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伊的脸色变得惨白，看上去很可怕。他的剑梢在颤抖，好似一条马鞭子。他的头向后一仰，两条胳膊向两边分开，仰面昏倒在地上。约瑟夫把他扶起，一边将一只装有鼻烟的小瓶子塞在他的鼻孔下面，一边使劲摇动他。子爵重新睁开眼睛，然后，像一个被激怒的狂徒，突然奔向他的剑。弗雷德利克紧握着他的剑，等着他，眼睛注视着，手高高扬起。

“住手！住手！”

马路那边有一个声音喊着，同时听见了马奔跑的声音，一辆双轮轻便马车驶过来，车篷顶折断了一些树枝。一个男人探出车外，摇动着一条手帕，总是喊：“住手！住手！”

德·科曼先生以为是警察来干预，举起他的手杖。

“结束吧！子爵流血了！”

西伊回答：

“我？”

实际上，他摔倒时，擦破了左手的拇指。

公民补充说：

“那是摔伤的。”

男爵假装没有听见。

阿尔努从马车里跳出来。

“我来得太晚了！没有，还不晚，谢天谢地！”

他紧紧地把弗雷德利克抱在怀里，摸着他，吻着他的脸。

“我知道原因了，你要为你的老朋友辩护，这太好了！这实在难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你太好了！太善良了！啊！我亲爱的孩子！”

他两眼凝视着他，流出了热泪，同时幸福地笑了起来。男爵转向约瑟夫说：

“我想，在这个家庭的小小的团聚中，我们是一些多余的人了，闹剧该结束了，对吗，先生们？——子爵，将你的手臂斜挂着，瞧，我的围巾在那儿。”接着，他又做了一种命令的手势说，“好了，好了！不用记仇了！应该如此！”

两位对手软绵绵地互相握着手，随后，子爵、科曼先生和约瑟夫从一边消失了，弗雷德利克和他的朋友一起从另一边走了。

因为不远处是马德里酒店，阿尔努请大家到那里去喝一杯啤酒。

勒冉巴尔说：

“我们甚至可以吃午餐。”

但是，杜萨迪耶没有兴趣吃午餐，他们就在花园里随便喝了一点冷饮。大家都感到了这种幸福结局后的快乐。可是，公民对于在这种关键时候中断决斗感到很生气。

阿尔努是从勒冉巴尔的朋友——一个名叫龚潘的人那里得知这一消息的，由于内心的冲动，他跑去阻止这场他认为是由于自己而引起的决斗。他请弗雷德利克给他详细讲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弗雷德利克被他这种细腻的温情所感动，不想再去增加他的这种幻觉，于是说道：

“我求求你吧，我们别再谈这件事了！”

阿尔努觉得这种有意的保留很高雅，随后，就像他平日的那种轻浮一样，又想到了另一件事情：

“有什么新消息吗，公民？”

于是，他们开始谈起了汇票、期货。为了更方便，他们甚至走开，到另一张桌子上窃窃私语起来。

弗雷德利克听出了这样一些话：“你去代我签个名……——行！但是，你，真的同意了……我最后已经谈到了三百！——这桩生意，太漂亮了，说真的！”总之，很显然，阿尔努同公民在暗地里做着很多不光彩的事情。

弗雷德利克想提醒他关于那笔一万五千法郎的款子。可是，他刚才的那种行为和态度让人不便去指责他，甚至最轻微的指责。此外，他现在感觉到很累，这个地方也不太合适提及，此事就留着改日再说吧！

阿尔努坐在一棵女贞树的阴影下面，正在愉快地抽着烟。他抬起眼睛看着所有朝向花园开着的一小间一小间茶室的门，说他以前经常到这里来。

公民笑答：

“那一定不是一个人吧？”

“当然！”

“你太风流了！还是一个有妻室的人！”

阿尔努还嘴道：

“算了吧，你自己呢！”

然后又带着一种宽容的微笑说，“我甚至可以肯定你这小子在什么地方一定会有一个房间，专门在那里接待一些年轻的姑娘。”

公民只是挤了挤眉毛，承认这是真的。于是，这两位先生各自陈述他们的爱好：阿尔努现在更喜欢少女和女工；勒冉巴尔讨厌那些矫揉造作的女人，把注重实在放在首位。但瓷器商人得出的结论是，不要把女人看得太认真了。

“然而，这小子却爱他的太太！”弗雷德利克回到家里后这样想道，他觉得他是一个不诚实的男人。他怨恨他，抱怨这场决斗，似乎是为了他，他刚才去拿自己的性命进行冒险。

不过，他非常感激杜萨迪耶的忠诚，在他的恳求下，这位伙计不久就每天来看他。

弗雷德利克借给他一些书看：梯也尔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著有《法兰西大革命史》和《执政与帝国史》。、杜洛尔杜洛尔(1755—1835)，吉伦特派议员，后弃政从文，著有《巴黎史》、《信仰史》。、巴朗特巴朗特(1782—1866)，当过外交官，后弃政从文。、拉马丁的《吉伦特派史》《吉伦特派史》是法国政治家、诗人拉马丁的作品，成书于1847年。。这位正直的小伙子热情地听着他的讲解，接受他的观点，就像接受一位老师的观点一样。

有一天晚上，他惊慌失措地到来。

早上，在大街上，有一个人在拼命地跑，一下撞到了他身上，他认出这是塞内卡尔的一位朋友，他对他说：

“他刚才被抓了，我得躲一躲！”

这事千真万确，杜萨迪耶跑了一整天，到处打探消息。塞内卡尔被关进了大牢，罪名是政治谋杀。

他是一位工头的儿子，出生在里昂，曾拜沙里耶沙里耶(1747—1793)，大革命时代里昂雅各宾党人的领袖，1793年被判绞刑。的一名旧弟子为师，他一到巴黎就加入了家庭社家庭社是当时的一个秘密社团组织，常组织暴动和暗杀活动，后发展为四季社。。他的习惯是人所共知的，警方正在监视他。在一八三九年五月事件中1839年5月事件是四季社组织的一次暴动，袭击巴黎警察总署。杀死一名执勤少尉，然后又袭击市政厅。，他参加过起义斗争，从那以后，他就隐蔽起来，很少出头露面，但是，他越来越疯狂地崇拜阿里保阿里保(1810—1836)，参加过七月革命的一名士兵，1836年6月25日行刺国王路易·菲力普未遂，被判处死刑。，把他对社会的不满同人民对君主政体的不满混在一起，他希望每天早晨醒来就能看到一场革命的发生，这场革命在半个月或者在一个月内就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最后，由于对他的那些兄弟们的软弱无能感到反感，对人们反对他的梦想感到气愤，对国家感到失望，所以，他作为化学家，参与了燃烧弹的阴谋，正当他带着炸药，准备到蒙马特尔高地施行爆炸时，不料被发觉，现场被抓，这是想建立共和国的最大政治图谋。

杜萨迪耶也恋恋不忘建立共和国，他认为共和国就意味着全社会普遍的解放和幸福。——十五岁那年，有一天，在特朗斯诺兰街一家杂货店的门前，他看见一些士兵，手上拿着沾满鲜血的刺刀，还有枪托上粘着人的头发。从这时起，政府如同不公正的化身，遭到了人民越来越强烈的愤慨。他有一点将杀人凶手同宪兵混为一谈；在他的眼里，一位密探同一位杀害父母者没有两样。人间存在的一切罪恶，他都天真地归罪于“当局”，他深深地痛恨它，永远地痛恨它，这种痛恨占据着他的整个心，磨炼着他的感觉。塞内卡尔的演说使他赞叹不已，无论他有罪或无罪，他的图谋是否可恶，这都没有关系，只要他是“当局”的牺牲者，我们就应当为他服务。

“那些贵族议员们肯定会将他判刑，然后像对待苦役犯一样，用一辆囚车将他押走，送到圣·米歇尔山圣·米歇尔山是法国西海岸上一座悬崖峭壁的孤岛，岛上耸立着一座教堂，异常宏伟壮观，被誉为“西方奇迹”。关起来，当局会在那里将他们处死！奥斯当奥斯当1834年因参加里昂起义被捕，在监狱里疯了。在监狱里变成了疯子，斯德邦斯德邦因鼓动暴动而被捕，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自杀了，为了把巴尔贝斯巴尔贝斯是1839年5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转移到一个囚牢里，有人拖住他的腿，有人揪住他的头发，有人踩在他的身体上，在拖上楼梯时，每走一级台阶，他的头就要弹跳一下。这是多么可憎可恨呀！这些丧尽人性的王八蛋！”

愤怒的呜咽声让他窒息。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似乎心里压抑着巨大的焦虑，“可是，还得应该想点办法！唉！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好！我们要设法解救他，嗯？当他被押送到卢森堡宫时，我们可以在走廊上打劫，袭击押送军警，只要有十一二个勇敢分子，什么事都可以办成。”

他的眼睛里充满着仇恨的火焰，弗雷德利克吓得直发抖。

塞内卡尔显得比他想象的更伟大。他回忆起了他的痛苦，他的清苦的生活；但他缺少杜萨迪耶的热情，然而，所有为理想而献身的人，他都表示赞赏。他心里想，他如果当时救助他一下，塞内卡尔也许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两位朋友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解救他。

他们没有办法接近他。

弗雷德利克试图从报纸上探询他的命运，一连三个星期，他经常去跑阅览室。

有一天，好几期的《夸夸其谈》杂志落到了他的手上，上面发表的主要文章千篇一律地都是为了搞倒某一位名人。然后登载的是世界新闻、流言蜚语。再接着是嘲笑奥德翁奥德翁是巴黎有名的剧院之一。、卡庞特拉卡庞特拉是法国沃克吕兹省县城。、养鱼和那些被判处死刑的囚犯。有一艘大型客轮在海上失踪了，在此后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一直成了人们谈笑的话题。第三栏的艺术通讯栏目以趣闻逸事和建议的形式，刊登一些裁缝的广告，大型晚会节目预告，销售广告，作品分析，用同一种笔调来评论一部诗集和一双高统靴。惟一严肃的部分就是有关小剧院的批评，热衷于评论两三位经理，每当提及菲南毕尔剧院的装饰、或者戴拉色芒的情妇，《艺术》杂志的兴趣就来了。

弗雷德利克正准备抛弃这一切，这时他的眼睛瞄上了一篇题为《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的少妇》的文章。该文讲的是他决斗的故事，以一种活泼放纵的文笔进行叙述。他毫不费劲地就从文中认出了自己，因为有一句玩笑话指的就是他，这句笑话经常出现：“一个毕业于桑斯中学但缺乏感觉的年轻人在法语中桑斯sens一词是感觉的意思。。”作者甚至将他描写成外省的一个乡巴佬，可怜虫，一个一心想同贵族老爷们交往而又默默无闻的傻小子。至于子爵，他扮演了一个很好的角色，首先是在晚餐上，他强行入席；然后是在打赌中，他带走了一名小姐；最后是在决斗场上，他表现出了绅士风度。弗雷德利克的勇敢还好没有被抹煞，不过，作者让人明白，有一位中间人，即保护者本人突然出面，来得正是时候。一切就以这句话结束，可能包含有险恶的用心。

“他们的情意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问题！就像巴齐尔所说的，他们到底要在这儿欺骗谁呀？”

毫无疑问，这是余索奈对弗雷德利克的一种报复，原因是他拒绝借五千法郎。

怎么办呢？如果他要询问他其中的原因，浪子会极力维护自己的清白，他也得不到什么。最好的办法是忍气吞声。再说，没有人读《夸夸其谈》杂志。

从阅览室里出来的时候，他发现在画商的店子门前，聚集着一些人。大家正在观看一张女人的肖像画，下面写着这样的一行黑字：

“萝莎妮·布隆小姐属于诺让人弗雷德利克·莫罗先生。”

这正是她——或差不多是，——从正面看，两个***露在外面，头发散开着，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绒线钱包，同时，一只孔雀从背后将它的尖嘴伸向她的肩膀上，用它那撒开的扇形大羽毛遮住了墙壁。

白勒兰将这幅画展示出来，以强迫弗雷德利克付钱，他相信自己已经出名了，整个巴黎都会考虑到他的利益，马上来关心他的困难处境。

这难道是阴谋吗？是这位画家和记者一起合谋来打击他吗？

他的这场决斗什么也没有阻止住，他变得滑稽可笑，大家都在嘲笑他。

三天以后，到了六月底，北方的股票上涨了十五个法郎，由于他前一个月买了两千股，这样算下来要赚三千法郎。这笔小小的财富给他带来的安慰大大地增强了他的信心。他心里想，他再不需要任何人，所有这些窘迫和困境都来自他的害羞和犹豫。也许他同女元帅的交往一开始就应该粗暴一些，从第一天起就应该拒绝余索奈，不受白勒兰的影响。为了表示没有什么事情妨碍他，他去看望党布罗斯夫人，并选定在她的一个普通的晚会时间。

马蒂龙与他同时到达，在前厅的中央，他扭转着身子。

他带着一种惊讶的、甚至不太高兴见到他的神气说：

“怎么，你也来这儿了，你？”

“为什么不能来？”

随后，弗雷德利克一边思索着来拜会的缘由，一边走向客厅。

尽管灯放在角落里，但室内的光线还是比较暗淡；因为三扇窗户平行地敞开着，在地上投下了三个平行的方方的大黑影。在画幅下面，摆放着一些花盆架子，有一人高，占据着墙壁边空出的空间。在靠里面的一面镜子中，映照出一把银制的茶壶，还有一把俄国水壶，一阵呢喃细语的声音缓缓荡起，他听见了薄底浅口皮鞋在地毯上走动的声音。

他辨别出了一些黑色的燕尾服，然后是用一只大号罩子灯照亮了的圆桌，四周坐着七八位夏天打扮的女士；再往远处一点，党布罗斯夫人坐在一张带摇杆的扶手椅上。她穿着一件淡紫色的塔夫绸连衣裙，从有袖衩的衣袖口，露出细纹织物的皱泡，布料柔和的色彩同她头发的色调正好相配；她身体的姿势有点向后仰，脚尖踩在一只垫子上，——静静的，就像一件异常精致的艺术品，一株悉心栽培的花朵。

党布罗斯先生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在客厅里踱着步子，另外有几个人坐在小沙发椅的沿边上谈话，剩下的人站着，在客厅中间围成一个圆圈。

他们谈论着选举，议论着修正案和再修正案，格朗丹格朗丹是下塞纳省的议员。先生的演说、贝诺瓦贝诺瓦是正统派代表，立法院副主席。先生的答辩。

第三党第三党是一八三四年六月大选之后产生的一个小党派。显然做得太过分，中左派应该多想想自己的出身才好！内阁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不过，让人感到放心的是，继任组阁的人选还没有。总之，目前的局势同一八四三年的情况完全一样。

由于这些事情让弗雷德利克心烦，他不想听，就来到女人们这边。马蒂龙也在她们这边，站着，帽子夹在腋下，脸部露出四分之三，非常端正，显得如此得体、犹如塞夫尔的瓷器一样。他拿起桌子上的一本放在《模拟》和《哥达年鉴》《哥达年鉴》是在德国城市哥达出版的，有法文版。之间的《两世界杂志》，居高临下地评论着一位著名的诗人，说他参加了圣·弗朗索瓦的演讲，抱怨他的喉咙，不时地吞下一粒药丸；然而，他又谈论起了音乐，并做出一些轻率的举动。党布罗斯先生的侄女赛西尔小姐在绣一对袖口的花边，用她那灰蓝色的眼睛偷偷地看他，鼻子扁平的小学女教师约翰小姐也放下手中的绣花活，两个人都像在内心里叫喊道：

“他多英俊啊！”

党布罗斯夫人转向他说：

“把我的扇子递给我，在那边的小桌子上。不对，你搞错了，是那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