的餐馆里的，因此她那边的背景中是厨房间嗤啦啦的爆锅声和抽烟机的轰鸣声。我大声地呼唤她：喂？喂？她也大声回答我：听到了！她一字一句说：我现在不能跟你多说话，老板会不高兴。我挂啦！她啪地挂上了电话。

过了一星期，她把电话打过来，内容非常简单，几乎是例行公文一样，告诉我她要回国一趟，她的到达日期和航班号。她要求我去机场接机。你一定要来接我。她强调说，一定一定，否则你就害惨了我。以后我再告诉你原因。

她搭乘了南方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墨尔本飞广州，广州再转飞南京。飞机误了点，我在机场海关出口处整整站了两个小时，腰酸背痛。她推着行李车出来之后，没有半句安慰我的话，着火一样地把行李车塞到我手中，又把肩上挂着的比巴掌略大的小皮包取下来，挂到我肩上，解释说：我不能负重。我被她弄得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啊？她吭吭哧哧：嗨，我不能对你多说，反正是一个算命先生警告过我，最近一段时间我要避免负重。

原来她要求我接机的原因是这个！我简直哭笑不得。

她空着两只手，心安理得地跟在我身后，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对新机场里的一切都赞不绝口。她上一次回国的时候，从上海虹桥机场入关，然后直接搭车去了浙江的老家，根本不知道南京有这么大的变化。

我帮她订了一间宾馆客房，同时也在家里她收拾出一个房间，听她挑选。她犹豫了一会儿之后，还是决定住宾馆。她说，在国外呆得久了，习惯了不打扰别人的私人生活。可是一路上她反反复复向我提及王强的名字之后，我才恍然明白，她不住我家的原因，是为了预留出她和王强两个人单独见面的空间。

既然她回国的目的是见王强，我的任务也就空前简单：直截了当带她去王强的茶馆，让他们接上头完事。她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到南京的，从澳大利亚过来几乎没有时差，因此，打车到宾馆住下之后，吃了午饭，稍事休息，她迫不及待就要出发。她换了一身自以为漂亮的服装：黑色齐膝裙和格呢带毛领的宽松式上衣。她对着房间里的镜子照来照去，紧张兮兮地问我：怎么样？还可以吗？你觉得这身衣服能打多少分？我支吾着说，可以吧。其实我觉得她还不如穿那身桃红色长毛衣和大花紧身裤，反有一股不管不顾的劲儿，让别人印象深刻。

我第二次去夫子庙，就比较地熟门熟路了。我不必穿过那些拥挤的店铺和炸臭干炸鹌鹑的摊档，直接从僻静的居民区插到了王强的茶馆。余爱华依旧是空着两手随我而行，小肩包交给我背着，带给王强的一张袋鼠皮的椅垫也是我拎在手中。我左肩背着自己的包包，右肩背着余爱华的包包，走起路来两边的皮包都往胯部拍打磕碰，别别扭扭，路人看着肯定觉得滑稽。余爱华不管，她走在我旁边悠哉游哉，一点儿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在我接到余爱华要回国的电话之后，我曾经设想了很多种她和王强见面的情景：惊喜，惊诧，惊愕，百感交集，涕泪交加，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拥抱甚至拥吻……等等等等。总之是戏剧性的，充满了感慨、眼泪和震撼的。可是，当我们像两个不期而至的普通茶客一样推开玻璃门，无比激动地站在王强面前时，他仅仅是张了张嘴，眼睛里掠过一瞬间的愕然，就站起身，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来了？

那时候我心里的第一个想法：王强或许不知道余爱华去了澳大利亚，他以为她一直在南京生活，今天是偶然路过此地，想起来看一看他。

王强接下来的第二句话，却说明他是知道她的一切的。王强说：澳洲怎么样？气候比南京好一些吗？

余爱华没有回答。她知道这样的问话根本用不着回答。她轻轻地吐出一口气，如释重负的那种样子，好像为顺利度过了见面的初期而庆幸。

我忽然觉得我活了四十多岁，看似通达，其实幼稚。我先前的那些设想统统都是文学，真正的重逢就应该是这样不温不火，不卑不亢，不惊不乍。

趁王强亲自到柜台后面张罗茶水的时候，我朝余爱华丢一个眼色，悄悄转身出门。余爱华回来一趟很不容易，我不能插在当中白耗她的时间。

为了消磨这一段漫长的等候，我在茶馆附近的街道上来回徜徉，把形形色色的旅游商品一件一件看了个仔细。我发现了很多价廉物美的东西，如果把它们放到装修豪华的大商场出售，价格肯定要高出几倍。我还搜索到一些平常难得一见的民间工艺品，比如虎头鞋，比如从前我们戴在脖子上的银项圈，戴在手腕上的铜铃铛。我最后停留在一家绣品铺前，惊喜地见到了二十年前我买过的那种绣花绷架。店主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她热情介绍绣花架的用法：阿姨你可以用它做十字绣，好学得很，像你这样聪明的人，一看就能会。

我忍住笑，要求她试给我看看。她手脚麻利地把一块白棉府绸绷到了架子上，而后飞快地穿针引线，在棉布上绣了起来。棉布上事先已经描妥了花样，是一朵盛开的金黄色向日葵。小姑娘皮肤粉白，十指尖尖，拈针的姿势轻盈秀美，说不出来的好看。眨眼功夫她绣出一小片向日葵的丰满花盘，针脚疏密有致，均匀妥贴。她说：阿姨你看到了吗？好学吧？要是你下岗在家，学会它可以打发时间，还可以绣点枕套什么的卖钱。

这时候余爱华走了过来。她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里有一些羞涩，有一些迷失，还有一些从心里涌泉一样冒出来的喜悦。我刚要开口问她的情况，她忽然看见了小姑娘手中的绣具绣品，啊地一声惊呼，说：还有这个东西卖呀！她问了价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套，包括绷架，纯白棉布，针，丝线，还有一迭纸样。她说：我那对枕套太旧了，我得重绣一对新的。她还问小姑娘：怎么没有并蒂莲的花样了呢？现在不时兴绣那个了吗？

我问她：看起来谈得不错？

她抿嘴笑笑：多少年没见了呀！又说：还不是那些话，你都猜得到的。她扯过我肩上的小包，弹开包口，从里面拿钱，付给开绣品店的小姑娘，一边问我：有没有看见店堂里泡台湾功夫茶的那个女孩？十六七岁，瓜子脸，长头发，挺秀气挺安静的？

我想了想，摇头。我进门只有很短的几分钟时间，光紧张余爱华和王强见面会出什么事，没顾得上在意别人。

是王强的女儿。

我有点懊恼，刚才怎么就那么沉不住气，没看清什么就慌慌张张地走。现在肯定是不可以返回去了。

他的那一位呢？我问。

谁？余爱华抬了脸。跟眼前粉嫩的小姑娘相比，她脸上的皱纹明显深刻。

我说：从深圳带回来的，跟他结了婚的那个。

余爱华舔了舔干裂开来的嘴唇，牛头不对马嘴地说了一句：南京的气候太干燥，我不习惯了。然后她才回答了我的问题：不知道。我没问，他也没说。

既如此，我也就不必再问了。

我把余爱华送回宾馆，告辞回家。我感觉她不太愿意我总是陪在旁边。毕竟她对南京不是十分陌生，从前的同学、朋友、同事不只剩我一个人。我说：不陪你不是不帮你，只要有需要，随时给我打电话。

没料到她第二天下午就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了。她用的大概是公用电话，背景里一片喧闹的市声。她大喘粗气，恳求我：你快来看看，立刻就来！

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夫子庙，王强的茶馆前面。她声音哆嗦得像是要哭。我心里咯噔一跳，放了电话，忙不迭地收拾出门。

我赶到夫子庙的时候，看见她孤另另地站在茶馆门前的秋日阳光下，双手抱肩，眼神发呆，身子微微地有一点摇晃。我再往她的身后看去，才发现茶馆已经关门歇业，门上是铁将军把门，把手上还挂了一个白色纸牌，上面是两个大字：招租。趴着玻璃门往里看，店堂里空无一人，地面干干净净，遗下的桌椅板凳摆得整整齐齐。

我惊讶地问她：怎么回事？

她神经质地摇头：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是他请我吃的晚饭。

你们说什么了吗？

我们说什么了？她脸上的表情显出迟钝。他说，从前我是个好姑娘。还说，如果我现在不幸福，一切都是他的错。

可是他现在却要躲避你！他害怕被你追着，连他的茶馆都不要了！我愤怒，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

他是躲我吗？余爱华目光空洞地喃喃自语，他只是要躲开我？

我心里说，也许还有他自己。其实王强最想躲的是他自己。

就这样，余爱华中止了她的南京之行，心情灰暗地返回澳大利亚。我答应她，如果我再次发现王强的下落，一定及时打电话通知她。

不久之后的一天深夜，女儿忽然打电话给我，惊恐万状地报告说，杰克出车祸死了，余爱华被澳洲警察抓起来了。女儿在电话里的声音都变了调，肯定是吓得不轻。我心里怦怦直跳，追问她为什么？杰克出车祸，为什么要抓余爱华？女儿说，她也闹不太清，好像是警方怀疑余爱华在刹车上做了手脚，有谋杀嫌疑。

天哪，杰克那辆车本来就破烂不堪，一修再修的呀！我在电话这边着急。

女儿回答：可是，杰克跟他太太的确经常吵架，邻居都知道的。

我不懂澳洲法律，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如何处理。我嘱咐女儿随时打听消息，把情况告诉我。

又过了两天，女儿打电话来，说的却是她们搬家了，余爱华的事情一时不能了结，警方临时封闭了那幢小楼。

女儿她们搬到了墨尔本的市区，虽然房租贵一些，学校却近，省了昂贵的交通费。女儿还小，只是个中学生，我当然不能要求她继续关心余爱华的结局。我后来往那幢小楼里打过两次电话，线路那头都是一个柔美的女声，说的是标准英语，大概意思就是我拨的号码是空号。

余爱华又一次从我的生活中突然消失。

又过了半年，我陪同几个外地客人到夫子庙游玩。王强的茶馆改成一个快餐店，莫名其妙地经营傣家风味食品。附近的绣品店还在，那个小姑娘甚至还认出了我，她问我：还有一个阿姨呢？买绣花绷子的那个阿姨？我说：她恐怕不能再买你的东西了。小姑娘笑起来：她上次问我有没有并蒂莲的花样，我找到了。

她拿出一本杂志，摊开，露出夹在书页里的纸样。两朵并蒂莲，一朵大些，蛋青色的花瓣夸张地怒放，中间隐约露出一点嫩黄色花芯；另外的一朵显出娇弱和羞怯，嫩黄花瓣，蛋青花芯，新娘似地倚在蛋青莲花的枝下，欲开不开的，半遮半掩的，幸福绝顶的模样。

我轻轻拈起纸样，举起来，放在阳光下照了照。花朵于是就在我的手上开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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