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被问到“要是结婚的话，还是选择滋贺县人吗”时，我的心情却是逃向了另一个方向——现在的伪装，我要继续到何年何月？而且，令人为难的是，我并不清楚这种意识究竟是针对什么东西的什么样的伪装。也许，我不只是出于对父亲和世道的伪装，也是出于潜藏在我心底的、激情迸发的性格，我才不得不掩饰自己的吧。

如果像孙清那样，处于自己的妻子成为楠次郎攻击目标的位置上，我也许会犯下类似用匕首刺杀父亲的过失。我没有孙清那么有耐性，也没有孙清那么理智，这我知道。这样，我就必须像哄孩子一样，处理好这些事情。

从我在车库旁的住处，有一条小路，通到翻修的六庄馆，我的女性朋友们就曾穿过这条小径到我的房间来。和低洼的地面的交界处，是茂密的青栲矮墙，内侧种有常绿桐和八角金盘，去往水池的斜坡上，还种有绣球花和杜鹃。小径两旁长着粗壮的樟树和榉树，即便在空袭之后也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转年又发出了嫩芽。我的房间便因此而鲜有阳光照射进来，颇有“木下幽径一隅”之趣。钻过木质后门，便是从前门绕到宅地外面的路，可以一直通往广尾的商店街，而这条路正好在后门这里开始变成下坡。

商店街后身有一座寺庙，从寺内的钟撞堂，抬头就可以望见六庄馆。我时常去钟撞堂，眺望自己所在的城堡般建筑的一角最边上的那个小路和城堡相交接的地方。

有一段时间，我和一个想当演员的女性朋友见面很频繁，她终于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角色，要到地方城市巡演五个月左右，走前她对我说：“你这个人，有很多地方无法理解。”

这种说法听起来十分客观。我回头看着她，一脸茫然。她便接着说：“怎么说呢，也可以说是温柔地狱吧，好像是在为我着想，可又只是好像而已。这和少年老成也还不大一样，我想，也许说不起波澜、或者不让自己起波澜更合适些吧。”

听了她的话，我才知道，她虽然对我还有些留恋，但她是想借这次出门的机会离我而去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个时机，就说：“是吗，如果是那样的话，大概也是因为我在和老爷子的斗争上耗尽了能量吧。这可是没法子的事情啊。”

我说话的语调连我自己都觉着令人生厌。她一听就泪水横流，说：“我回去了，再见！”说完就站起了身。

当时自己关于为和父亲的斗争耗尽了能量的解释却因此而开始束缚并威胁起我来。我听见一个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声音：“那你太不得了。”我想试着替自己辩解说，那是因为现在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可心情却还是无法晴朗起来。

次郎决定回老家一趟，为解释国会发生的混战、为吹嘘自己如何为了国家挺身而出英勇奋战而进行游说。按照惯例，如果内阁有变，议长也要换人，所以，次郎感到有必要在此之前进行宣传，让人知道自己今后还想有更大的发展。在这一点上，他有一种可以预见群众动向的能力。

此外，还有和阿樱离婚的事。关于这个问题，他想让乡里乡亲的人们有一种积极的认识：作为一个保守政治家，他大展宏图的地盘更加稳固了。

另一个私密的动机就是，探望一下这些年一直体弱多病的平松摄绪。她曾经给次郎来过一封信，说，如果可能，想在自己意识还清楚的时候见次郎一面。

这次游说，次郎打算带甲斐田和恭次一同去。八角因为和东急公司有关于箱根山的企业之争，无法离开东京半步。在次郎为会期末的国会对策、情急之下不得不引来警察造成的混乱以及残局的收拾、和阿樱离婚问题上的谈判等等事情劳心劳神时，同五岛庆太领导的东急集团的箱根山利权之争的形势就更加不妙了。

楠次郎一统天下的企业集团认为，从热海经早云山通往箱根的机动车专用公路，是三十年前投入时价换算七十亿日元巨资建成的私有公路，东急方面开通定期巴士显然是侵犯了私有财产权。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基。而另一方面，五岛庆太他们则毫不让步，认为公路本来就有公共性，我们也没有说不付通行费用，所以不构成私权侵害。双方打起了官司，东急方面和箱根町合伙成立了新的游船公司，插手芦湖的观光业。埼京电铁方面，瞅准了元箱根村议会议员、村改町时成为町长的大田金兵卫领导下的游船公司只往元箱根町送客人的空子，创建了新公司。热海和伊豆大岛间的航路也是两个公司都在申请、竞争，而东急集团正秘密计划开发伊东——下田间新铁路的消息尤其让次郎紧张。很久以前调查时，次郎了解到，按照大正十一年制定的改正铁路铺设法规定，伊东以南的地方将作为国有铁路进行建设，所以，次郎这边就有些大意了。

如果铁路得到许可，东急方面也许就会声称和国铁相互过轨，开通东京到下田的直通电车，埼京电铁方面会由于楠次郎强烈的猜疑心而不同意机动车专用公路上跑别的公司的汽车，所以，东急方面的战略似乎是：我们和国铁联合，瞄准整个伊豆半岛的观光事业。对执著于箱根山公路私有权的埼京电铁方面来说，这可是最大的威胁。于是次郎命八角对这次战略转换进行调查。

再次参拜伊势神宫那天晚上，次郎联系到长年的心腹草野、鲶江、浦部，就第一场在大津进行的讲演做了彻底的动员。人们对大津演讲的评论是会传到滋贺县的。尽管如此，为了获得选票，也还必须走村串庄。选票和评论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看到这一点，这便可以说是次郎的背水一战了。

这次汇报演讲的重点，一是强调自己一直站在讲和后建立新的国家体制运动的前头，一是突出为此提倡保守大联合而继续战斗的姿态。次郎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一个印象：六十六岁的楠次郎作为一个政治家还很年轻。

在大津的料理亭就所有准备工作进行碰头的第二天，傍晚就要讲演了，中午的时候，次郎带着甲斐田一个人，去石山寺附近的尼姑庵看望了平松摄绪。她整整齐齐地穿好了尼姑袍，斜靠着起身迎接次郎。房间很暗，只有立在她两旁的大蜡烛发出光亮。空气有些发凉，可能是为了驱散病人的气息，燃烧的白檀香正香气缭绕。

“我不能出门了，有劳您特意来这么不方便的地方，太感谢了。我想我也没有多少时间了……”摄绪的声音却是很出人意料地有力。

次郎想起小时候祖父带他去过的莲照寺，又想起了立有十一尊观音像的金刚轮寺。很久没来了，次郎已经记不清那座有着看上去象征母性的半睁半闭的细眼、微肿的眼睑、圆圆的脸庞、肉感的嘴唇的佛像是十一尊观音中的一尊，还是莲照寺正殿深处的佛像了，只记得自己以前寻求的正是这样的面容。次郎眼前又浮现出祖父拉着自己的手、边走边讲着因果报应和“比良八荒”的传说的情景。现在回想起国会会期末的乱战，次郎觉得那就仿佛是自己一个人在狂风大作的琵琶湖上划小船；和阿樱的离婚也仿佛就是“比良八荒”中的苦难之一。如今，自己正在苦难的汪洋中拼命地摇着桨。次郎对摄绪说：“你可能也知道了，我和阿樱离婚了。”

次郎已经注意到，摄绪的语调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近乎那种积了厚德的僧言僧语，不禁心中怡然。

“啊，和阿樱离婚了。那你一定很孤独吧。”

次郎稍稍挪了挪身子，不再做声，他怀疑摄绪是不是听错了，而摄绪也似乎觉得次郎的变化是理所当然。

“当了议长，干扰杂音就多了，就像琵琶湖的浪涛声。”次郎不禁感慨道。

“是啊，不过，杂音也够受啊。”摄绪说。

次郎没太理解“够受”这个词的意思。他听不出里面是带有虽然吵人却又不可忽视的怜恤，还是包含着需要侧耳倾听的忠告，便以近乎撒娇的情绪坦白道：“我对民主主义有意见。”

“呵呵呵，呵呵呵。”摄绪出人意料地笑了，且声音兴奋。“甭管它。你也不是靠真实活着的不是？那个姑娘倒只是靠真实活着的，所以才会难过啊什么的。”

这回，摄绪一说完，次郎就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恭次的母亲。

“她还好吗？”次郎问。这并不是因为是在摄绪面前才这么问的，他也确实认为自己真是为她倾注了爱情，所以才有来路不明的愤怒涌上心头——她愚弄了我！

“最近没有音信了，我想这就说明，她已经安静下来了吧。”

摄绪是想说如果是她死了或者走投无路了，是应该有音讯的？还是想说，她和你不是已经没关系了吗？次郎又糊涂了。

“恭次怎么样？出息了吧？”

摄绪这么一问，次郎一下子想起了从摄绪手里接过刚刚出生的恭次时，自己因楠家又添一男丁而生的欢喜，想起了把恭次当做广田裕三郎和青山莲的孩子报户口前后的经过，和为他们二人脚前脚后的病逝而手忙脚乱的情景，也想起了摄绪希望自己把恭次养育成人的嘱托。

“有段时间，他肺出了点儿毛病，但是后来彻底治好了，现在给我当秘书呢。”

摄绪在黑暗中放松了身姿，微微点了点头。次郎暗想，这个女人，从那个时候起就对我指手画脚了。

“名头不小啊。我听阿樱说过，他还会写短歌，到底是他母亲的血脉啊。”

摄绪的这句话，让次郎心中陡然生出一股疑心：阿樱和恭次的母亲又是通气的。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次郎不由得带出了一些责问的语气。

摄绪慢慢答道：“孙清结婚那天啊。那天我见到恭次了，阿樱还很骄傲地告诉我说，恭次上了一所好中学呢。”

听了这话，次郎的猜疑消失了。这都多久以前的事了，这个女人还真是好记性。次郎暗自点点头，想，对摄绪来说，恭次也算是她的亲戚了。

“这孩子，你还是让他离远点的好。”摄绪叹了一口气，小声说道：“次郎，你虽然超过了你祖父，可孩子们那样就不行了吧。别太勉强了，一切都是有定数的。”

她的话就像在预言什么。摄绪的意思大概是说，随着清明的一点点长大，也开始要让次郎操心了。想到这也许是和摄绪的最后一面了，次郎想，这个时候，能听的就听听吧。

加上清明和清康，家里的男孩已经是四个了。次郎当时还想到这下可以放心了，并打算犒赏一下石山治荣，可他们渐渐长大了，就得开始考虑让他们承担什么任务了。归根到底，他们每个人都得和自己直接联系，绝不能按照他们母亲的系统让他们形成派系。女人，不过是借她们的肚子生生孩子。既然是男孩，将来干什么，就得由我按规矩决定，不容许他们自由放浪，这是一家之长的责任。如此一想，次郎对清明的年纪尚幼不禁担忧起来。

“其实，恭次早就说想离开家了。不过，那是生病前的事了。”次郎说。他很快提及这个时期，是因为不想被人误解为自己对没用的孩子弃之不顾。然而，这都是多余的担心，摄绪十分了解他对自己人深情厚谊的性格。

“噢，那可真是了不起。”摄绪赞同地说，次郎却被击中了痛处。

你来我往的争执中，次郎虽然甩出一句“随你便”，承认了恭次的离去，但恭次的这次反叛却像一剂慢性毒药，时时威胁着次郎的自信。恭次病愈后说可以帮忙做议长秘书时，次郎心里虽然很高兴，却无法打消戒心：这小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反了呢。尽管如此，摄绪却说“真了不起”。是不是她生病生得有些呆了？

也许是读懂了次郎的表情，摄绪说：“那孩子是要独来独往的，和他母亲像极了。你把他放在身边，可是要坏事。”

一时间，两个人都沉默了。偶尔有风从正殿吹进摄绪的房间，蜡烛摇曳着，墙上，摄绪斜靠在扶手上的影子也晃动着，显得又黑又大。

听着摄绪的话，次郎考虑着作为一家之长应该采取的态度。他曾有心把恭次留在身边，可恭次上旧制高中时却想去地方上高中。开始说想去松本、鹿儿岛什么的，可看到日本战局急转直下，他好像也看出了次郎不会推翻坚持要他选择一旦有事可以立即回家的地方的主张，他说想上孙清毕业的静冈高中。其实次郎心里清楚，他就是想去父亲的目光无法到达的地方。

从自己在祖父清太郎晚年时执意要上京都海军预备学校时的心情，次郎可以很容易地推测出恭次的想法。可是，恭次的情形真就这么简单吗？次郎心中总是无法抹去这种不安。也许，身上带有母亲的血脉，他也不会丧失孝顺的美德吧。而另一方面，自己和治荣生下清明却和恭次正相反，老是缠着自己不放。虽然作为一个孩子，打这种算计得失的算盘有点早了些，人也还小等等让次郎有些不安，但这些问题，以后教给他一些领导科学就行了。

近来，对恭次的期待和不放心与清明的可爱交织在一起，弄得次郎心里有些乱，而摄绪仿佛看出了次郎的心思，才说出把恭次放在身边要坏事之类的话。可是，有谚语说，“切勿放虎归山”不是？摄绪的忠告是意在告诫自己不能走得太近、又不能放回山里？次郎越想越糊涂了。

摄绪呢，早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之所以一直沉默着，是在考虑，自己的事情该对次郎讲到什么程度。过了一会儿，她挪了挪身子，慢慢开口道：“我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了，今天怕也是见你最后一面了。咱们的缘分真的很长了啊。”

蜡烛的火苗又摇曳了起来。次郎想说“快别说这么伤感的话，没有你，我会很难过的”，却只是摇了摇头，以示意不希望她这样说。眼下的气氛不适宜说那种恭维或劝慰的话。摄绪不理会，自顾自地继续说：“我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哪。幸好生在桃源乡，罪孽也隐藏了下来。可是，我看上了平松这个男人，就从桃源乡跑出来，之后就没得过好。大概是现出本性了吧。”

她的声音很低，不用心听的话，很难捕捉她在说什么。次郎不由得往前蹭了蹭，膝盖抵住了摄绪的被子边儿。

“我们村啊，有一半人都姓平松，那个人也说他姓平松，可那不是原姓。原来他姓井泽，后来，不是宫廷里的就是大臣，反正是了不得的人物到彦根来的时候，他朝人家扔石头，受到追杀，才逃到我们桃源乡来。他在村里有亲戚，把他藏起来，找机会收他做了养子。我正值妙龄，又一心想出去，所以他说的话在我听来简直就像唱歌一样，也可以说像吟诗一样。他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就是：‘日本不变革是不行的。乡里要变革，就必须得改变藩阀体制。’”

也许是因为模仿那个男人的语气，摄绪的声音变得有气无力，听起来活像在念咒语。

“啊啊。”次郎不意发出毫无目的的声音来。这个男人的主张不正是次郎过去握着拳头当街叫喊过的吗？！

“从村里跑出来以后，我才知道，他是湖北一个大盐商家的少爷。早年间，若狭这个地方出的盐很能赚钱的。我们倒是从村里出来了，可身上的钱花光了，日子就不好过了。他父亲死后，他就被叫了回去。有时候，他很铺张，都让人觉得有些傻乎乎的，可他就是那样。到底是小时候好几道菜好几道菜地被人伺候惯了的啊。可是，后来又不行了。少爷倒是要回来了，可跟来的这个女的是谁呀？这就成问题了。”

听着听着，次郎想到了一些很无聊的事情。难怪呢，高田马场车站后身的那家店叫“井泽”或是“泽井”不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