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塔萨尔主动与他仍称为家乡的地方保持距离，对他来说，艺术的回应并不充分：需要的是政治上的回应，一个立场，作为忠诚的标记。他没有再写作使他成名的奇幻故事，而是尝试一种更加现实、甚至文献式的写作形式——他失败了。这些控诉性的故事和他的《曼纽尔手册》(a

manual

for

manuel)沉没了，尽管(或者由于)它们满怀好意。科塔萨尔自己十分清楚出自责任感的文学存在着危险。1962年，他在哈瓦那对一群古巴听众说，他热诚地相信古巴文学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这种文学不能跟随时代的口号以责任感写就。它的主题只有当时代来临时，当作家感到有必要将它们形成短篇或长篇、诗歌或戏剧时才能产生。它的主题那时才会携带深层、真实的信息，因为它们并不是因为说教或皈依的原因而被选择的；它们之被选择在于作家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冲击，汇集起他艺术和技艺的所有资源，他不对任何人作出任何牺牲，而把这股力量传递给读者，这种传递方式能把所有最重要的东西带给读者：从血到血、从手到手、从人到人。后来，70年代末期，科塔萨尔虽然对他旧有的政治信仰依然忠诚，却突然对于把这些信仰形成文学的可能性感到失望，“不对任何人作出任何牺牲”，在最后一本《不理智的时刻》(unreasonable

hours)里他回到了魔幻写作的风格。神奇的是，许多这些短篇故事——《塔拉》(ara)、《夜校》(he

school

a

nigh)，特别是杰作《噩梦》(nighmare)——不仅是科塔萨尔最好的魔幻，也跻身于那些年以西班牙文创作的最有力的政治之列，那些年里整个拉美文坛充斥着一片反军事独裁之声。在《塔拉》里，一群游击队员必须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山村寻找避难所以免被军方找到，而其首领发现在死之前，他喜欢的字母游戏可以使他理解他一直在对抗的邪恶。《夜校》遵从了令人尊敬的传统，主人公警戒地深入到地下世界，在恐怖中，他看到了各种可怕时刻的来临。《噩梦》也许是科塔萨尔的最后一个短篇，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侵占的房子》的姊妹篇，只是进攻出现在一个昏迷的女人脑海里，而局外人——她的家人——仅能从远处看到这个进攻。理解的时刻和最后毁灭的时刻相重叠，这时失去意识的女人的视线与真实世界的攻击刚好重合。任何熟悉阿根廷“失踪者”(发表的题目是《决不》［nunca

ms］)报告的人都会完全理解这两个残暴结局的重叠。人们会怀念科塔萨尔什么？我大胆地提出，如同他创造的人物之一，他会经历一场变形。附着于他的现实如同第二层皮肤——政治斗争、心脏病、文学圈里乱糟糟的事务、关于奇异与闲话的热情——会悄悄地退却，留下的是一个闪光的离奇故事的讲述人，他在无法言说与必须言说之间，在我们仿佛有能力控制的日常恐怖与每晚在思维深处的迷宫里出现的魔幻事件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