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星期天，只要没下雨，他们就一起出门，手挽着手地走在街上。他们几乎总是同时突然想到同一个问题，或者是倾心交谈，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周围的行人。戴洛里耶总是妄想发一笔大财，因为他把财富看做是一种控制别人的有力工具。他想支配更多的人，能呼风唤雨，一个人有三位秘书听他差遣，每周举行一次盛大的政治宴会。弗雷德利克装饰了一个摩尔式的宫殿，整天睡在开司米沙发床上面生活，聆听着喷泉里呢喃的流水，享受着黑人侍童的伺候；这些梦想的东西最终变得如此的明确而具体，以至于让他感到悲伤和懊恼，就像已经失去了这些东西一样。

他又说道：

“何必要谈这些呢，既然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它！”

戴洛里耶接着说：

“谁知道呢？”

尽管他的意见带有民主倾向，他还是保证要带他去晋见党布罗斯先生。另一位则反对他的这种企图。

“呵！再试试吧！你会得到邀请的！”

大约在三月份的中旬，他们收到了一大摞的账单，其中有一份账单是给他们送晚饭的那个餐馆老板的。有一次，弗雷德利克吃饭的钱不够，就向戴洛里耶借了一百埃居埃居是法国旧时的一种银币，种类较多，价值不一。；半个月以后，他又向他重复了同样的要求，书记官责备他不要在阿尔努那里乱花钱。

事实上，他用钱是没有节制的。一幅威尼斯风景画，一幅那不勒斯风景画，还有另一幅君士坦丁的风景画，占据了三面墙的中心；还有阿尔弗雷·德·都厄都厄(1810—1860)，画家，以擅长画马而著称。画的马，放在这儿那儿，到处都有；壁炉上面堆着普拉迪耶的雕刻，钢琴上面放着一些《工艺》杂志，墙角落里的地上搁着一些纸板制品，如此以来，屋子里堆得满满的，让别人连一本书也没有地方放，动一动手肘都很困难。在弗雷德利克看来，画画就需要所有这些东西。

他在白勒兰那里工作和习画，但白勒兰经常有活在外面跑，——他还习惯于参加所有报刊上面报道的一些葬礼及其它一些重要事件；——而弗雷德利克就总是一个人在画室里连续呆上几个小时。这个大房间里非常寂静，只听得到老鼠的奔跑声，阳光从天花板上照下来，还有火炉里发出的轰轰声，起初，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沉浸在一种精神上的舒适和安逸之中。但没过多长时间，他的眼睛就离开了他的绘画作品，转而去看墙上剥落的碎屑，书架上的小摆设，还从上到下地打量着那些像披着一块破呢绒布一样、沾满灰尘的半身雕塑像；就像一位在树林中迷了路的旅客一样，似乎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地点，而在每一种想法的后面，他又在继续不断地重新寻找阿尔努夫人的回忆。

他定好了去见她的日期。到达二楼时，他站在她的门口，犹豫着不敢按门铃。这时听到有人走近的脚步声，门打开了，来人说：“太太不在家！”听见这话，他心里简直是一种解脱，似乎一下减轻了沉重的负担。

然而，他碰见了她。第一次，他看见有三位太太同她在一起；另一次是下午，玛尔特小姐的书法老师来了。此外，阿尔努太太接见过的男子是从来不去拜访她的，由于怕别人说闲话，他也不再去了。

但是，每周星期三，他是照例要来工艺社的，以便别人邀请他参加星期四的晚宴。别的人差不多都走了，他还要呆在那里，一直到最后一分钟，比勒冉巴尔呆的时候还要长，他要么假装观看一幅版画，要么拿着一张报纸看，最后，阿尔努问他：

“明天晚上有空吗？”

没等话说完，他就应承下来。阿尔努似乎很喜爱他，他教他怎样鉴别各种酒的技巧，怎样热潘趣酒，怎样烩烤山鹬；弗雷德利克很温顺地一一接受他的建议——同时还爱着一切属于阿尔努夫人的东西，她的家具、她的女仆、她的房子、她居住的街。

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几乎是一声不吭，两只眼睛看着她。她的右太阳穴上面有一颗黑痣，她头上的包头带比露出来的头发还要黑，边上总像湿润润的，她不时地用手指去抚弄一下。他熟悉她的每个手指甲的形状，他非常喜欢倾听她走近门时，真丝连衣裙发出的簌簌声，他偷偷地吮吸着她的手帕散发出的香味；对于他来说，她的梳子、她的手套、她的戒指都是一些特别的不寻常的东西，同艺术品一样地重要，几乎与活生生的人一样有生气；这一切都打动着他的心，增加着他的恋情。

他再也没有力量在戴洛里耶面前隐瞒她了，当他又一次从阿尔努夫人那里回来之后，似乎是出于无意，他把他从睡梦中弄醒，以便能够谈论她。

戴洛里耶睡在小木屋里，靠近水池，打着长呵欠。弗雷德利克坐在他的床脚头。他开始谈在她家吃的晚餐，接着讲了许多毫无意义的细节。在他看来，有些是表示轻蔑，有些是表示喜爱。比如说，有一次，阿尔努夫人拒绝挽着他的胳膊，而去挽着迪特梅尔的胳膊，弗雷德利克感到很悲伤。

“啊！真是少见多怪！”

说不定是她以前称他为她的“朋友”。

“请放心地去追她吧！”

弗雷德利克说：

“可是我不敢。”

“如果是这样，再就别想了！晚安。”

戴洛里耶翻过身去，对着靠墙的小通道，又睡着了。他一点也不明白这种爱情，把其视为青春时期最后的一种弱点。也许，他一个人的亲密友谊再也满足不了他，他想把他们共同的朋友联系在一起，每周聚集一次。

星期六上午九点钟左右，他们都来了。三副阿尔及利亚式的毛织窗帘都一一精心拉好，一盏煤油灯和四枝蜡烛点着；在桌子中间，在啤酒瓶子、茶壶、一瓶朗姆酒和一些小花色蛋糕之间，一个装满烟斗的烟罐子陈列在那里。他们议论关于灵魂不朽的问题，在教授之间进行比较。

有一天晚上，余索奈带来了一位高个子年轻人，后者穿着一件袖口很短的外套，面部表情显得很尴尬。这是去年他们一起去警察分局要求释放的那位小伙子。

由于在上次打架中，没有将丢失的花边文件夹还给他的老板，后者指控他偷盗，威胁说要上法院告他；现在他在一家货运行当搬运工。余索奈早晨在一条街的拐角处碰见他，就把他带来了，因为出于感激，杜萨迪耶想见一见“另一位”。

他将自己精心保存的那个雪茄烟盒递给弗雷德利克，里面还是满满的一盒烟，他没抽，一直希望能够还给他。年轻人邀请他有空再来，他没有失约。

大家互相同情。首先，他们对政府的仇恨是一致的，这是一种无可讨论的至高无上的信条。只有马蒂龙一人试图为路易·菲力普辩护。大家常常用报纸上的一套陈词滥调来攻击他，例如：巴黎的巴士底狱工事指法国政府从1833年起，在巴黎兴建巴士底狱式的防御工事。、九月法律九月法律是法国政府针对1835年7月28日的一起政治暗杀事件而颁布的三条临时性法令。、普里查尔、基佐勋爵，——由于害怕冒犯了他们中间的哪一位，所以马蒂龙只有默不做声。在中学学习的七年里，他从来没有因受惩罚而做过额外的课外作业；在法科学校里，他已经知道了怎样去讨教授们的喜欢。他平常总是穿着一件肥大的胶泥色的外套，一双橡皮套鞋；然而，有一天晚上，他却打扮得像一位新郎一样：穿一件翻领呢绒背心，打一条白领带，戴一副金手链。

当大家知道他是从党布罗斯先生家里回来时，更是吃惊不小。事实上，银行家党布罗斯刚从老马蒂龙手中买下了一大片树林，这位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儿子介绍给他，所以，他便邀请两位年轻人一起吃晚饭。

戴洛里耶问：

“餐桌上的黑块黑块是法国的一种名菜，价格昂贵。多吗？你没有在两个房门之间搂一下他老婆的腰吗？”

于是，他们谈论的话题转向了女人。白勒兰不承认有绝对漂亮的女人(他更喜欢老虎)，此外，从美学的品级角度上讲，附属于男人的女人是一种低级动物。

“女人能诱惑你的东西，特别是从思想上使你堕落的东西；我的意思是说，***，头发……”

弗雷德利克反对道：

“可是，长长的黑头发，大大的黑眼睛……有什么不好的！”

余索奈大声说：

“啊！知道了！草坪上的安达卢西亚美女够多的了！这些是古代的东西，先生！因为，最后，我们瞧瞧吧，不是开玩笑！一位漂亮而性感的年轻女子总比米洛的维纳斯米洛是希腊基克拉泽群岛的岛屿之一，1820年在此发现著名的维纳斯石像，现藏于卢浮宫。好玩多了吧！哎呀呀，还是让我们做高卢人！如果可能的话，再学学摄政时期！”

流淌吧，美酒；女人啦，笑一笑吧！

“应该从钟情棕发女郎，转向钟情于金发女郎！这是你的看法吗，杜萨迪耶老爹？”

杜萨迪耶不回答，大家都逼着他发表意见，以便知道他的爱好。

他红着脸说：

“那好，我呀，我愿意爱着一个女人，永远一个！”

他说这话的态度如此诚恳，以至于大家一时都鸦雀无声。一些人对小伙子的这种单纯和天真表示惊讶，另一些人可能从中发现了他们自己心中妄想得到的秘密。

塞内卡尔把他的啤酒杯放在壁炉架上，独断专行地宣称，卖淫嫖娼是专制的产物，婚姻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最好两者都应戒除。戴洛里耶把女人当做一种娱乐和消遣，没有别的。德·西伊先生把女人看成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在一位虔诚的祖母的眼皮底下抚育长大，他觉得这些年轻人的聚会就像不健康的娱乐场所一样吸引人，又像在索邦大学里一样，让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人们舍得花时间给他讲课，他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直至想抽烟就抽，尽管每次都引起恶心难受。弗雷德利克给予了他极大的关怀，他欣赏他领带的颜色，大衣的毛皮，特别是他的高统皮靴，像手套一样地薄，看上去又亮泽又精致，给人一种盛气凌人的感觉；他的马车在下面街上等着他。

有一天晚上，他刚刚出门，下起了大雪，塞内卡尔开始同情他的车夫。接着他就宣布反对黄手套，反对骑士俱乐部骑士俱乐部起源于英国，负责驯马、赛马等事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贵族也开始组织这样一个俱乐部。。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工人比这些先生们要重要得多。

“我至少在工作！我穷！”

最后，弗雷德利克不耐烦地说：

“这还用说吗，明摆着。”

数学教员记恨着这句话。

但是，勒冉巴尔说他了解一点塞内卡尔，弗雷德利克为了向阿尔努的朋友表示礼貌，请他来参加星期六的聚会，这两位爱国者相聚在一起，彼此会感到很惬意的。

不过他们两个不完全一样。

塞内卡尔——脑袋是尖的——只考虑原则问题。勒冉巴尔则相反，他只看事实中的事实。最让他担心的，就是莱茵河的疆界1830年以后，很多法国人希望再进行一次革命的战争，取消1815年与德意志签订的条约，占领莱茵河左岸疆土。。他自认为熟悉炮兵技术，衣服要请巴黎理工学校的裁缝做。

第一天，当别人给他端来糕点的时候，他不屑一顾地耸耸肩说，这种东西只适合于招待女人；后来的几次，他一点也不见得斯文一些。当大家的思想交流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他就喃喃自语地说：“哎！别幻想了吧，别做梦了吧！”要论艺术(尽管他时常光顾画室，有时为了讨好，他还教人舞剑)，他发表的意见也不怎么样。他把马拉斯特马拉斯特(1801—1852)是著名新闻记者，《国民日报》主编。的写作风格同伏尔泰的相比，把华娜斯小姐同斯塔尔夫人斯塔尔夫人(1766—1817)是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才华横溢，英气逼人，触犯拿破仑，曾三次被流放。相比，这是由于一首关于波兰的颂歌，“里面有爱情故事。”最后，勒冉巴尔把大家都惹烦了，特别是戴洛里耶，因为，这位公民同阿尔努很熟悉。然而，书记官一心想成为这家宅子的常客，希望在那里能结识一些有用的朋友。他经常问，“你什么时候带我去他家？”阿尔努总是事务缠身，要么就是出去旅行；随后就说，用不着去了，晚饭马上就结束了。

如果需要为了朋友而冒生命危险的话，弗雷德利克也会在所不惜。正是由于他平时讲究外表、注重言谈举止和衣着打扮，哪怕是到阿尔努的工艺社去，也是衣冠楚楚，手套戴得整整齐齐，无可责备；现在，戴洛里耶穿一身破旧的黑西服，一副诉讼代理人的模样，自命不凡的谈吐，弗雷德利克害怕他使阿尔努夫人反感，以至连累了自己，让她看不起他，在她面前掉了身价。一般来说，他是能容忍别人的，可是，说实在话，这位先生的确有些碍事，一千次都不止。书记官发现他现在不愿意履行自己的诺言了，弗雷德利克的沉默对他来说似乎是更严重的侮辱。

他本来想一定要带他去，看着他依照他们年轻时代所设定的理想发展，然而，他的懒惰激起了他的反感，他这种行为如同一种叛逆，一种不服气的表现。况且，弗雷德利克满脑子想的全是阿尔努夫人，经常谈到她的丈夫；而戴洛里耶越来越让人讨厌，令人难以忍受地重复着他的“嘲讽之词”——他每天要重复一百遍阿尔努的名字，在每句话的末尾都是如此，就像一位呆傻白痴讲着呓语一样。例如，有人一敲门，他就说：“请进，阿尔努！”在餐馆里吃饭，他要一块布里干酪，侍者问他要什么样的，他回答：“阿尔努式的”；夜晚睡在床上，他假装做了一个噩梦，一边嚎叫着，一边喊醒他的同伴：“阿尔努！阿尔努！”最后，有一天，弗雷德利克实在受不了了，就用一种哀叹的语气对他说：

“请你别再拿阿尔努吵我了！”

书记官答道：

“决不！”

永远是他！到处是他！热情也好，冷漠也好，阿尔努的形象在脑子里跑……

听着他哼着小调，弗雷德利克一边举起拳头，一边大声喊道：

“给我闭嘴！”

他不紧不慢地回答：

“提起这个人，我心里就难受，你不是不知道。”

戴洛里耶俯下身子，继续答道：

“啊！对不起，我的好好先生，以后，我要尊重小姐的脾气！实在对不起，恕罪！恕罪！”

他们的玩笑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三周以后的一天晚上，他对他说：

“好消息呀，我刚才看见她了，阿尔努太太！”

“在哪儿？”

“在王宫那里，同律师巴朗达尔在一起，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中等身材，对不对？”

弗雷德利克表示肯定地点了点头。他等着戴洛里耶继续说下去。只要他稍微表示一点赞美，他就会尽情地倾诉衷肠，准备真诚地钟爱他一下，可另一位就是沉默不语；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用一种满不在乎的神态问他对她的印象怎么样。

戴洛里耶觉得她“还不错，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弗雷德利克说：

“啊！你这样觉得！”

八月份到了，这是他第二次考试的时期。根据通常的安排，用半个月的时间来准备考试的内容就足够了。弗雷德利克并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他一口气看完了《诉讼法》的前四章，《刑法学》的前三章，还有《刑事诉讼法》的若干章节，一部分民法，再加上蓬斯莱先生的注解。头一天，戴洛里耶让他从头到尾复述一遍，一直弄到早晨才完；为了利用最后一刻钟，他还在走廊上一边走，一边询问他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