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要远离他们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大挑战，就像要将自己剥茧而出，化身为蝶，整个过程极其痛苦而漫长

有件事，我一直很在意，就是我大学出来支边，毛毛也不时来云南找过我，但这期间他至始至终都没有跟我说过我读大二那年起，他坐了二年牢的事，为什么？

即使毕了业我对这事始终放不下。我也不是没有问过。毛毛肯定不会开口，他不开口，其他人也没人敢跟我说。

只有凤凰。

那时候八十年代各个地方都蛮时兴小剧院，小剧院里不唱戏了，都改做放录相，几台录相，没日没夜地轮流放，往里拱的都是学生和流氓，常常可以看到堵在剧院门口打儿子的老爸，也有扬言要烧剧院或者放炸弹的，我们学校还有扬言要杀死老师的学生，政治课上有人在政治课本上写“荒唐政治”，那时候不管有钱没钱人人都憋着个屁。

我记得我还有个同学在高中复读时看录相的最高记录是150场，我的个奶奶！他简直把看录相当饭吃，他后来因盗窃罪被送进了劳教所，听说他还偷了十几条女生内裤，真牛比，牛比不仅是他，还有当时的内裤设计师，听说，他偷的那些内裤，款式一点不带重复的，我草，时代的闷骚什么时候都是从内裤设计开始。

我读大一时，经李烟红介绍，毛毛进了我们县城的剧院里专门做放录像的，如果碰要有汇报演出，还兼画画剧照。

那个剧院，我印像很深，有高高的天花板，如褪色的万花筒，有岁月斑驳的痕迹。

这剧院在没有推倒之前，发生过一些事：

89年，县城唯一在省里出过名的剧院画师——韩渊去世，享年42岁。

90年，诞生一名红极一时的花旦，17岁，李烟红，后成为市一级演员；

92年，春，剧院发生一起枪杀案；

93年，秋，这剧院被人炸了；

94年，冬，剧院正式被推倒，用二年时间重建了一座娱乐城，这座娱乐城，诞生了二名贪官、五名强奸犯、十个贩毒分子和五十个离婚家庭，其中还不包括二只被人毒死的狗和疯掉的一个老戏子。有人说，它当时被推倒时，天象就不吉利，明明放晴的天，那贪官一剪彩，就开始下小雪了，众人散去，还听到断垣残壁里，飘出来二胡的声音。

他们说是失踪的沈倍阳，剧院枪杀案之后，他被带去公安局，又放了出来，后来就失踪了；说什么的都有，疯了，死了，跟老相好跑了，有人说在鬼屋见到过他，眯着一只眼睛从鬼屋的石头缝里往外瞅，见人就笑。

凤凰说那都是胡说。

凤凰说其实沈倍阳在县城的几十年，过的也挺不容易的。

他本来在县城做老师的，因为受人排挤，恢复高考后，他一直没能参加高考，聚众闹过不少事，被政府弄到剧团去拉二胡了，这二胡事业注定是败落，改革开放，他也有意投胡从笔，写了不少东西，笔下为许多的县城老官歌功颂德，可惜他夸大了社会对他的热情，比如政治，比如机遇，比如关系，所以，当他仕途惨淡的时候，这种时代挫败感十分强烈。

王国民的父亲曾经公然反对把沈倍阳调入县政府宣传部；用他的话说：一个拉二弦的，在旧时候那是不是叫化子，就是戏子！地道的下九流！

沈倍阳对王国明一家是有仇的。

凤凰说毛毛和王国明在剧团里斗得很厉害。

后来，一年大雪，剧院好不容易开演一场古装戏，当晚就发生了枪案，毛毛入狱二年，事情是不是他干的没人知道，他是按包庇罪抓的，王国明这样的人得罪的人多了去了。

王国明伤的不重，而且无证据，毛毛只判了两年。枪案时，肚皮当时正好回乡探亲，帮毛毛组装过土枪。不过，他倒相安无事的被他当公安局长的老爸亲自送回了海南，只留了个“留军察看”的案底。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还可以相安无事，那肚皮的爸可真的牛，这说明一点：人生在世，啥都可以不要，一定要钱，啥都可以不做，一定要做官。

沈倍阳就在那年认毛毛做了干儿子。

也就是那年，凤凰生了个女儿。

枪案之后，这剧院再也没有演过什么好戏。

毛毛出监后开始到处打工做些与画画、个人精神和纯粹爱情无关的事。所以，我大三寒假那年回去见到光头的毛毛时，他连一份正式工作还没有——这就难怪了，难怪他后来到大学来找我的时候，连身上的恤衫上写的都是“名牌”，他的致使伤原来就在这里。

他想跟我哥跑“贸易”，应该没人拦他。我想那时候他就是杀人也有人会认为——很正常。所有的人都在为万元户奋斗呢，对于那些老一辈来说，没有什么比做万元户更十恶不赦的事了，就因为这个，老一辈们基本上都被时代逃汰了，所以，到现在还只能拿不到一千元的工资，有人组织上天安门闹也没用，这世界能开口说话的是权力和金钱，而再也不是理想或人心了。

人的裂变系数无非是贪婪的欲望——说的就是考上复旦大学的西瓜头了。

从我认识西瓜头这个人开始，他就让我很头痛，我搞不清楚他的有几个方面：

1、他是在看我吗；

2、他到底有没有钱；

3、他的酒每次都喝完了没有。

我哥说我二摆五，他说他们当中西瓜头最聪明，可他之前也说过毛毛最聪明，他也说过我最聪明，哈，看来，他也是个二摆五。

传说，西瓜头毕业后进了证券公司，曾经空手套白狼，年薪和红利不下十几万。不过，他这样一种人最终还是跟了我哥跑“贸易”。

肚皮为什么也跑“贸易”就不用分析了。

我毕业后的职业是记者，我学会了挖掘被政治机器掩埋了的事实真相，学会了寻找鲜血和尸体下的人性指数。私下里，我常常被那些还没有被埋没野性的人所征服，我哥说的对，我骨子里就骚，所以，从命运的另一方面来说，我已经迷路了。

我有个对我忠心耿耿同事，他叫大伟，在我的男人圈里，只有他能做到五分钟前跟我一起拖着拖鞋穿着大裤衩，鼓着一包零钱在大街上吃蛋筒啃玉米，五分钟后扛着摄像机整装待发去非州以色列阿富汗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记录那些倒霉的历史和倒霉的人，我们由最佳工作搭档顺理成章的做了生活准伴侣。

我高中时代的朋友中只有凤凰见过他，凤凰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娘了，她来到我生活的城市，她和大伟见面没话说，笑容僵直，我跟她介绍：“这是我男人。”

凤凰抬眼看了一下，整餐饭也不吐个字，我急了，带了点讨好她的意思，再跟她重复：“凤凰，这是我男人！这是我现在的男人！”

“知道！”她白了我一眼。

送凤凰上火车，她终于评价了一下，说大伟眼睛太小，个子也矮，还唠哩唠叨，像女人，我笑了，她从火车上探出头，我看她似乎含着泪花，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说没有，然后又说等我哪天回家乡再说，我说难，难什么难，她终于说了，她说我哥哪年蹲监狱了，判了八年，毛毛死了，毛毛的坟在家乡，你不回去看看吗？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

这是我十年后第一次听人提到毛毛——毛毛死了。这比我哥蹲监更伤人。

那会，我没哭。

“你真不想回去看看吗？”

这话说的……。

“有些话回去说。”凤凰走了。

我想：说？说啥呢？其实，十年后我和凤凰也没什么话说了。

一晃就十年了，怪怪。十年算啥？在外面采访的多了，有人问我：“你出书了吗？”

我说：“没。”

“还不出。”

“没什么事嘛。”

“七搞八搞就有事了嘛。”

“这不瞎搞嘛。”

“瞎搞就对了。”

我想：妈咪的，狗屁作品集，说不搞就不搞。说一次也就算了，老是嘀咕，就担心别有用心了，果然，那人是搞合作出书的，一本书可以赚个千儿八百的。

——看看，这世道，为你好都要防着，我十年就总结出这么个经验。

十年后的我，是怎样呢？总结总结吧：

——十年后，我谨慎如鼠，我惯于庸常、琐碎以及无聊。

——十年后，我把梦想寄托于看漫画和观天文，有时在装嫩中尝点乐趣。

——十年后，我听很多歌曲味同嚼蜡，尤其有首关于方向的歌，老是重复“不知该往哪里去”，还“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向尤其是往你的方向，然后又重来，重来还依然找不到方向，后面是什么什么的，忘记了，简直荒唐。话又说回来，我常常就是那种红灯过了，还站在十字路口的人——可是，像我这种人，这世上偏偏有很多。

我一直自以为很不得志的生活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顶着漂亮的脸蛋有啥用，老不想结婚，身边困着个老男人大伟，他也蛮惨的。这么多年，我只接过我哥的三次电话，一次说毛毛自杀什么的，一次说自己娶了老李家的女儿（别说她的名字，我很不喜欢），一次说我爸没了，没一件好事。那年，我爸快没的时候，他打电话来：

“喂！在哪？”

“在洞里。”

“哪个洞啊？”

“地下防空洞。”

“那不远，快回家，你爸不行了，没闭眼，等你呢。”

“啊！！！！呜！！！！”

“别哭啊！快回来，怎么有炮声？你在工地上？”

“不是，呜！！！！有部队。”

“有部队好啊，安全，找了个军人？一起带回来，没事，快点，待防空洞里干嘛。”

“不是啊，我在以色列。”

“以色列！！！他奶奶的茄子，找个这么远的……”

“我爸怎么样了？”

“没什么样了，他都不记得我是他儿子。”

……

年过三十的我是这样：社交活动中的熟练记者，沙龙里口若悬河的美妇，大伟的工作搭档兼床上用品和包身工。

我和大伟很少在众人面前表现的很亲密，我们常常反讽那些在婚姻生活中享受孤独的人们，我和大伟没有结婚，但谁也不敢说我们不是两口子。大伟常说只要我给他生个纯种的儿子，他就知足常乐了。夫妻生活，等同于儿童作画，一团模糊视为正道。

只能是设想，因为我和大伟聚少离多，根本没有给子宫孕育的机会，我问到大伟没有我的时候他如何解决日常生理需要，他思考后说：虚构。妈咪的，真是实在。

——借用毛泽东的两个“凡是”：凡是最美好的都是虚构的，凡是虚构的都是实现不了的。

我发现：我最擅长的也是虚构。

不知道哪年，我给凤凰寄过一个蓝色的笔记本，她问为什么，我说我不要它了，她很理解的说：“是的，女人还是简单点好。”

后来，有那么一年，凤凰跟我说，县城变大了，河床变小了，剧团解散了，男人去卖唱，女人去卖身。

她说王国明结婚时，被人泼了硫酸。

——听起来怪碜得慌。

再后来，我和凤凰也没什么联系了，什么时候失去联系的都不知道，她忙，我也忙。

我哥就不用说了，他的电话那头永远是“该用户已关机”，估计他每天除了关机没别的事可做了。我算是彻头彻尾地离开他和他的那三个“们”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与我无任何瓜葛。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那种容易抓住某种记忆死死咬住不放的人，他们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青春的一个符号，友谊的、爱情的、真诚的和执着的，这里面所包含的价值是绝对而纯粹的，是举世无双而一去不复返的。其实，要远离他们对我来说何尝不是一大挑战，就像要将自己剥茧而出，化身为蝶，整个过程极其痛苦而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