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晚饭后，他回到缝纫店里去订做仆人穿的丧服，他还要跑最后一趟，因为他定做了几双海狸手套，实际上应该订做绢丝手套才合适。

第二天十点钟，当他回到公馆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挤满了前来吊唁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哭丧着脸，他们凑在一起说道：

“一个月前我还见过他！我的上帝！人人都会有这么一天！”

“是的，不过，我们得想办法尽量晚死，越晚越好！”

于是，大家发出了一阵会意的笑声，有的人甚至谈论着一些与这种场合极不相宜的一些话题。最后，主持仪式的司仪来了，穿着一身法国式的黑礼服和短裤，披着一件长大衣，戴着黑纱，腰间挂一把长剑，腋下夹一顶三角帽，一边向来宾致意，一边说着礼俗的套语：“先生们，大家请便吧！”于是都动身了。

这一天，是玛德兰广场上的鲜花集市日。天气晴朗而温和，微风轻轻地吹动着布帘，将教堂门口边上宽大的黑幅吹得鼓胀鼓胀的。党布罗斯先生的族徽贴在黑幅上面，有三个，每个占据一块方形的天鹅绒。族徽是淡茶色的，金色的左臂，双手握拳，戴银色手套，上面有伯爵桂冠，还写着这样一句铭文：“条条大路通罗马。”

抬棺木的人将沉甸甸的灵柩一直抬到楼梯上面，于是大家都走进厅堂。

有六个小灵堂，半圆形的祭堂和椅子上都罩上了黑纱，祭坛下面的灵柩台同上面点着的一枝枝大蜡烛，形成一道黄色的光点。在两边角落里的枝形烛台上，酒精的火焰在燃烧。

那些最有身份的人坐在祭坛两边，其他的人坐在大厅里，祈祷开始了。

除了少数几个人以外，大家对宗教仪式都很陌生，司仪只有不时地给他们做手势，叫他们站起来，跪下去，又重新坐下。管风琴和低音提琴的演奏声同人群的耳语声互相交织在一起，在间断的寂静中，可听见神甫在祭台前低声细语地念着祷文，随即，音乐和歌声又响起来了。

一道淡淡的光线从三个圆形屋顶上投射下来；大门开着，一道如同河流似的白光沿着地面射进来，映照在所有裸露的头顶上。在教堂半墙高的空中，漂浮着一团阴影，穹隆凸角和柱头花叶上镀金的反光，在阴影中闪烁。

弗雷德利克为了消遣，静静地听着《怒之日》《怒之日》是罗马人追悼死者时所唱的祷词。，他观察着所有参加葬礼的人，尽量观看高高地挂在教堂里的那些表现玛德兰一生的绘画。幸好，白勒兰走过来坐在他身边，立即议论起壁画来。钟响了，人们走出了教堂。

悬挂着帷幔和长长的羽翎的灵柩，由四匹大黑马拉着，直奔拉雪兹神父公墓拉雪兹神父公墓位于巴黎东，是巴黎最大公墓，得名于路易十四的忏悔师拉雪兹神父，因此地原是他的田产。，马的鬣毛扎成了几条辫子，头上戴着羽冠，绣着银白色的宽大马衣，一直盖到了马蹄上。车夫穿着高统马靴，戴着一顶三角帽，帽上垂着一条长长的黑纱。执绋的是四位重要人物：一位众议院的财务官员，一位奥布省的参议院议员，一位煤矿公司的代表以及死者的挚友富米匈。载着灵柩的敞篷四轮马车和十二辆丧车跟在后面，参加送葬的人走在最后面，林阴大道中央全排满了人。

为了观看盛大壮观的送葬队伍，过路的行人都停下来，一些妇女将孩子抱在怀里，站在椅子上，在咖啡馆里喝啤酒的人把头探出窗外，手里还握着一根台球棍。

去公墓的路很远，——就像参加大型宴会一样，开始的时候，人们有些拘束，随后就放松了，有说有笑。大家谈话的内容只是局限于议会拒绝付给总统一笔年金。皮斯卡托里皮斯卡托里(1799—1870)，路易·菲力普时期的参议员，曾任驻西班牙大使，奥尔良党人。表现得过于尖酸刻薄，蒙塔朗贝尔蒙塔朗贝尔(1810—1871)，自由派天主教徒，二月革命后当选为议员，拥护拿破仑。“和平常一样够意思”，尚波尔尚波尔属于保王党左翼议员，1849年当选立法议会议员。先生、皮杜皮杜是当时的立法议会议员。先生、克雷东克雷东是一名律师，选为立法议会议员。先生，总之，全体委员会也许早就该按照康丹·博沙尔康丹·博沙尔是当时的立法议会议员，拥护拿破仑。先生和杜弗尔杜弗尔也是当时的立法议会议员。先生的建议去做。

他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罗凯特街，这条街两边都是店铺林立，店里只看见有一些彩色的玻璃项圈，还有缀满图画和金字的黑色圆形盾牌，这一切使那些店子看上去如同长满了钟乳石的山洞或陶瓷商店。然而，在公墓的栅栏前面，人们都自觉地安静了下来。

坟墓都竖立在树林中间，还有折断的柱子，金字塔，寺庙，石棚，方尖碑，建有青铜门的伊特鲁立亚伊特鲁立亚是意大利古地名，其墓穴建造别具特色。墓穴。在有些墓穴里，人们可以发现一些陪葬的内室似的房间，里面有几把乡间式的靠背椅和折叠凳。蜘蛛网好像破布一样张挂在骨灰瓮的小链条上，灰尘蒙在一束束的缎子彩带上和十字架上。在墓穴上面的小柱头之间，到处摆放着永不凋谢的花环、烛台、花瓶、花束、镀着金字的黑圆盘，用石膏雕塑而成的童男童女，或者是用石膏雕塑的小天使，用一根铜丝线悬吊在空中，甚至有好几个小天使的头上还顶着一个锌皮盖。黑色的，白色的和天蓝色的抽丝玻璃做成的粗大缆索，从墓碑上面一直延伸到石板脚下，弯弯曲曲，像一条条蟒蛇一样。太阳照射在上面，使那些玻璃缆索在黑木十字架之间闪烁生辉。柩车在宽大的路面上行驶，路面用石板铺成，像城里的大马路一样。车轴间断地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女人们都跪在地上，裙子拖在草地上，低声细语地同死者讲着话。缕缕灰白色的烟雾从翠绿水杉的枝叶间冒出来。这是一些丢弃在那儿的祭品和燃烧过的灰烬。

党布罗斯先生的坟墓在马吕埃尔马吕埃尔(1775—1827)是路易十八时期的左翼议员。和邦雅曼·贡斯当的坟墓旁边。地面从此处开始向下倾斜，形成一个陡坡面，绿树树顶的阴影就在脚底下；更远的地方是消防水泵的烟囱，接着就可望见整座大城市。

在别人宣读悼词的时候，弗雷德利克趁机欣赏周围的风景。

第一位是以众议院的名义宣读悼词，第二位是以奥布省省议会的名义，第三位是以索恩·卢瓦尔河煤矿公司的名义，第四位是以约纳省农业公司的名义，另外还有一位是以慈善机构的名义宣读悼词。最后，当一位陌生的先生以亚眠省古玩协会的名义宣读第六篇悼词的时候，人们都悄悄地走掉了。

所有的人都趁此时机来愤怒申诉社会主义，说什么党布罗斯先生就是社会主义的牺牲品。正是由于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现象和他对社会秩序的尽职尽责，才导致了他生命的缩短。人们歌颂着他的智慧、他的正直、他的慷慨，甚至他做人民代表时所保持的沉默。因为，如果说他不是一位演说家，相反，他却具备那些坚定的、千倍可贵的品质，等等。他们的话总离不开那些字眼：“英年早逝，——永生遗憾，——另一个国度，——永别了，不，还是说再见吧！”

泥土混合着碎石子填进了墓穴，社会上以后再也没有人谈论他了。

从坟山上下来的时候，还有人在谈论着他，人们毫无拘束地评价他。余索奈要给报纸写文章，报道葬礼的有关情况，他甚至对宣读的每篇悼词都加以嘲笑；因为，说到底，党布罗斯这位大好人是前朝最有名的“受贿高手”之一。接着，奔丧的马车又重新载着那些资产者去办他们的私事，大家庆幸丧葬仪式举行的时间并不太长。

弗雷德利克累了，回到了自己家里。

第二天，当他来到党布罗斯公馆时，有人告诉他，夫人在楼下办公室里处理事情。文件夹、抽屉都乱七八糟地打开着，账簿这里一本那里一本，扔得到处都是，还有一卷纸上写着“死账”二字，滚到了地上。他差点绊倒在上面，就顺手捡了起来。党布罗斯夫人隐藏在沙发椅里，别人看不见她。

“喂！你在哪儿呀？怎么回事？”

她从沙发上一跃而起。

“怎么回事？我破产了，破产了！你知道吗？”

公证人阿道夫·朗格卢瓦先生请她到他的事务所去了一趟，给了她一份她丈夫婚前写的遗嘱，他把遗产都给了塞西尔，而另一份遗嘱又丢失了。弗雷德利克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她也许是没有好好寻找吧？

党布罗斯夫人一边指着房间一边说：

“你自己看看吧！”

两个保险柜用铁锤敲坏了，半开着。她把书桌倒空，搜索着壁柜，抖动着草垫，猛然发出一声尖叫。她迅速奔向一个角落里，她刚才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小盒子，用铜锁锁着，她立即将它打开，里面一无所有。

“唉！混账东西！我那么忠心耿耿地服侍着他！没想到……”

说完，她就放声大哭起来。

弗雷德利克说：

“它也许放在别的地方了？”

“不会的！是放在这儿，在这个保险柜里。我前不久还见到过。它被烧了！我可以肯定！”

他开始病重的时候，有一天，党布罗斯先生曾经下楼去签字。

“可能就是在那时，他下了毒手！”

于是，她又倒在一张椅子上，五脏俱焚似的，一切都化为了乌有。即使是一位失去了婴儿的母亲，面对着空荡荡的摇篮，也没有党布罗斯夫人在空空的保险柜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悲哀。最后，尽管动机有些卑鄙，但目睹她的痛苦是如此之深，他极力安慰着对她说，她不会穷困潦倒的。

“既然我不能带给你一大笔财产，这不就是穷困吗！”

她现在只有三万法郎年金，不算公馆，公馆可能要值一万八千至二万法郎。

对于弗雷德利克来说，这笔钱已经够富有了，但他还是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失望。永别了，他的美梦！永别了，他本应该享受的豪华而高贵的生活！为了自己的荣誉，他不得不娶党布罗斯夫人。他思考了一会儿后，显得柔情蜜意地对她说：

“你永远是属于我的！”

她一头扑进他的怀抱，他紧紧地搂住她，贴在自己的胸前，带着一种激动与同情，这当中还有点点对自己的欣赏。党布罗斯夫人的眼泪不再流了，她抬起头来，满脸洋溢着幸福的光彩，轻轻地握着他的手说：

“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我信得过你！”

他把这视为一种美好的举动，而她却过早地加以肯定，这使年轻人感到不快。

随后，她把他带到自己的卧室里，他们一起进行筹划。弗雷德利克现在应该谋求上进。她甚至就他的竞选之事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

第一点就是要知道两三句有关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行话，必须掌握一门专业知识，比如说关于种马饲养场的问题；还应该写几篇有关地方公益问题的论文；总要有几家邮局或烟草局掌握在自己手里；尽量给别人帮一些小忙。党布罗斯先生在这些方面不愧是真正的楷模。比方说，有一次到乡下去，在一个修补鞋子的小店前面，他让一辆坐满朋友的敞篷马车停下来，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双新鞋，一共十二双，而他自己却买了一双不堪入目的水货靴子，甚至还逞英雄似的足足穿了半个月之久。这件趣闻轶事可使他的那些朋友们乐坏了。她还讲了别的一些故事，在言谈举止中，她的高贵和优雅，青春和智慧又重新展现了出来。

她同意他立即到诺让去旅行一趟的计划。他们的道别情意绵绵，出门时，她站在门槛上，还念念不忘地呢喃道：

“你爱我，对吗？”

他回答：

“永远爱你！永远！”

邮差拿着一张用铅笔写的便条，在他家里等着他，告诉他说，萝莎妮快要生孩子了。几天以来，他简直忙得晕头转向，把这件事给忘了。她现在安置在沙伊约的一个专科医院里。

弗雷德利克叫了一辆出租马车，立即赶去。

在马尔博夫街的一个拐角处，他读着一块牌子上的粗体大字：“妇产保健所，执业人阿莱桑德里夫人，一等助产士，产科护理学校毕业，出版过多种著作，等等。”然后，在街道的中段，有一个小侧门，门牌上写着同样的字(只是少了“产科”二字)：“阿莱桑德里夫人保健所”，下面还附有她的所有职衔。

弗雷德利克叩了一下门环。

一位像喜剧中贴身丫环模样的女仆走出来，将他引进客厅，客厅里摆放着一张桃花心木的桌子，还有几把铺着石榴红色的呢绒沙发椅，一只挂钟挂在地球仪下面。

差不多同一时刻，阿莱桑德里夫人出来了。这是一位棕黄色头发的高个子女人，约摸四十岁，身材修长，眼睛秀丽，社会阅历丰富。她告诉弗雷德利克，母亲分娩顺利，并随即将他带到她的房间去。

萝莎妮微微地笑起来，心里的喜悦难以形容，好似沉浸在爱情的波涛之中，让她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低声地说：

“是一个男孩，在那儿，那儿！”

她指着放在床铺边上的一个小摇篮叫他看。

他掀开纱帐，看见包布中间有一种红黄色的东西，满脸皱纹，有一种异味，不停地啼哭着。

“亲亲他！”

为了掩饰他的厌恶，他回答说：

“我怕把他弄疼了！”

“不会的！不会的！”

于是，他用唇梢吻了一下他的骨肉。

“他太像你了！”

她用两只软弱无力的胳膊，搂住他的脖子，露出一种他从未见过的纯真的感情。

他心里又想起了党布罗斯夫人。他责备自己就像一个怪物，背叛了这个可怜的女人，而她却以天性的赤诚之心爱着他，为他受着折磨。因而，一连好几天，他一直陪着她到天黑。

住在这个不引人注目的诊所里，她感到很快乐。产房正面的百叶窗经常关着，她的房间里挂着鲜艳的波斯花布，朝向一座大花园；阿莱桑德里夫人精心地关照着她，夫人惟一的缺点就是把那些知名的医生都当做是知心朋友，她的同事们差不多全是外省的小姐，她们心里闷得发慌，成天呆在这儿，又没有任何人来看望她们。萝莎妮还发现有的小姐很羡慕她，她带着几分自豪感，把这些情况讲给弗雷德利克听。不过，说话的声音得小一点，因为板壁很薄，尽管不断有钢琴的喧哗声，但总有人在外面站着偷听。

最后，当他准备动身去诺让时，收到了戴洛里耶的来信。

两个新的候选人提出来了，一个是保守党的，一个是红党的，第三名候选人，无论是什么人，也不会有当选的机会。这是弗雷德利克的失误，他错失了良机，他本应该早一点来的，这样可以有更多活动的余地。“人们甚至在农业促进会里也见不到你！”律师还责备他同新闻媒体毫无联系。“啊！如果你以前按照我的建议去做就好了！如果我们有一份属于自己公开发行的报纸就好了！”他坚持这一点。此外，由于出于对党布罗斯先生的敬仰，有很多人可能会投他的票，而现在可能会抛弃他。戴洛里耶就是属于这类人物。既然什么也不再指望这位资本家了，那他当然要抛弃资本家所保护的人。

弗雷德利克把信拿给党布罗斯夫人看。

她问：

“你怎么没有去诺让呢？”

“为什么？”

“因为三天前，我见过戴洛里耶。”

得知她的丈夫去世的消息，律师带来了一包有关煤矿的文件，并愿意以业务代理人的身份为她效劳。

弗雷德利克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他的这位朋友在乡下搞什么名堂？

党布罗斯夫人想知道，自从他们分手之后，他的时间是怎样打发掉的。

他回答说：

“我生了一场病。”

“那你至少也应该告诉我一声。”

“啊！这倒没有大的必要。再说，他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做，比如说，约会呀，拜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