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娜斯是属于那些巴黎独身女人中的一位。每天晚上，她们上完课之后，或者是设法卖掉小图案，处理一些可怜的手稿，然后回到自己家里，裙子上面溅满了泥巴，就开始动手做晚饭，做好后自己独自享用。吃完后，双脚放在火炉上烤着，在一盏肮脏的油灯下，幻想着爱情、家庭、住宅、财产，以及她们所缺少的一切东西。所以，就像许多别的人一样，她在革命中呼唤着复仇运动的到来，因而她积极地投身于狂热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去。

按照华娜斯小姐的观点，只有妇女解放了，才有可能解放整个无产者。她要求所有的工作都能够接纳妇女参加，要重新考虑父权问题，制定另外一种法律，废除现有的婚姻制度，或者至少要有“一个更合理的婚姻制度”。到那时候，每个法国妇女只能嫁一位法国男人，或者收养一位老人。哺乳期的母亲和接生婆都应该成为拿国家工资的公务员；应该有一个评审团来审查妇女的工作，要有一些专门的出版社来为妇女服务，要为妇女建立一所工科学校，还要为妇女成立一支国民自卫军，总而言之，一切都要为妇女考虑。而现在，既然政府忽视了她们的权利，她们就应该以武力对付武力。只要有一万个女公民敢挺身而出，拿起新式武器，就足以让政府不寒而栗。

她觉得弗雷德利克作为候选人对她的思想主张是有益的。因此，她一边鼓励她，一边将未来的荣誉指给他看。萝莎妮很高兴有一个男人在议会里讲话。

“再说政府也可能会给他一个好职位。”

弗雷德利克这个集所有的弱点于一身的人，染上了癫狂的通病。他写了一篇演讲报告，立即拿去给党布罗斯先生过目。

随着大门重新关上的声音，窗户后面的一幅窗帘半开着，探出一位女人的头来。他没有时间来认出这个女人是谁，可是在前厅里，有一幅画吸引住了他，这是白勒兰的画，可能是临时搁在一张椅子上的。

画上画的是耶稣基督，他驾着一辆火车头，穿过一片原始森林，这也许是代表共和国，或者是代表进步和文明，弗雷德利克凝视了一分钟后，突然大叫道：

“真是荒唐透顶！”

党布罗斯先生突然来到，正好听见这句话，以为他说的不是指那幅画，而是指画中表现出的主义。马蒂龙也同时到达。他们一起走进书房，弗雷德利克正从口袋里拿出一叠纸，塞西尔小姐突然走进来，带着一副天真的样子问：

“我婶婶在这儿吗？”

银行家回答：

“你明明知道她不在这儿，还要问。”

“没关系，就像在自家一样，小姐。”

“啊！谢谢！我走了。”

她刚出去，马蒂龙就佯装找他手绢的样子。

“对不起，我把手绢忘在大衣里了。”

党布罗斯说：

“去拿吧！”

很明显，这种把戏骗不了他，他甚至表示赞许。为什么呢？不过，马蒂龙一会儿就回来了，于是，弗雷德利克开始了他的演讲。在讲稿的第二页里，他提出，如果把金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一种耻辱，银行家听后做了一个鬼脸。接着，谈到了改革，弗雷德利克主张贸易自由。

“怎么……？对不起，我想插一句！”

弗雷德利克没有听见，继续往下讲。他要求征收所得税，累进税，组建欧洲联盟，关注国民教育，放宽对美术的鼓励政策。

“如果国家每年提供十万法郎来奖励像德拉克鲁瓦和雨果这样的人物，又有什么坏处呢？”

演讲以劝戒上层阶级而结束：

“请你们不要吝啬，啊！有钱的人！行行好吧！开开恩吧！”

他停止了演讲，站在那儿。他的两位听众坐着，一言不发，马蒂龙圆睁着眼睛，党布罗斯先生脸色苍白。最后，他以酸溜溜的微笑来掩饰他内心的情绪。

“好极了，你的演讲！”

于是，他对演讲的形式大加赞扬，而对内容只字不提。

从这位无足为害的青年人口中能吐出如此尖刻的话来，这让党布罗斯先生大为吃惊，特别是，这已经是一种征兆。马蒂龙极力安慰着他。要不了多久，保守党就会进行报复的，这是肯定的，在外省的好几个城市里，临时政府委员已经被赶走了，选举延迟到四月二十三日才举行，还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总之，党布罗斯先生必须亲自到奥布省去一趟，从这时起，马蒂龙就形影不离地跟着他，成了他的秘书，像儿子一样照顾他。

弗雷德利克得意洋洋地来到萝莎妮的家里。戴勒玛尔也在那里，并且告诉说，他已经被“正式”列入塞纳区选举的候选人。在一份《致人民书》中，他对人民群众的语气亲昵得不得了，这位演员吹嘘说他理解人民，而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已经把自己“钉上了艺术的十字架”，因此，他就是人民的化身，代表他们的理想。他相信自己对广大民众有着巨大的影响，直到提议自己可以独自去平息一场暴乱，如果不久以后他能够在内阁任职的话。至于谈到他会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时，他这样回答：

“不用害怕！我会把我的脑袋拿给他们看。”

为了杀杀他的傲气，弗雷德利克当面告诉戴勒玛尔，他本人也是候选人。一听到他未来的同僚将代表外省时，这位戏子立即表示愿意为他效劳，带他到各俱乐部去转一转。

他们参观了所有的俱乐部，或者说是几乎所有的俱乐部，红色的和蓝色的，狂怒的和静谧的，严肃的和松散的，神秘的和酩醉的，还有下令处死国王的俱乐部，揭露食品杂货商营私舞弊的俱乐部；而到处都可以听到房客诅咒房主，穿工作服的抱怨穿礼服的，富人阴谋陷害穷人。有好几个以前受到警察局迫害的受害者，现在要求给予赔偿；另外一些人请求给点钱，搞自己的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实施法伦斯泰尔法伦斯泰尔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学说中提出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即成员们居住工作的场所。计划，公布小城镇市场方案，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然后，这里或那里，处处出现有智慧的闪光，在愚蠢的云雾里一晃而过，质问恰似泥浆喷出一样迅急，一声咒骂就可以制定出一条法律，一个没有穿内衣的随军仆役，嘴唇上挂着雄辩之花，胸前系着一条挂刀肩带。有时会出现一位先生，是一个举止谦和的贵族，讲一些平民百姓的事情，为了让人看到他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他总是连洗也不洗。有一位爱国志士认识他，于是，有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就嘲弄他，他气愤不已地走了。为了显示自己有见识，就应该总是骂律师，尽量多地使用这样一些词句：“为大厦的建造添砖加瓦——社会问题——工场。”

戴勒玛尔毫不放过讲话的机会，当他感到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时，他的老办法就是把拳头放在臀部，另一只手插进背心里，突然转过侧面，把他的头露出给别人看。于是，暴发出一阵掌声，华娜斯小姐也在大厅的后面鼓掌。

弗雷德利克也不敢冒险讲了，尽管别的演讲者讲得不怎么样。他觉得所有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教养，或者说太敌视他了。

可是，杜萨迪耶开始为他寻找，并且告诉他，在圣·雅克大街，有一个名叫“智慧俱乐部”的，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就是说充满希望。此外，他还会带一帮朋友来捧场。

他把原来邀请去喝潘趣酒的那些哥们都带来了：有账房先生，推销酒的业务员，建筑师，甚至白勒兰也来了，余索奈也许会要来的，在门口的人行道上，站着勒冉巴尔和另外两位先生，其中一个人是他忠实的朋友贡板，个子矮矮胖胖的，脸上长着小麻子，眼睛充满血丝；另一位是个长得像猩猩的黑人，头发非常稠密，勒冉巴尔认识他仅仅因为他是一位“巴塞罗那的爱国志士”。

他们通过一条小道，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这间房子可能是细木工干活的地方，刚刚粉刷的墙壁上还散发着石灰的气味。四盏煤油灯并排挂着，发出一种让人感觉很不舒服的光亮。在后面的一个台子上，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一只响铃；台子的下面还有一张桌子，大概是用来做讲台用的，两侧还放着更矮一些的两张桌子，这是给秘书用的。坐在凳子上的听众有老画匠、学监以及没有出版过作品的文人。在那一排排领子沾满油污的短大衣上，可以看到妇女戴的便帽，东一顶西一顶地放在那里，还有工人穿的粗布外套。大厅的后面挤满了工人，他们可能是无事可做才来这里的，或者是被演讲者带到这儿给自己喝彩的。

弗雷德利克小心谨慎地坐在杜萨迪耶和勒冉巴尔之间，后者刚坐下，就把两手放在他的手杖上，下巴搁在手背上，阖上眼皮；而在大厅的另一端，戴勒玛尔站着，俯视着会场。

在主席台上，塞内卡尔出现了。

杜萨迪耶这位好伙计心里想，塞内卡尔的出现会使弗雷德利克感到惊喜，可是恰恰相反，他不高兴。

台下的观众对主席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他是那些在二月二十五号要求立即成立劳工组织1848年2月25日，起义群众来到市政厅，要求保障劳工权利，在工人因病或失业的情况下应发放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费，等等，这一要求立即得到临时政府批准同意。的负责人之一；第二天，在普拉多，他宣布自己同意攻打市政厅。当时，每位候选人都给自己找一位效法的榜样，这一个模仿圣鞠斯特圣鞠斯特(1767—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救国委员会委员，后被处死。，那一个模仿丹东丹东(1759—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创建革命法庭和公安委员会，后被罗伯斯庇尔处死。，另一个又模仿马拉马拉(1743—1793)，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后被夏洛特·科黛刺杀身亡。，至于主席呢，他要极力效法布朗基，而布朗基呢，他又想去效法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革命政府首脑，以他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对保王派进行革命专政，后在热月政变中被处死。。塞内卡尔戴一副黑手套，像刷子一样齐整的头发，使他的外表看上去很严峻，但又显得很适宜。

他宣布会议开始，首先宣读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这是一种惯常的宣誓程序。接着就是高唱那首贝朗瑞的《人民的回忆》《人民的回忆》是法国民歌作家贝朗瑞的诗歌，诗中的“回忆”就是要怀念拿破仑，以此衬托七月王朝的黑暗统治。歌曲。

另外一些人的声音吼叫起来了：

“不准唱！不准唱！不准唱这首歌！”

爱国志士们在大厅后面呼喊：

“唱《鸭舌帽》《鸭舌帽》是当时流行于巴黎街头的一首歌谣，作者不详。这是一首讽刺资产阶级，歌颂工人阶级的民歌。！”

于是，他们一同唱起了这首当时流行的歌曲：

当着我的鸭舌帽，你就脱礼帽！

要是碰见工人了，你就快跪倒！

主席一讲话，听众都肃静下来。有一位秘书开始清理信札。

“有些青年宣称，他们每天晚上都要在先贤祠前面烧一期《国会公报》《国会公报》是七月王朝的那些正统派于1848年2月29日创办的一份报纸，旨在对抗临时政府。，他们要求所有的爱国同胞们学习他们的榜样。”

群众一起回答：

“好极了！赞成！”

“公民让·雅克·朗格雷纳，是一位排字工人，住在多菲内街，他建议要为热月政变中的死难者建一座纪念碑。”

“米歇尔·艾瓦里斯特·内波缪塞纳·万桑是一位前任教授，他有一种愿望就是欧洲的民主政治应该采用统一的语言。人们可以采用一种已经过时的古代语言，比如说经过改良的拉丁语。”

建筑师反对道：

“不行，不能用拉丁语！”

那位学监接着说：

“为什么不行？”

这两位先生展开了一场舌战，另外一些人也参与进来，你一言，我一语，都想炫耀一下自己，这场辩论很快就令人厌烦了，很多人当场就走了。

但是，有一位小个子老头，额头生得特别高，下边戴着一副绿边眼镜，他有一份紧急报告要求发言。

这是一份摊派赋税的报表，一长串的数字，像流水一样，他没完没了地念着！人们听得不耐烦了，起先是在底下窃窃私语，随后就是大声交谈，可他还是不停地往下念，最后，大家发出了一片嘘声；塞内卡尔严厉训斥台下听众。演说者还是照讲不误，像一台机器一样。为了让他住口，不得不拉扯他的胳膊。这位好好先生才如梦初醒一样，不慌不忙地摘下他的眼镜道：

“对不起！公民们！实在对不起！本人告退了！多多原谅！”

这篇演讲的失败使弗雷德利克显得手足无措，进退两难。他的讲话稿就放在上衣口袋里，但是，即席演说可能更合适一些。

后来，主席宣布，他们将要讨论一件重要的事情，即选举问题。大家用不着去讨论共和国的那本大花名册。但是，“智慧俱乐部”也有权利像别的俱乐部一样拟定一张名单，“即使是市政厅的那些达官老爷们不高兴也没有办法”，那些追求得到人民委任状的公民们可以提出他们自己的代表资格。

杜萨迪耶说：

“快开始吧！”

一个穿黑袍子的男人，头发拳曲着，显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手已经举得老高要求发言。他结结巴巴地说他名叫杜克雷托，是神甫兼农学家，是《肥料》一书的作者。结果，大家要他去参加园艺圈的发言。

接着，一位穿工作服的爱国志士登上了讲台。这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平民老百姓，宽宽的肩膀，和蔼可亲的大圆脸，乌黑的长头发。他用一种近乎狂热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会场，昂起头，最后张开胳膊说：

“啊！弟兄们！你们刚才把杜克雷托赶走了，你们做得对，可是，这并不是不信奉宗教，因为我们都是虔诚的教徒。”

有好些人静静地听着，张开嘴巴，像初次听教义课的人一样，带着一种心醉如痴的神态。

“这也不是因为他是神甫，我们才赶走他，因为我们也都是教士，工人们也都是教士，就像社会主义的创建者，我们大家的天主耶稣·基督这位演讲的工人可能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社会主义的创始者。也是教士一样。”

“宣布上帝统治的时刻已经到来了！福音一直通向一七八九年！在废除奴隶制度以后，就要取消无产阶级了。从前是仇恨的时代，现在博爱的时代就要开始了。”

“基督教是建造社会新大厦的钥匙和基石……”

一位酒店业务员喊道：

“你是在拿我们开心吧？谁见过这么一个吃教饭的？”

他的插话引起了大家的公愤。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在凳子上，伸起拳头，大声骂道：“不信教的！贵族！无赖！”主席手中的铃不停地摇着，同时大声喊道：“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但是，这位业务员毫不害怕，因为在来开会之前喝了三杯咖啡，就越讲越来劲，在会场中极力抗辩：

“怎么！我，我是贵族？放屁！”

末了，他得到允许进行解释，说同神甫人员在一起让人不得安宁，既然刚才有人讲到了有关节约的问题，而最好的节约办法就是取消教堂，取消领圣体，取消一切宗教仪式。

有人站起来反对，说他扯得太远了。

“是的，我是扯得有点远！可是，当一条船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时……”

不等他把比喻讲完，另一位回答说：

“你说的我不反对！但是，这一下子全给毁掉了，就像一个没有判断力的泥瓦匠……”

“好呀！你侮辱泥瓦匠！”

一位满身沾着石灰的公民叫嚷着。他固执地说是别人向他挑衅，于是破口大骂，拿起他的凳子准备打架，三个人都不能将他推到门外。

这时候，那位工人总是站在讲台上。有两位秘书过来叫他到台下去，他却抗议别人剥夺他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