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胡里奥科塔萨尔］不读科塔萨尔的任何人都注定毁灭。不读他的书就像患上一种严重的看不见的病，这种病会即时地带来严重后果。如同一个从没吃过桃子的人，他会安静地变得更加忧郁、明显的苍白，也许慢慢的，他会掉光所有的头发。——巴勃罗聂鲁达这是1963年。我们当时十五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学院的第三年。这是一个庞大、陵墓般的建筑，一百多年来抚育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学习阿根廷历史、西班牙语、拉丁文和化学；我们通过长串的河流、湖泊、山脉的名字了解亚洲的地理，还有一些包括点滴的解剖学和粗浅的性教育的卫生学。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发现的时代：社会主义、玄学、行贿与伪造的艺术、友谊、超现实主义、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恐怖片、披头士和性。在博尔赫斯一篇暗示现实是的短篇故事的影响下，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店铺闲逛，问有没有弗尔索斯(fiulsos)(我们才发明的一个词)卖。让我们十分开心的是，在一家老服装店，他们告诉我们现在没货，但很快就会有货了。就是在这种开放的态度里，一天下午我们发现了科塔萨尔。我们中的一个曾在学校对面的书店里发现一本小书《野兽集》(besiario)。它是正方形的，正好衬衫口袋大小，封面是一张过度曝光的女人和猫的黑白照片。我们轮流读着这些故事：一所房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和兄妹俩，他们的房子被无名的侵犯者慢慢占有了；两个年轻人在公车上发现手拿鲜花的乘客们的阴谋；一只活老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户普通家庭漫步。这些故事的喻义、为什么要写它们、它们有何寓意或隐含的讽刺意思，我们不懂也不在乎；它们的幽默十分符合我们的情绪：荒诞、不敬、为未曾发生的事情伤怀。我正在电梯里上升，在一二楼的中间我觉得自己要吐出来一只小兔子。我从没把这给你讲过，我想讲得并不多，因为这缺乏真实感，自然一个人不会给别人解释偶尔有人会吐出小兔子。我们变成了科塔萨尔的追随者。我们读了《游戏之终结》(end

of

game)、《秘密武器》(he

secre

weapons)和《开火》(all

fires

he

fire)。当他谈到在城市里遛一种不宜说出口的生物的危险，或者我们去看剧却突然发现自己站在舞台上，或者从手术台被转移到古阿兹特克人的祭台时，我们完全理解他的意思。这些噩梦于我们都有意义；我们并不了解它们也在描绘着时代的灵魂。科塔萨尔1914年生于布鲁塞尔，父母是阿根廷人，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长大和接受教育。二十出头，他在省里当老师，开始写他最早的短篇。《被侵占的房子》(house

aken

over)是魔幻文学的名著，由其崇拜者乔治路易斯博尔赫斯1948年发表于一个小型的市级杂志。1951年，在庇隆独裁时期，科塔萨尔搬到了巴黎但并非出于政治原因，在那里他度过了余生，坚持讲述关于一个不再存在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故事(这是流浪者的特权)。生平就到此为止。我碰见他时，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作家、一个分享着刘易斯卡洛尔的逻辑的好玩的家和一个超现实幽默家。但他也是法国人称为的介入派作家，对革命事业同情的“同道人”。在某些作家(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阿根廷作家鲁道夫华尔士［rodolfo

walsh］)身上，两种特质合而为一。但科塔萨尔并非如此。1968年五月革命之后，法国学生接管了城市，这时我到达了巴黎。带着诗人阿莱杭德娜皮萨尔尼克的介绍信，我去拜访了他。我碰面的这个人是一个长着一张孩子脸的巨人(他几乎有两米高)，非常和蔼，幽默感十足。科塔萨尔主动提出带我游览城市。他指给我看那个拱门，皮埃尔居里就是在那下面被一辆马车撞死的，玛丽居里在那里收拾起丈夫四散的宝贵的大脑碎片；他还把我带到太子妃广场,这是西岱岛顶端的一片三角空地，阿拉贡称之为“巴黎之性”；他隔着波拿巴咖啡馆给我指出毕加索的阿波罗胸像；他还建议我给他照相的背景选在他最喜欢的1968年5月涂鸦前：“权力想象。”在我们见面前五年的1963年，他发表了《跳房子》(hopscoch)，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宣称正是通过该，拉美作家“认识到文学是一种自我鼓舞的娱乐方式，在愉悦的同时探寻世界的秘密和语言的秘密皆是可能的，在游戏中，人可以探索掩藏在理性意识、逻辑智慧和经验裂缝之下的神秘的生活层面，为此人们必须冒险，比如疯狂或死亡。”如大多数读者现在所知(甚至那些从没读过这部的读者)，《跳房子》可以以任何读者选择的篇章顺序进行；科塔萨尔暗示了一种顺序(并不是本身的顺序)，好像意味着一旦忽略由家强行安排的篇章顺序，读者就可以进行其他任何可能的组合。科塔萨尔游戏的前身是博尔赫斯的导师马赛多尼奥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

dez)写就的《永远的博物馆》(museum

of

he

eernal

novel)，它给读者提供了大量前言和前部分的章节，却没有结尾。“我的读者，”费尔南德斯宣称，“是开始的读者——也就是说，完美的读者。”另一个先驱也许是博尔赫斯的《检查亨伯特奎恩的工作》(an

examinaion

of

he

work

of

herber

quain)，其中读者并非依照随意的顺序，而是到一系列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源于同一个情节而随不同的可能性展开。在这些里，重要的是读者能幻想知识分子的自由(劳伦斯斯特恩［urence

serne］是他们中的大师，他在《项狄传》［risam

shandy］中曾这样建议)。计算机超文本的游戏其实也在继续和加强这种幻想。但在科塔萨尔追逐这些文学游戏的过程中，他也在试图回应拉美的政治斗争。古巴革命对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而言仿佛是一种承诺——尽管旅居巴黎的古巴流亡者曾提出警告——他们给予了卡斯特罗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