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被陈锡元推进了西餐馆，他们没想到外面冰天雪地，起士林里面竟然温暖如春，找了半天火炉子在哪儿也没见着。厅里响着优雅的音乐，穿黑礼服的侍者托着盘子走来走去，小胯一送一送的，显得轻盈而有风度。后来我舅舅跟我叙述当时情景时，反复强调说，人家上菜是“托”，不像中国的跑堂的“端”，举止不一样，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一样，有种教养在里头。门里靠墙的沙发上，坐着几个等座的人。母亲姐弟俩的装扮举止，明摆着跟起士林的氛围不协调。

侍者拿着登记簿问，先生贵姓？

陈锡元说，免贵，姓陈。

两人心里都奇怪，怎么吃饭还问姓名。侍者看了半天登记簿，问他们预约过没有，陈锡元不知什么叫预约，侍者告诉说就是提前定了桌。陈锡元说没有，说他打北京来，百十里远还要预约？侍者说，要是没预约，您二位先在沙发上候一会儿，有了空座位我来请您。

母亲坐在沙发上，仔细观察餐馆内部，小桌，铺着洁白桌布，有鲜花插在瓶子里。藤椅，垫着丝绒厚垫。墙上挂着洋画，精着身子的女人横躺在绒布上。地上铺着地毯，踩上去，厚而软。吃饭的都很文明，小声地说着话，也有的在看书，看报。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有人，铺子里没有鸟笼子，没有蝈蝈的鸣叫，也没有人在这儿大声划拳……一个喝“药汤子”的女人翘着小手指，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小小的杯子依着母亲一口就完，可是那女的喝了半天，“药汤”竟然没下去多少。一个男的，用叉子在绕面条，把面条一圈圈缠在叉子上，填进嘴里。母亲想，用筷子比这方便多了，真是狗熊耍叉！

坐了一会儿，陈锡元热了，他摘下帽子，解下围巾，抱在怀里。旁边女士，穿着露着半个肩的连衣裙，一双纤细的脚，丝袜子，小皮鞋，跟陈锡元那双姐姐给做的老头大棉窝成了鲜明对比。陈锡元把自己的脚往后缩了缩。

纤细脚的主人冲他笑了笑，那是一个蓝眼睛的女人。

陈锡元冲她欠欠身子。

侍者把姐弟俩领到一个靠窗户的座位，侍者要将陈锡元的皮帽子、围巾拿走，陈锡元怕丢了，死活不撒手，却又不知搁在何处才好，寻了几个位置，都不合适，最后终于放在脚底下。侍者手脚麻利地将一杯凉水和热手巾卷搁在桌上，又递过一个精致的本子说，这是menu，您二位看看点什么？

陈锡元不知玻璃杯里泡着冰的液体是什么，拿来尝了一口，一闭眼推开了。展开热手巾，手巾很烫，很舒服地擦着，擦完了脸擦脖子，又将脑袋、鼻子使劲擦，连耳朵眼儿也没落下，都很认真地过了一遍，最后擦手，直至认为将热手巾使得很彻底了，才放在桌上。

白手巾已经成了灰的。

母亲小声嘱咐，拣最便宜的点。

陈锡元翻开硬本子一看，都是外文，看了半天点不出一个。侍者很有耐心地等待着。陈锡元充内行地说，这儿不卖烂肉面？

侍者说有意大利面。陈锡元假装沉吟了一会儿，指着菜单最上面的一行说，就是它！两份，别太慢了，我们还有事。

侍者将本子一合说，知道了，您稍等。

的确很快，转眼侍者端来两大杯白色的冰激凌，上面各插着一面小旗。

陈锡元问花旗子能不能吃，侍者说那是德国国旗，是冰激凌上的装饰，不能吃。陈锡元说，既然是装饰，像中国在寿桃上插朵花，沾个寿字什么的也是一目了然，你们弄这么个怪模式眼的纸旗子，像送殡纸烧活上的招子，还往客人嘴边送，不如送碗热水。

侍者说冰激凌插国旗，是起士林的惯例。陈锡元充内行地说，下回我来吃饭给我插个皇上的龙旗。

侍者说，我们是德国馆子，只插德国旗。

陈锡元说，你说得也对，要插龙旗我得上北海仿膳。

侍者不愿意再说下去，转身走了，陈锡元舀了一大口冰激凌填进嘴里，立刻五官挪位，龇牙咧嘴，朝着侍者背影喊，小二，你过来！

侍者一路小跑奔过来，问有什么吩咐。陈锡元用小勺子敲着杯沿说，这是……

侍者说，您点的牛奶冰激凌。

陈锡元说，我点这个了？

侍者打开menu告诉陈锡元，他刚点的就是这个。陈锡元说，行，我这是自作自受……

母亲只尝了一口，就将杯子推过来，她吃不惯这腥甜冰凉的东西。陈锡元将两份冰激凌好不容易吃光，德国小旗子被挑出来，搁在了一边。侍者过来招呼，问他再要点什么。陈锡元这回学乖了，指着下边一行说，换个吧，来这个。

母亲说，你一个人吃吧，我不习惯这里的奶腥味儿。

陈锡元对侍者说，那就一份。

侍者说他们这儿不论份，叫“客”。陈锡元不耐烦地说，那就一客！

一会儿，侍者端来一大杯紫色的冰激凌，上面插着一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不动声色地吃了。吃半截围上了围巾。桌上放了三面德国小旗。

陈锡元还要点。母亲说，你算了吧，脸都绿了。

陈锡元问侍者怎的本子里头标的都是一个味儿，侍者说陈锡元点的这页是冷饮系列，全是凉的。陈锡元问有没有茶，热乎的。侍者说有coffee、bckea、cocoa、juicy……陈锡元让他说它们的中国名字，侍者说它们没有中国名字，还没给取呢。陈锡元指着旁边喝咖啡的女人说，你就给我来壶跟她一样的洋茶。

侍者说，那就是coffee了，我们这儿的coffee论杯不论壶。

陈锡元说，那就一杯co……o……oe，要烫的，越烫越好。

侍者问要奶和糖不要，陈锡元说，该搁的你都给我搁齐了。

陈锡元问母亲还吃什么，母亲说她看也看饱了，她算明白了，这儿吃的是摆设，不是饭。一会儿，侍者将一个碟子托着精致的小杯放到陈锡元面前，里面有大半杯棕色液体。陈锡元说，这就是co么，怎么颜色浅啦，旁边那桌可是黑的！你们是不是兑水啦？

侍者说，这是搁了奶的，先生。您刚才不是吩咐了要搁奶和糖吗？

陈锡元不再说什么，一仰脖，将咖啡全倒进肚里。大声嚷，算账。

侍者将扣在桌上的账单翻过来说，两杯牛奶冰激凌，一杯香草冰激凌，一杯热咖啡，加上服务费一共是三块大洋，先生。

母亲一听，腿有点儿发软，她做补活，两个月不吃不喝也挣不了这些。陈锡元说，三块，你怎不要三十？我上“东来顺”吃涮锅子，八个人也没吃了三块大洋！

侍者说，上面都有价格，我们是明码标价，先生。

陈锡元悻悻地付了账，临走捏起三面小旗子说，这个归我，它们跟冰激凌是一式儿的。

侍者说，asyouplease。

陈锡元说，说中国话！

侍者说，随便。

出了起士林，陈锡元和姐姐站在马路对面早点摊跟前，大口嚼着烧饼果子，大口喝着热豆浆，烫得直吸溜，热烈而酣畅。混混儿隔着马路问，您老在小白楼吃的嘛？

陈锡元从怀里摸出三面国旗，在手里摇晃着说，爷们儿今儿个吃了三个德意志！

博美听我说完天津的故事，笑得直不起腰来，说我讲得比她太太讲得精彩多了，不愧是写的。她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请她的太舅爷到现代的西餐馆来，要不一定是件比上起士林还有意思的事情。我告诉博美，陈锡元上起士林并非只是去开洋荤，他是有想法的。博美问有什么想法，我说，你太舅爷在上天津的时候就预感到他这个巡警工作干不长，新鲜劲儿一过他立刻觉出这不是他能干得了的差事，他告诉姐姐，他的那个班长在街上逮来“坏人”，也不打，只是在太阳地里晒，夏天只需一个下午，就蔫了，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冬天也一样，把人剥光了，放到院里去冻，不到两个时辰，头脑就不清楚了，你问什么他招什么，你说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说是他帮着打的；你说孙悟空大闹天宫，他说他也在其中。警察逼供了么？没有，打人了么？没有……总之，这个行当有点儿缺德。

也的确，三年后陈锡元在朝阳门吉市口开了一间门面的酒铺，他的酒铺颇有起士林之风，小桌上铺着补花桌布，这绝对比起士林高级，起士林充其量不过是白桌布，我舅舅的是带补花的，这些桌布都是我母亲给他做的，母亲倾其全部手艺支持她的兄弟开店。桌上也明码标价地搁着一份menu，里边分类标着二锅头、衡水老白干、竹叶青；拌豆腐丝、开花豆、花生米，也标着汽水和烂肉面。汽水是东边冷饮摊上的，烂肉面是西边小面馆的，有人点，隔着门嚷一声就给送过来了。另外，陈锡元还请了烫着飞机头的女招待，女招待穿着带花边的白围裙，用盘子托着（是托，不是端）酒壶，花蝴蝶似的在铺子里飞。女招待绝对是良家女子，姓常，我的舅妈。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我的舅舅干了不少行当，到老了最终还是没有离开餐饮业，“文革”期间先在某单位食堂卖饭，后来调双井小吃店炸年糕，退休的时候是南小街烧卖馆卖票的……老人家深深地爱着这一行，无数次地被评为先进，除了历史上当过伪警察那段经历说起来让他舌头有点儿发麻以外，其他都很理直气壮。他历年的奖状都在家里的墙上贴着，跟人说不上三句话就把人往墙上引，逢人赞美，便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起士林精神。

三杯冰激凌，影响可谓不小。

五

去天津，母亲的收获比她兄弟还大。

吃饱喝足，该找刘家了。刘春霖中过状元，是名人，一问天津人都知道状元楼在哪儿，比问起士林方便。没费多少劲儿，两个人就来到了子牙河边的一座小楼跟前。临河是状元楼的背面，正面在另一条街上，绕到前头，见街门关着，敲了半天门，出来一个老头，老头说他是临时在这儿住，看房子的。问刘状元在哪儿，老头说在哈尔滨道法国电灯房附近叫德邻里的胡同里，并且说就是找着了，状元也不会接见，中国想见状元的人多了去了，哪能随便就看，就是上北京万牲园看老虎还得买票呢，现在老虎有很多，状元就一个。

老头一个人待腻烦了，巴不得找人说话。母亲和陈锡元不想拖延，赶紧告辞。两个人在路上边走边问，找德邻里，如同问起士林一样，问不出个所以然。还是陈锡元有主意，雇了辆洋车，一直就拉到了德邻里状元宅子门口，敢情离起士林没几步路。母亲心疼钱，陈锡元说，花钱可省了事呢，要不咱们不知道还要兜几个圈子呢。

母亲说，才到天津半天，我怎么听着你已经满口天津味儿了。

陈锡元说，姐，我爱天津。

陈锡元确实是爱天津，后来娶媳妇非天津姑娘不娶，我那位姓常的舅妈是天津徐州道口的闺女，和起士林也有关系，其父是骑着三轮车给起士林送点心的，起士林做的点心往各处送，也卖。三轮车是个方箱子，里边一层一层地码着点心，箱子外头写着洋文：kiesslingbader，旁边一行小字，“起士林点心铺”。

德邻里是外国租界，胡同很宽，很齐整，两边都是连体楼房，刘春霖住着两楼两底的独门独院，从墙外头看，里边的树挺大，树枝子在寒风里呼呼啦啦摇晃。正要敲门，从里头跑出来一个挎着书包的半大孩子，大概是要去上学。孩子问找谁，陈锡元说找刘春霖刘先生。孩子朝里头喊说有人找，里头传出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不见，关门！

母亲上前一步，用手抵住门板说，我们是打北京来的，我是叶四爷瑞袚的……太太，叶四爷和刘先生是日本同学。

孩子又朝里喊，是日本同学。

里头男人说，日本同学净是汉奸，更不能见！

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出来了，一个穿着对襟棉袄的胖子，系着围裙，可能是做饭的，棉袄上净是油渍，手里还攥着一把香菜。

母亲上赶着说自己是叶四爷的家眷，是刘先生给做的媒，这回专程到天津来，是来给先生道谢的，见一面就走，不多耽误先生的工夫。

可能厨子见过并且知道“叶四爷”，脸色和缓了一些，闪过身把门开大了一点儿，让我母亲进去，用香菜指着高处说先生在楼上写字。

刘家院里很静，也再没见什么人，母亲和陈锡元径直上了二楼，木头楼梯一踩咚咚响，两人不得不放轻了脚步。楼上很宽敞，一室一厅，厅里炉火烧得很旺，刘先生穿着棉袍正站在案前写字，见母亲上来也没招呼，母亲等刘先生写完一个斗方，放下笔，才说她是谁谁谁。刘先生说，原来是瑞袚的夫人来了。

刘春霖让母亲坐，母亲巡视了一下周围，到处是书是纸，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刘春霖顺手将兀凳上的几张纸一团，塞进废纸筐，腾出凳子让母亲坐。陈锡元没处坐，跟班一样在母亲身后站着。

母亲怕错过机会，一坐下便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来天津是想落实一件事情。刘春霖似有思想准备，笑了笑，听着母亲往下说。母亲说，当初先生提亲时并没有说到叶四爷屋里还有一位夫人，她嫁过去以后才知道那位夫人已经在叶家住了二十多年，生过一群孩子了，是媒人没说清楚，还是有意瞒着，如若开始说了假话，这门亲事她是完全可以不认账的，她娘家穷，但不贱，她还没轮到给有钱人当妾的份儿上……

母亲一口气说了很多，陈锡元头次知道他姐姐原来还有这样的好口才，岂不知这些话都是日日在叶家想着的，想了千遍万遍了。

刘春霖背过手，在满地宣纸字迹中小心踱步，低着头缓缓地说，让四太太伤神了，四太太若是不满意，可以登报离婚，连逊帝溥仪都能走这一步，何况我们平民百姓。

母亲没料到还有“登报离婚”一说，一时懵在那里。陈锡元说，我们不离婚，我们没结婚，我们从根上就不认账。

刘春霖说，都知道四爷新娶了太太，哪儿能说不算就不算了。四太太要来天津这件事情，叶家大少爷早有信过来了，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严重，我本来认为这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怪我没说明白，是我的疏漏，四太太有什么委屈尽可以说。

陈锡元说当初提亲的时候，不但他和刘先生在，他的七舅爷以及父亲的同学王国甫也都在场，那时候可没听到任何人提出叶家还有一个叫张芸芳的夫人。

刘春霖对陈锡元说，张芸芳不是夫人，是妾，四爷的嫡福晋瓜尔佳氏活着的时候她就是妾，从来没有扶正过，将来也不打算扶正。你姐姐是四爷在“永星斋”饽饽铺一见钟情的，我不过从中把话挑明了，虽无父母之命，却有媒妁之言，庚帖换过，大礼行过，主婚证婚都在，一切都是明媒正娶，怎能是小老婆？四爷是我的同窗，性情坦荡，一生磊落，真要是纳妾，这样兴师动众岂不招人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