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是称自己的国家叫“华夏”。华，是指远古类似伊甸园的神话世界——华胥国，而夏则是指据称是中国第一个朝代——夏王朝。

夏朝（约为前2050—约前1600年），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朝代。夏王朝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原始社会的基本结束，从此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阶级统治正式开始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至晚到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们已说不清夏王朝的都城夏墟的具体位置。但大多数人都还是相信夏王朝曾经存在过。20世纪初，一股疑古思潮弥漫全国，把几乎所有的先秦古籍斥为伪书，把东周前的历史说成是神话。引起学术界空前激烈的大辩论。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王朝，是否真的存在过。传统派与疑古派各执一词，争得不可开交，但争论很快便陷入僵局，原因在于当时的学者仍用王国维塑像“以史论史”的办法，双方手中只有那些传世文献，因而讨论便在这些文献中转来转去。我说有夏是因为古籍有记载，你说无夏是因为这些古籍统统是伪书，我便说不是伪书，你则坚持说是伪书。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说服不了谁。在这种情况下，争论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正在这时，学术界发生了两件大事，使得这场大讨论出现了转机，为以后的学者打开了新的思路。

第一件事发生在191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前人的基础上，从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中整理出商代王室的世系，并将之与《史记·殷本记》《山海经》《竹书记年》等古文献相参照，从而证实河南安阳发现的遗址是殷朝的故都，又反过来利用甲骨文证实《史记·殷本记》是信史。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古史的信心。王国维不仅把前人开辟的甲骨学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更据此提出了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新历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件事则与一个外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叫安特生，是瑞典地质学家。1921年，他带领一个发掘组首次用现代考古学的方法发掘了仰韶文化。安特生的功绩不仅在于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更重要的是他把西方先进的考古方法引入了中国。

正在为中国上古史争得面红脖子粗的中国学者们突然发现，原来历史学还可以这样进行研究。于是，许多学者离开书斋，来到田野，喊出了“与其打破什么，不如建立什么”的口号。在他们的努力下，一大批遗址重见天日，中国的历史研究从此开始了新的征程。

许多学者在想，既然《史记·殷本纪》基本上是可靠的，那么《夏本纪》呢？究竟司马迁是用什么资料写成《夏本纪》的呢？看来要想真正解决夏问题，只有依靠考古学了。当时就有学者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夏文化，但由于时间不符，很快便被否定。

1954年，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徐旭生来到河南省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徐旭生是较早提出用考古学来解决夏文化的学者之一。他根据文献记载，把寻找重点放在了晋南平原这一带。这一天，他来到一个叫“二里头”的小村子，在一位热心农民的带领下，来到一块田野，发现了大量的陶片，还有零星的较完整的陶器。徐旭生搞了多年的考古工作，但如此庞大的陶器遗迹还是头次见到，他认真看了看捡到的陶器，初步推断这是早商时期的遗物。徐旭生意识到这个遗址意义不凡，便立即向上报告，很快一个考古队便来到现场，开始发掘工作。由于当时日益严重的政治气氛，考古工作经历了重重磨难。但在学者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使这座古城重见天日。尽管考古挖掘工作到今天也没有结束，但古城还是一点点露出了她娇人的面容。几乎从二里头文化被发现的那一天开始，学者们就对它给予了高度关注。尤其是夏文化的研究者们更是兴奋不已。经过几十年来的研究和激烈讨论，学者们终于确认，二里头文化期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就是夏墟。虽然挖掘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确凿的文字证据，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目前学者们找到的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条，学者们的推论是可信的。

二里头遗址

学者们假定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基本可信，那么根据文献学的研究，可以初步划定夏王朝所在的时空。夏王朝活动的时间是在大约公元前21—前16世纪，夏都所在的位置应该在今天河南省洛阳平原、伊洛流域一带。其实力应该是当时中国最强大的而二里头恰恰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从已挖掘的情况来看，她的规模非常庞大，气势不凡，不仅在同时期中国古遗址中首屈一指，即便是放到世界范围内去比较，也绝不逊于任何一个古都。从中发现的宫殿遗址更是让人赞叹。可以肯定地说，二里头遗址是一个古代都邑的遗迹。

现在只有三种可能：

1二里头遗址是夏墟。

2二里头遗址是商王朝的（或是早商）的遗址。

3二里头遗址既不是夏墟，也和商族没有关系，而是史书从未记载过的失落的文明遗迹。

由于有甲骨文做证明，河南安阳的殷墟是已经被确认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根据器型学的研究和相关考古发现，先商、早商、中商的遗址已先后被找到并被确认，从器型学的分析来看，二里头文化并不是商文化。（虽然它的二期较一期有很大的变化，但经过认真对比和仔细分析，大家还是认为二期仍是夏文化，很可能是后弈代夏的结果）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器物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一种形状酷似公鸡昂首陶器，有学者想到《礼记》中有夏人使用“鸡夷”的记载，这是证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又一证据。

1986年二里头出土的青铜盉

但以上这些证据仍然显得有些不足，很多是建立在猜想基础上的，要想确证还是远远不够的。

幸而还有几个重要的间接证据，那就是与二里头只有几十公里的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经过碳十四测年，这两座商城的始建年代非常接近，都是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正是史书中记载的夏商分界的时间，也正是在二里头文化开始衰落的第四期。考古学已经肯定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确是商王朝的城市，因而这两座城在这时出现，的确可以说明问题。除了将二里头文化解释成夏文化，没有别的可能。

可惜，以上的推论仅仅是推论。还没有最后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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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具体了解一下王国维。

王国维，（1877年12月3日—1927年6月2日），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是我国近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清朝末年考中秀才，早年学习英、日文，研究哲学、文学受到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和文艺思想的影响，其成果在我国近代文化学术事业上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03年应张謇之邀，赴江苏南通，任通州师范学校教习，讲授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著有《静安文集》。1907年任学部图书局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的研究，著有《曲录》《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等，重视戏曲在文学上的地位，开创了研究戏曲史的风气，对当时文艺界颇有影响，

1911年，王国维辛亥革命后以清室遗老自居。

1913年，王国维起转治经史之学，专攻古文字学、古器物学、古史地学，先后致力于历代古器物、甲骨金文、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西北地理、殷周秦汉古史和蒙古史等等的考释研究，还做了很多古籍的校勘注疏工作。他治史严谨，考证精湛，信而有征，不囿成见，主张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多能发前人所未发，对史学界有开一代学风的影响，

1925年，王国维任清华大学研究院教授，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教授的教授”。

1927年，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投水自尽，衣袋中寻出一封遗书，封面上书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遗书内容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给中国知识界留下了深深的战栗和遗憾，也留下了难解之谜。

探索指南

想不到千方百计为人们解开历史之谜的人，自己最后却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未解的谜。世事变迁、沧桑巨变，伟大的历史和伟大的人物留给后人的是洗尽铅华后的苍凉与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