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同时举行好几场考试，院子里有很多人，在他们中间，还有余索奈和西伊；至于班上的其他同学，大家都没有错过参加这些考试。弗雷德利克穿着传统的黑袍子，同其他的三位同学一起，跟在一大群考生后面，走进了一间大厅，大厅里有三扇窗户，没有窗帘，采光很好，沿两边墙壁摆着一些软垫长凳。在大厅中间，有几把皮椅子围着一张铺着绿毛毯的桌子，桌子将考生和考官隔开，主持考试的教授先生穿着大红袍子，肩膀上垂吊着宽宽的鼬皮带子，头上戴着镶金丝线的瓜皮帽。

弗雷德利克排在倒数第二名，这个位次很糟糕。第一个问题考的是协议和契约的区别是什么，他把二者的字义恰好搞反了；主考的教授是一个大好人，对他说：“你别心慌，先生，镇静一点！”接下去，又问了两个稍微容易些的问题，他含含糊糊地作了回答，最后考到第四个问题，由于开头没考好，弗雷德利克已经灰心丧气了。戴洛里耶站在他的对面的人群中，向他做手势，示意他坚持下去，还没有完全失败；第二轮问到关于刑法的问题，他的回答还算过得去。第三轮问到有关密封遗嘱的问题，考官始终镇定自若、不动声色，这更增加了他的焦急不安，因为余索奈合起双手表示鼓掌，而戴洛里耶则一味地耸着肩膀。最后，到了必须回答诉讼法的问题时，题目是关于第三者异议，主考教授听到弗雷德利克的理论同自己的相反后，顿时大为恼火，他用粗暴的语气问他：

“你呀，先生，这就是你的意见吗？你用这种特别的控告手段，怎样理解《民法》第一三五一条的原则呢？”

弗雷德利克由于一夜没有睡觉，现在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疼。一道阳光从百叶窗的横档间隙中射进来，正好照在他的面孔上。他站在椅子后面，身子左右晃着，摸着胡须。

戴着镶金瓜皮帽的教授接着说：

“我总是等着你的回答呢，先生！”

可能是由于弗雷德利克的动作惹火了他，教授忍不住说：

“你的胡子里找不出答案的！”

这句嘲讽他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教授得意了，肚子里的气也消了。他接着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法庭传唤，一个是关于速决案件，然后，他低了低头，表示赞同，面试结束了，弗雷德利克回到了前厅。

当学监脱下他的袍子，随手递给另一位考生穿的时候，他的朋友们立即围住他，就他考试的结果，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最后让他目瞪口呆。过了不久，有人在大教室的门口高声宣布考试结果：“第三名是……不及格，下次再考！”

余索奈说：

“走吧！我们离开这里！”

在门房前，他们碰到了马蒂龙，脸上红红的，显得很激动，眉开眼笑，额头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他刚刚顺利地通过了最后一门考试，现在只剩下做论文了。再要不了两个星期他就可以获得学士头衔了。他认识一位部长，“美好的前程”即将展现在他的面前。

戴洛里耶说：

“不管怎样，这家伙算是击败你了。”

眼看着那些傻瓜在事业上的成功，而自己却失败了，没有什么比这种事情再屈辱的了。弗雷德利克懊恼不已，他回答说对此并不在乎，他追求的目标更高，当余索奈表示要走时，他把他拉到一边说：

“到了他们那里，不要提我考试的事情，知道了吗？”

秘密是很容易守住的，因为阿尔努第二天就要动身去德国旅行。

晚上，回到家里，书记官觉得他的朋友大大地变了，他打着旋转，吹着口哨，另一位对他的情绪一反常态感到很吃惊，弗雷德利克宣布说，他不回母亲家里了，假期要好好复习功课。

听到阿尔努要外出旅游的消息，喜悦之情袭上心头。他又可以无拘无束地到她那里去了，不必担心幽会的时候被人打搅。他自信绝对安全，于是勇气倍增。最后，他决定这段时间内，哪儿也不去，不走远，不同“她”分开。仿佛有某种东西，比一条铁链子还要坚固，把他牢牢地拴在巴黎，一种内心呼唤的声音叫他留下来，不要离开。

有许多困难阻碍着他，他给母亲写信，说要战胜这些困难；他首先忏悔考试的失败，这是由于课程安排的变化所造成的，——这是偶然的，不公平的；——再说，许多有名的大律师(他举出了他们的名字)都在考试中失败过。但是，他打算在九月份再重新考一次，由于不想浪费时间，今年假期他就不回家了。他除了要了第一季度的钱以外，还额外要了二百五十法郎，用来重修法律课，这很必要；——信中所讲的一切给她带来的是遗憾、慰藉、温情以及子女对父母孝心的保证。

莫罗太太第二天在等他，更加显得忧伤。她隐瞒着儿子不幸的遭遇，给他回信说“无论如何还是要回来”。弗雷德利克还是不让步，坚持不回家。母子之间随之而发生了隔阂。不过，一个星期后，他就收到了一个季度的钱和用于重修功课所需的那笔款子。接着，他就用这笔钱去买了一条珠灰色的长裤，一顶白色毡帽和一根圆头包金的小手杖。

等他有了这些东西之后，他心里想道：“我这起的可能是一种理发师的念头吧？”此话的意思是“起了一种邪念”，自己精心打扮一番，目的是去勾引阿尔努夫人。

顿时，他非常犹豫。

为了决定自己是否去阿尔努夫人家里，他连续三次将硬币抛向空中，以此种方式来占卜，以预兆吉凶，但每一次的预兆都是吉利。因而，既然命运安排了这种艳遇，那为什么不去呢？他随即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奔向她住的什瓦卓尔街。

他迅速登上楼梯，来到门口，拉动门铃，但铃没响；他觉得自己快要昏厥过去一样。

随后，他使劲摇了一下红丝流苏，一串铃声响了起来，但渐渐地又静了下来，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弗雷德利克心里一阵恐慌。

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连一口喘气声也没有；他用一只眼睛从锁孔里头瞄，他只发现前厅里的墙上，在一些纸花之间，有两根芦苇尖儿。最后，当他转过脚跟，准备转身离开时，他又改变了主意。这一次，他用手轻轻地敲门，门开了；他站在门槛上，头发乱蓬蓬的，脸涨得通红，样子阴沉沉的。

“哟！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请进！”

他没有将他带进里面的小客厅，也没有带进卧室，而是直接带到餐厅里，他看到餐桌上有一瓶香槟酒，两个酒杯，然后，用一种生硬的语气问：

“你来有什么事吗，亲爱的朋友？”

“不！没有事！没有事！”年轻人一边寻找拜访的借口，一边结结巴巴地回答。

最后，他说他是来打听一下他的消息，因为，听余索奈说他要去德国旅行。

阿尔努说：

“没有这回事！这个小伙子真是冒失鬼，他是耳朵有毛病了，完全听错了。”

为了掩盖他的窘迫，弗雷德利克在客厅里左右踱着步子，他的脚碰到了一只椅子腿上，将上面放的一把女式小阳伞弄掉了，摔断了象牙伞柄。

他惊叫道：

“哎呀！我的上帝！我把太太的小阳伞摔断了，真难受！”

听见这句话，画商抬起头，脸上露出怪样的微笑。弗雷德利克抓住这个说起她的机会，有点不好意思地补充问道：

“我能不能看看她？”

“她回老家去了，要照顾生病的母亲。”

他不敢问她要去多长时间。他只是问了一下阿尔努夫人的家乡在什么地方。

“沙特尔沙特尔是厄尔卢瓦省省会，离巴黎约96公里。！你没想到吧？”

“我？真没想到！为什么呢？一点没想到！”

然后，他们就完全找不到什么话讲了。阿尔努自己卷了一支香烟，一边喘着气，一边围着桌子转。弗雷德利克靠着炉子站着，眼睛注视着墙壁、架子、地板，脑海里掠过一幅幅迷人的画面，就在眼前一晃而过。最后，他告辞了。

一张破报纸，揉成一个纸团，在前厅的地上滚着；阿尔努把它捡起来，然后踮起脚跟，塞进门铃里，他说这是为了继续他中断的午睡。说完，握着他的手道：

“请你告诉门房一声，就说我不在家。”

随即他就砰的一声将门关上。

弗雷德利克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下楼梯，这第一次尝试的失败，使他对别的冒险都感到灰心丧气。于是三个月烦恼无聊的生活开始了，由于他没有任何工作，无所事事，这种状况更增加了他的忧愁。

有时候，他一连几个小时，从家里的阳台上注视着在变黑了的浅灰色的码头之间流淌着的塞纳河，在下水道的缺口处，在岸边系着的洗衣女工的浮桥上，这里或那里，一些顽皮的男孩将一条鬈毛狗按在水里洗澡，以此逗乐开心。他的眼睛离开了左边圣母院石桥和三座吊桥，总是转向榆树码头，眺望着一大片老树，这些树就像蒙特罗码头边的菩提树一样。在混合交错的屋顶当中，圣·雅克塔顶圣·雅克塔是巴黎一座哥特式古塔，高六十多米。、市政厅、圣·热尔维教堂圣·热尔维教堂是巴黎古建筑之一，位于市政厅后。、圣·路易教堂、圣·保罗教堂圣·路易和圣·保罗原来分属两座教堂，后来合二为一，现只剩圣·路易教堂。就耸立在对面，七月圆柱七月圆柱是为纪念1830年7月革命而修建的，位于巴士底广场，柱高52米，纯青铜铸造，柱顶立着金翅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提着被砸断的锁链。顶立的金翅自由神像，犹如一颗耀眼的金星，放射出万丈光芒，而在另一端，杜伊勒里宫的圆屋顶，在空中形成一大块厚厚的蓝色的云团状。就在这个方向的后面，大概是阿尔努夫人的家了。

他回到房间里，躺在沙发上，沉浸在一种毫无头绪的思维之中：作品创作计划、行动实施方案、对未来的憧憬。最后，为了从这种烦恼中摆脱出来，他出去了。

他毫无目的地信步来到拉丁区，这里平时很热闹嘈杂，但这个时候却很萧条，因为大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校园的高墙似乎因为寂静而变得长了起来，面目看上去也显得黯淡阴沉；他听见了各种各样的平静的声音，笼子里拍打着翅膀的声音，一台车床旋转发出的嗡嗡声，一位补鞋匠的敲锤声；还有卖旧衣服的商人，站在街中心，用眼睛打量着每一家的窗户，但无人光顾。在寂寞的咖啡馆的后面，在盛满酒的瓶子之间，坐台收银的太太在打着呵欠；在阅览间的桌子上面，报纸整整齐齐地放着；在干洗店里，一阵阵的热风吹着衣服轻轻地摆动；他不时地在一家旧书摊的书架前停下来看看；一辆公共马车驶过去，轻轻地擦过路面，他转身瞧瞧；当到达卢森堡公园前面时，他不再向远处走了。

有时候，一种消遣娱乐的愿望吸引着他来到大街上，在走过几条吐着潮气的阴暗的小巷子之后，他来到人流稀少、充满阳光的广场上，在那里，铺着石板的马路边上，一些高大的建筑物投下了大片锯齿状的阴影。但是，再往前去，就又是货车，又是小店铺，一大群的人让他看着厌烦，——特别是星期天，——在从巴士底狱广场通往圣马德莱娜教堂的街道上，在一片飞扬的尘土之中，在沥青地面上，在一阵阵的哄笑声中，有一大队的人群行进着；他们卑鄙的面容，愚蠢的言论，汗淋淋的额头上所显示出的无知的满足感，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恶心。然而，一想到自己比这些人要优越得多，却又减轻了对他们直观上的厌倦。

他每天往工艺社跑，——为了得知阿尔努夫人什么时候回来，他经常从她母亲那里打听消息。问阿尔努，他的答复还是没有变：“现在情况越来越好。”他的太太和小女儿下个星期该可以回来了。她越是迟迟不回来，弗雷德利克就越是表示不安——以至于阿尔努被他的一片真情所感动，因而，三番五次地带他去上餐馆吃晚饭。

在多次长时间的交谈当中，弗雷德利克发现这位画商并不是很有才华。阿尔努可能也看出了这种冷淡的表情；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应该是给他还一点礼的时候了。

为了把事情办得像样一点，他把自己所有的新衣服都卖给了一位旧货商，用所得八十法郎，再加上自己剩下的一百法郎，他来到阿尔努家里，邀请他出去吃晚饭，勒冉巴尔也在那里，他们一起来到了普罗旺斯三兄弟餐馆。

公民一进去就开始脱掉外套，估计另两位会尊重他的选择，他就拟了一份菜单，点了几道菜。他懒得到厨房去亲自同厨师长讲，就下到地窖里，他熟悉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把店老板叫上来，显得博学多能地对他大讲一通说，他既对店里的菜不满意，也对酒和服务不满意。每上一盘新菜，每开一瓶不同的酒，他只吃了一口，或只喝了一口，就把手中的叉子放下，要么就把酒杯推得远远的，然后，将整只胳膊摊开，伸在桌布上，喊叫着说，我们再也无法在巴黎用晚餐了！最后，勒冉巴尔实在想不出吃什么东西来一饱口福，就自己要了一盘油拌青豆，虽然做得只有一半成功，但味道还算可以，他也就平静下来了。接着就同店里的侍者开始聊天，问到了以前在这里打工的几位外省的伙计：“安托尼现在在做什么？还有一个名叫欧仁的怎么样了？还有总是在楼下服务的那个小伙子泰奥多尔呢？那时候这里的酒菜讲究多了，像勃艮地的干酪现在几乎见不到了。”

然后，他问到了郊区地皮的价格，阿尔努做的是这种投机生意，不会吃亏的。不过，他一直在等待，任何价格也不肯卖，但损失了利息。勒冉巴尔将会帮他物色买主，另两位先生用一支铅笔在计算，一直到吃完甜点。

他们来到在梭蒙巷子里开的一家咖啡店里喝咖啡。在那里，弗雷德利克站着，记不清打了多少局台球，喝了多少杯啤酒，——他一直呆到深夜十二点多钟，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是由于怯懦、由于糊涂、由于心里空虚，还是朦胧地希望有某种能成全他爱情的奇迹产生。

到底何时才能再见到她呢？弗雷德利克失望了。可是，就在大约十一月底的一天晚上，阿尔努告诉他说：

“我老婆昨天回来了，你知道吗？”

第二天，五点钟，他就去她家了。

他首先祝贺她病重的母亲身体康复。

“她没有病，谁告诉你的？”

“阿尔努！”

她轻轻地“啊”了一声，接着补充说，她起初也非常担心，但现在这种心情已经没有了。

她坐在火炉旁边的一把花毯安乐椅上，他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帽子夹在膝盖之间；他们的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她不时地抛开他，使谈话冷场，他找不到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感情。然而，当他在抱怨学习什么诉讼法的时候，她就回答：“是的……我理解……打官司的事……！”说着，她低下头，突然静静地沉思起来。

他很想知道她此时在想些什么，甚至别的什么事情他都不想了。天快黑了，傍晚投下的阴影笼罩在他们周围。

由于要出去买东西，她站起身离开了，不一会儿，她戴着一顶女式呢绒帽，披一件灰鼠皮镶边的黑色披风，又出现了，他大着胆子说要陪她一起去。

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了，天气很冷，厚厚的浓雾弥漫在房子前面，使房屋的正面看上去模模糊糊的，并且在空气中散发出臭味。弗雷德利克快乐地吮吸着，因为隔着衣服的棉絮，他还觉察得出她那诱人的胳膊的形体；她的手套在一只有两个纽扣的羚羊皮手套里，他愿意将自己的吻倾注在这只小手上。由于石板路上打滑，他们有点摇晃，他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好像是站在一块云彩中间一样，随风飘动。

街上的灯光把他重新唤回到现实中来。机会难得，时间不等人，他决定一直走到黎塞留路后，再表白自己对她的爱情。岂料，几乎与此同时，他们来到了一家瓷器店门前，她突然停下来对他说：

“我们到了，谢谢你！星期四见，像往常一样，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