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宏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已经很好了。凡高在世时一幅画都没有卖出去。毕加索刚从西班牙到法国时，住在蒙马特高地的廉价租屋里，一幅画才卖二十个法郎。我们这样已经很好了。

的确如此。人在没有成名之前，金子贴在脸上人家都会当狗屎看。

可是马宏毕竟又是马宏，在大量炮制仿制品的狼狈日子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追求。他在仿制了无数的名家名作之后，坚定不移地爱上了马蒂斯。他喜欢大师作品中的自由、奔放和华丽，喜欢他的平衡、纯粹和宁静。有一段时间，他嘴巴里总是着魔似的念叨着色彩章蓝、黄、绿调配得那样绚丽和谐？仅仅是一个墙面石块的颜色，到底是粉笔白呢，还是银白？石膏白？抑或是铅灰色？他只要是睁着眼睛，就分分秒秒地揣磨和思考着，在脑子里把马蒂斯的画作一幅幅地重现和还原着。他慢慢地让自己的仿制菜单不再杂芜，而专攻马蒂斯，连大师的那些胶彩和剪贴画都不肯放过。他的仿制品渐渐地能够以假乱真，使我们这些专业搞画的人都莫辨真伪。据说这类仿制品在国外的市场很好，因而他的酬劳也跟着水涨船高。有一次画商对他刚完工的一幅《花园里的雕像》赞不绝口，结果他慢吞吞地道出事实：这是我的创作。马蒂斯从来没有画过这幅画。画商面红耳赤，先是生气，而后却又大喜，宝贝似地把这幅画买走了。听说画商在香港为这幅画做了很好的包装，拿到某个级别不太高的拍卖会上，谎称是新发现的大师作品。真就有马蒂斯的发烧友拍走了这幅画。

不过这事也难说，有那么一些有钱人，明知东西是假的，却偏偏将错就错，买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不存在什么欺骗之类的说法，彼此心照不宣吧。

就这样，马宏几乎是一分一毛地攒够了离婚要用的两万块钱。他甚至还存下一笔去法国探亲要用的路费。他终于跟丫头协商离了婚。丫头拿到这笔钱的反应是大喜过望。丫头说：我当初真没有想图你什么，我只是喜欢你这个人，想留下你的种。丫头还说：儿子的抚养费我不要了，你给我的钱足够我养大他。马宏不容置疑地回答：不，我做的事情，我会负责到底。

这一天，距居真理离家出国的时间整整三年。

马宏拿到了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办齐结婚要用的一切文件，坐上中国民航飞巴黎的班机，跟居真理鹊桥相会去了。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见到居真理的一瞬间，他惊讶地发现分别三年的女友有了太大的变化。不是容貌，女孩子过了二十岁，容貌已经基本定型，岁月只会在章皮肤和每一根头发丝里的。从前那个长发长腿、笑容明朗的阳光女孩，现在的举手投足间开始暗藏风情，说话的声音低柔含混，带着一点性感的鼻音，让听话的人不可能不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因而不自觉地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笑容从眉梢间一掠而过，而后只固定在嘴角的一小块地方，变成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你绝不能说她是傲慢，可也不能误解为她对你有什么好感，你只能认为自己面对的是一张普遍意义上的公关面孔。就连她的打扮，也已经非常的巴黎化了：一件朴实无华的黑色直腰长大衣，下摆处露出穿薄丝袜的纤细小腿，只在脖颈处松松地系一条艳色丝巾，使一切显得漫不经心，却又绝不寒酸，是巴黎街上最常见到的不动声色的优雅。

居真理含笑着拥抱了马宏，礼节性地亲吻他的脸颊，一只手搭在他推出来的行李车上，引领他走出机场。上机场班车时，司机帮他们安置那个超大的行李箱，一边对居真理说了几句玩笑话。居真理含笑作了回答。她的法语讲得轻柔好听，语调拐弯的地方像白帆从海面上轻轻滑过去一样，流畅漂亮得令人惊叹。

马宏坐在车上，嗅着居真理耳后飘出来的法国香水的味道，忍不住地就想，居真理在法国生活得如鱼得水，她的人已经和她暂时共存的社会融为一体，她会不会认为他的到来毫无必要？

不管怎么说，在他熟悉了巴黎地铁的构造，拿着居真理为他找来的标有巴黎大大小小博物馆艺术馆位置的图册，每天早出晚归辛辛苦苦读完这本大书之后，他不能不承认巴黎的伟大。他明白了巴黎何以被称为艺术家的天堂，在这个一石一木都浸透了浪漫和情趣的城市里生活，每天耳濡目染的都是经典和崇高，想不艺术都难。

他不止一次地去到蒙马特高地，那个自由艺术家们聚集的场所，想为自己寻觅一些能赚钱的活儿。在他随身带来的巨大皮箱里，放着他出国前特意购买的成包的画纸，成盒的颜料，成把的画笔。他期望自己能够凭借实力，在这个艺术家的天堂里占据一个很小很小的栖身角落。

然而他最终还是放弃了章老老少少、前卫或传统的画家们，看到他们为争抢一个画肖像的游客而摇唇鼓舌、施展浑身解数、甚至不惜扮出小丑的模样时，他就知道自己绝对不行。不是他手上的功夫不如他们，是他的语言拖了后腿，他不能跟游客沟通，无法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要求，连必要的讨价还价都不能进行，他又怎么能指望自己从这么多画家的碗里抢出一口饭来？

时不时的，他会想起很早以前那一次盛大的外国图书展销会，他因为走火入魔地想得到其中一本图书并茂的书籍，而羞愧难容地进了派出所拘留室的事。他记得那本书的名字《巴黎的地下世界》。他渴望了解神奇的地下世界里到底有一些什么。现在，他已经身在巴黎，有了亲身进入那个地下世界的机会。应该去作一次探险，他想。

但是居真理没有兴趣了。就那么回事吧。她用一种见怪不怪的口气回答他。

是的她到法国已经三年，见识过了太多的东西，古老的地下世界就显得微不足道。何况那里面会充满阴气，潮湿肮脏，机关重重，既便有幸没碰上抢匪，也有可能误入岔道，永难再见天日。她劝马宏不要孩子气地去冒那个险，不值。

世界上什么是值，什么是不值，马宏觉得这个问题很难界定。但是居真理不支持的事情，马宏就不可能办到，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在巴黎是一个活生生的哑巴和盲人，离了居真理，他将一事无成。

他心里有一点哀伤，淡淡的，不多也不少，恰好把他在巴黎客居的日子调节得阴晴相间。

几乎每晚作爱，他和居真理。把三年中欠下来的爱做完了，把一辈子将要有的爱也做得差不多了。在法国就有这样的好处：除了杀人放火，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分自由的，结婚也罢同居也罢，彼此都以快乐为准。

有一段时间，马宏几乎已经忘了登记结婚这档子事情。他拥着居真理甜蜜入睡的时候，感觉是他们的婚姻早已存在，当中做梦一样地跳过去三年，续上之后一切如故。

一天居真理枕着他的胳膊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同居比结婚更加宽松和自由？

他茫然了好久，好像思绪飘浮在很远的地方，怎么也扯不回来。后来他猛然一惊：是啊，他们还没有履行结婚手续，是情人而不是夫妻。

他问居真理：你现在还爱我吗？

居真理的回答是：爱。

他问她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把他放在法国这样的环境里，毫无优势可言，很有可能成为居真理的负担，她为什么还要爱他？

我爱你脸上的沧桑和皱纹。居真理捧住他的脸，轻轻地吻着，用的是法国女作家杜拉斯中的一句名言。

马宏不免失望。他原先以为居真理会一二三四地列出一堆爱他的理由。

居真理开始筹划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婚礼。来宾将是她的导师和留法中国同学会的朋友，租用房东太太的草坪，借两只烧烤炉，买足肉食、蔬菜、水果、饮料，再加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蛋糕，一切就都齐了。居真理还说，她不要婚纱，也不要婚戒，那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跟真正的爱情无关。

马宏从心底里为居真理感动。他认为她在本质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守信用的人，纯粹和可爱的人。他知道她在法国不是没有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机会，他亲眼看见那些法国人跟她说话时闪烁的目光，他们亲吻她的手背时流露出来的浪漫念头，甚至她的单身导师对她也总是另眼相看。可是居真理在等待三年之后仍然选择了他。不管相爱的理由是多是少，是崇高还是平淡，事实就是居真理要跟他履行婚约。

马宏反过来想，他在法国以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跟她结婚，是对她的负责任吗？他既然爱她，就应该给她自由，让她拥有更多的选择。离开她是痛苦的，可是如果结婚之后她感到痛苦，他的痛苦会双倍地增加。他把轻率的婚姻视同为谋杀，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艺术家，他绝对不可以谋杀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马宏对居真理提出来，他要走，回国。他说，在她毕业之前，如果没有更好的婚姻选择，如果她毕业之后还愿意考虑回国发展，他会以最大的快乐跟她举行婚礼。他要租国内最好的饭店，买最时髦的婚纱，最漂亮的婚戒。他想他有这个能力。只要回到中国，他就跟居真理在法国一样的如鱼得水。

居真理答应了。她说：你是自由的，我尊重你的一切想法。分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吻着马宏的眼睛，信誓旦旦答应他，最多一年，一年之后她肯定回国，找他结婚。

马宏回到国内，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有了变化。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在他拼命为港商工作赚钱的时候，我和木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追求之中，我们也在拼命地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样，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我们悄悄走过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画家必须要走的路。

开始有画商上门收购我的作品。

画商姓钱，叫钱运，名字很男性化，长相也透着男人气。尤其她的眉毛，卧蚕一样，长而且直，在眉心处几乎连成整条，使她脸庞的上半部分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很沉重也很压抑。为了抵制章蓝、黄、绿。遗憾的是，她的皮肤本就晦暗，过于鲜艳的颜色夸张了她身上的明暗对比，使她的整个人看上去有点古怪，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决绝，以及与世人绝不合作的傲慢。

她第一次被我的朋友带到小楼里来看我的画，似乎是很不情愿、被人胁迫之后勉强而来的。我记得她穿一件很古怪的披肩式样的鲜黄毛衣，腋下有毛线编成的绳扣，下摆短及腰部，配一条带毛边的牛仔裤。她走路的步幅很大，男人式的往前一耸一耸，脚底不带停顿，跟轻摆杨柳之类的描写完全对不上号，跟居真理上楼时那种性感十足的体态也差之甚远。她居高临下地伸出两根手指让我握了一握，然后就问我：画在哪儿？

她在楼上我的画室里一声不响看完了我全部的画，包括我的一些草图和未定稿。我朋友在旁边喋喋不休吹嘘我的伟大，最起码是我将来的伟大。她脸上没有笑容，五官纹丝不动，自己动手，从我的画作中挑出四幅，放到了旁边。她的眼光很毒，这四幅画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五百。她说。

每幅吗？我心中一喜。

不，全部。她伸出胳膊画一个半圆，四幅画全部被她囊括怀中似的。她那件披风式的毛衣被她的胳膊带动，鸟翅般地一煽，我闻到了画室里特有的松节油的气味。

太便宜了。我说。这都是最好的作品。

她把横贯脸部的卧蚕般的黑眉凭空抬上去半寸：最好和最坏都是对你自己而言。我认为它们只值这个价。

朋友开始帮我讨价还价。但是她咬定了价钱绝不松口。我们之间的这笔生意没有做成。当时她哪怕每幅加价十元，最起码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我就会让步。毕竟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数还不到三百。但是她就是不松口，真叫气人。

过了一个星期，我父母要添置一台彩电，责成儿女们凑钱。月月总是捉襟见肘的我只好找到钱运的门上，带着我心爱的四幅画作。

四百。她很不屑地从齿缝里吐出这个数字。

我愣住了，开始据理力争：上星期你还说五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