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布罗斯先生交给他一些文件和清单，请他写一份报告，至于付给工作报酬的方式，党布罗斯先生表面答应得好，实际上没有具体说明。

戴洛里耶回到弗雷德利克的住处，向他介绍了有关会谈的情况。此外，当他出来的时候，在楼梯下看见了党布罗斯夫人。

“我先向你表示祝贺，好小子！”

接着，他们聊起了选举的事情，有些问题还得从长计议。

三天后，戴洛里耶拿着一篇给报纸写的稿子，这是一封简单的信函，在信中，党布罗斯先生表态支持他朋友的候选资格。如果得到一位保守党人的提携，加上有一位红党人的吹捧，他的竞选定会成功。资本家怎么会在这么一篇东西上签字呢？律师毫不为难，亲自拿去给党布罗斯夫人看，她觉得写得很好，愿意承担后面的事情。

这一举动惊动了弗雷德利克，他只有表示赞成，然后，当戴洛里耶去和罗克先生会面时，弗雷德利克把自己对路易丝的态度告诉了他：

“请告诉他们你想说的事情，我的事情很多很乱，但我会安排妥当的，她还年轻，等等没有关系。”

戴洛里耶走了，弗雷德利克自认为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物。此外，他还深深地感到有一种极大的满足。更使他快乐的是，他占有一个有钱的贵夫人，没有受到任何对手的破坏，情感和环境相得益彰，和谐发展。现在他的生活处处都是甜蜜的。

最有滋味的事，莫过于在客厅里，夹在客人中间，静静地观赏着党布罗斯夫人的芳容。她的端庄大度使他联想到她的别的种种姿态；当她用一种冷漠的调子闲聊的时候，他想起了她那些吞吞吐吐的情话。一切对她道德的尊重都使他欣喜，好像他也受到了尊敬一样。有时候他真想放开嗓子高声喊道：“我比你们更了解她！她是属于我的！”

他们的关系很快就成了一种自然的、公认的事情。整整一个冬天，党布罗斯夫人带着弗雷德利克出入上流社会。

他差不多总是比她提前到达，他看着她进来，裸露着胳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头发里镶着珍珠。她进来时，总要在门槛上站一下(门楣就像一个镜框围着她)，她稍微带有一种犹豫不决的神情，眨着眼皮，看他在不在里面。她把他带进自己的马车里，外面的雨点拍打着车子的小格窗，路上的行人像黑影一样在泥泞中蹒跚而行，他们在车里彼此紧紧地搂抱着，模模糊糊地看着窗外的这一切，显出不屑一顾的神情。他总要以各种不同的借口，在她的房间多呆上一个小时。

党布罗斯夫人这样依着他，主要是由于闲得无聊。对于这最后一次到来的恋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她希望有一种伟大的爱情，于是开始以种种谄媚和柔情来完善这种爱。

她送鲜花给他，为他买了一把毯椅，送给他一个雪茄盒，一个文具盒，还有上千种日常使用的小物品，以便让他做任何事情时都想着她。这些殷勤的举动起初很吸引他，但不久就觉得太平淡了。

她坐上一辆出租马车，在一条小巷子的入口处下车，从另一头出来，然后沿着墙壁悄悄地溜过去，脸上戴着双层面纱，一到达弗雷德利克住的那条街上，早已等在那儿的他立即上去挽着她的胳膊，将她带到自己的家里。他的两个仆人出去散步了，门房上街买东西去了，她向四周瞥了一眼，没有人发现她，她放心了！于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同一位被流放的犯人重新见到了祖国一样。这种好运气使他们的胆子更大了，他们的约会越来越频繁。甚至有一天晚上，她刚参加了一场舞会，还未卸妆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种意外的约会，被人发觉的危险性很大；他责备她粗心大意，其实，她并不讨他喜欢。她上衣的胸部太敞了，把她干瘪的胸脯暴露得太多。

如此一来，他认识到是什么东西欺骗了他，他产生了一种失望的感觉。但是，他仍然装得情意深浓，而真正要感受到这种情意，他还得回忆起同萝莎妮和阿尔努太太在一起时的情境和形象。

这种情感的萎缩，使他的大脑得到了完全的自由，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觊觎着上流社会的高官显爵。既然他已经有了这么一个进门的阶梯，那起码也要好好地利用一下吧。

元月中旬的一天早上，塞内卡尔走进了他的小书房，弗雷德利克惊讶不已，他说他在给戴洛里耶当秘书，他还给他带来了一封信，信中报告了一些好消息，同时也责怪他粗心大意，冷落了人家，应该到那边去走走才对。

这位未来的议员说，他后天就启程动身。

塞内卡尔对他的竞选没有发表意见。他只是谈了一些他自己的事和国家的事情。

国家的形势虽然悲惨，但也使他感到欣喜，因为人们正朝着共产主义迈进。首先，国家行政机关本身在自动向共产主义靠拢，因为，政府每天处理的事情在日益增多。至于所有制问题，一八四八年的宪法虽然存在一些缺陷，但对此并没有忽略，只要公共建设使用土地，今后只要国家认为是合适的，就可以征用。塞内卡尔声明自己站在政府一边，弗雷德利克发现了他自己以前对戴洛里耶的讲话有很大的夸张性。这位共和党人甚至对群众的缺点大发雷霆。

“罗伯斯庇尔为了捍卫少数人的利益，把路易十六带到国民公会面前受审，从而拯救了人民。事情的结局往往可以使事件本身合法，独裁专政有的时候是必须的。只要独裁者能够行善做好事，我们就高呼：‘独裁万岁！’”

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由于要走了，塞内卡尔承认说(这可能是他这次拜访的目的)：戴洛里耶对党布罗斯先生的沉默表示焦虑不安。

然而，党布罗斯先生是卧病在床，弗雷德利克每天去看他，作为知心朋友，他有资格陪伴在他的身边。

尚加尼埃将军被罢免的消息，使这位资本家极为震惊。当天晚上，他的胸口像火焚一样，似乎压着一大块的东西，不能躺下身子。抽完血以后，他就立即感到轻松多了。干涩的咳嗽消失了，呼吸也平静了许多，过了一周之后，他一边吞着三鲜汤，一边说：

“啊！现在好多了！这次差点就要到阴间去作永久旅行了！”

党布罗斯夫人惊叫着说：

“要去一起去！”

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不能没有他而寡居。

他没有回答，而是朝她和她的情人投去一种奇怪的微笑，这种微笑中同时包含着一种忍受、宽容、讽刺，甚至是一种尖酸，一种不言而喻的快乐。

弗雷德利克想动身去诺让，党布罗斯夫人反对他去。而随着党布罗斯先生病情的反复，他今天打开行李，明天又捆上，总是举棋不定。

党布罗斯先生突然吐了大量的血。有几位“医界王子”也来诊治过，都没有什么好的新办法。他的双腿浮肿，身体越来越衰弱。他好几次表示要见一见塞西尔，而她和丈夫却在法国的另一端，她的丈夫被任命为税收官已经有一个月了。他特意命令要人赶快去把她叫回来。党布罗斯夫人急写了三封信，请他过目。

她甚至连修女也不相信，一秒钟也不离开他，觉也不睡。在门房那里登记来访的客人，都以赞美的口气打听着她，路上的行人经过临街的窗户下面，站在麦秸堆前，无不表示深深的敬意。

二月十二号五点，他又开始大量吐血，非常可怕。看护医生说，病情很危险，有人快步跑去请神甫。

当党布罗斯先生忏悔的时候，夫人好奇地远远望着他。之后，年轻的大夫给他贴了一张发疱药膏，等着情况变化。

房间的灯光被家具遮住了，看上去黑一块亮一块的。弗雷德利克和党布罗斯夫人坐在床脚下，默默注视着濒临死亡的病人。在窗口边，神甫和医生在小声地讲着什么。修女跪在一边，细语呢喃地祈祷着。

最后，哮喘发作了。他的双手变得冰冷，脸开始变得苍白。有时，他突然深深地呼吸一大口气，随后又变得越来越少；嘴里模模糊糊地吐出两三句话；他呼出一小口气，同时转动着双眼，头侧着倒向枕头上。

大家紧张地呆着，一动也不动，足足有一分钟。

党布罗斯夫人走过去，合上他的眼皮，毫不费力，只是简单地尽到义务。

接着，她张开双臂，扭动着身子，好像是由于一种受到抑制的绝望而产生的痉挛；他走出房间，靠在医生和修女身上。一刻钟以后，弗雷德利克上楼到她的房间去了。

房间里弥漫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异味，可能是由充塞在房间里的那些精致的摆设发出来的。床中间有一件黑袍子摊开着，与玫瑰色的床罩形成对照。

党布罗斯夫人站在壁炉那边的角落里，他猜测她不会有太大的难过，但相信她还是有点儿忧伤，于是，带着一种悲哀的声音说：

“你悲痛吗？”

“我？不，一点也不！”

当她转过身时，瞥见了那件黑袍子，她仔细地看着，随后叫他不要拘束。

“如果你想抽烟，就抽吧！你是在我家里！”接着，她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啊！圣母！这下可轻松啦！”

弗雷德利克对这番感叹表示惊异，他一边吻着她的手，一边说：

“总之，我们自由了！”

这种暗示他们的爱情来得容易的话似乎刺伤了党布罗斯夫人。

“唉！你不知道我帮了他多少忙，在怎样的焦虑中过日子！”

“怎么？”

“可不是吗？我们夫妻生活五年后，他还要带一个女孩子到家里来，身边总是有这么一个私生女，难道叫人放心吗？当然，如果不是我的话，这个女孩子早就会给他闹出什么荒唐事的！”

于是，她讲了事情的经过。他们两人是在夫妻财产分理制度下结婚的。她的遗产有三十万法郎，根据他们婚前协议规定，要是女方后死，党布罗斯先生要留给她一万五千法郎的年金，另外加一整栋房产。然而，过了不久，他又立了一份遗嘱，把全部财产都留给她，从她现在所知道的财产来看，初步估算一下，也在三百万以上。

弗雷德利克听得目瞪口呆。

“这值得操心，对吧？再说，我对这份家业是有贡献的，我保护的是我自己的财产；塞西尔可能会无理地抢夺我的财产。”

弗雷德利克问：

“她为什么不来看看她父亲呢？”

问到这个问题，党布罗斯夫人看了他一眼，用生硬的语气回答：

“我怎么知道！没良心吧，也许是！嘿！我可看透她了！所以，她别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不过，她几乎没有给人添麻烦，至少结婚以后是这样。”

党布罗斯夫人冷笑着道：

“啊！她的婚事！”

党布罗斯夫人抱怨自己以前对她太好了，这个蠢女子，妒忌心强，又自私，又虚伪。“他老子身上的毛病她都有！”她诽谤丈夫越来越过分。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虚情假意，毫无怜悯之心，一副铁石心肠，“一个十足的坏男人，一个十足的坏男人！”

甚至更聪明的人，也免不了要犯错误。党布罗斯夫人此时还如此发泄对丈夫的怨恨，这正是她犯的一个错误。弗雷德利克坐在她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思考着，心里产生了反感。

她站起身，轻轻地坐在他的膝盖上说：

“只有你好！只有你才是我爱的人。”

她看着他，她的心酥软了，一种过敏的神经反应使她流出了眼泪，她轻声细语地问道：

“你愿意娶我吗？”

他开始以为自己听错了，想着那几百万家产，他惊呆了。她便更大声地重复道：

“你愿意娶我吗？”

最后他微笑着回答说：

“你还不相信吗？”

随后他觉得有一种羞耻感，为了给死者谢罪，他决定亲自去为他守灵。可是，他又为这种过分的忠心而颇难为情，于是，改用一种轻松的语气补充说：

“这样可能更合适些。”

她回答道：

“是的，也许是好一些，在仆人面前也说得过去。”

大家把床完全拉出来，修女站在床脚，床头站着神甫——一个瘦高个子，样子像西班牙人，一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床头柜上，铺着一条白毛巾，点着三枝蜡烛。

弗雷德利克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死者。

他的脸皮枯黄，像麦秆一样，嘴角上还留着少许带血的唾沫，颅脑上盖着一条头巾，身穿一件毛线背心，两手交叉在胸前，中间放着一个银十字。

这个不平凡的充满动荡的生命结束了！有多少次他进出事务所，整理账目，策划生意，听取报告！又有多少次他吹牛撒谎，喜赔笑脸，点头哈腰！因为他欢迎过拿破仑、哥萨克骑兵、路易十八，一八三○年，工人，所有的制度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新政权，他甚至不惜代价来出卖自己。

然而，他留下了弗尔泰尔的地产、皮卡第的三个制造厂、约纳省的克朗赛森林、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农场，还有大量的有价证券。

弗雷德利克只是像这样概括地计算了一下死者的财产，然而这笔巨大的财产似乎马上就属于他的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大家的议论”，给母亲一件礼物，日后乘坐的马车，还有家里的一位老车夫，他准备让他当门房。自然，仆人的号衣再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他将把大客厅改为工作间，把三楼的三堵墙打通，开辟一个画廊，还可以在一楼建一个土耳其浴室。至于党布罗斯先生的办公室，这个房间看着就不舒服，改作什么用呢？

神甫走过来擤鼻涕，修女拨弄着火炉，猛然打断了他的幻想。但是，现实证实了这一切，尸体总是停在那里。死人的眼皮又重新睁开了，虽然瞳孔沉浸在胶状的黑暗中，但仍然带着一种神秘莫测的、难以忍受的表情。弗雷德利克似乎从这种眼神里看到了死者对自己的审判，他顿时感到内疚，因为他从来没有抱怨过这个人，而且正相反……他，“去他的吧！一个老混蛋！”为了更坚定一些，他靠得更近地凝视着他，并暗自叫嚷道：

“喂，怎么？难道是我把你弄死的吗？”

此刻，神甫在诵读他的经文，修女在打瞌睡，坐着一动也不动，三枝蜡烛的烛芯变长了。

一连两个小时，人们可以听见货车驶向菜市场时发出的轰隆声。玻璃窗变白了，一辆出租马车奔驰而过，接着有一群母驴在石板路上碎步小跑，铁锤的敲打声，流动小贩的叫卖声，喇叭的吹奏声，这一切都溶入了苏醒的巴黎的巨大喧嚣声中。

弗雷德利克开始忙着奔丧的事情，他首先到区公所去报告死亡消息，尔后，当法医开出死亡证明后，他又到区公所告知家属所选择的坟墓，最后去同殡仪馆接洽相关事宜。

一位职员拿来一张图样和一个安排程序单，图样上标明殡葬的等级，程序单上列出装饰的全部细节。是要一辆带廊篷的灵柩车呢，还是要一辆带羽饰的灵柩车呢？马匹是否要梳辫子，随行仆人是否要戴羽翎，要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还是要一枚徽章？要丧灯，还是要请一个人举功勋牌？要多少辆车子？弗雷德利克大张旗鼓地操办，党布罗斯夫人坚持不必节省费用。

然后，他来到教堂。

司理送葬的副本堂神甫一开始就指责利用殡仪发财；因此，负责功勋牌的职员真是多余的，还不如多点几枝大蜡烛。他们商量用小弥撒，加配音乐。弗雷德利克在协商好了的事情上签了字，并承诺支付一切费用的连带义务。

接着，他到市政厅去购买地皮，有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墓地售价五百法郎，这块墓地的租期是五十年还是永久性的呢？

弗雷德利克说：

“啊！是永久性的！”

他不辞辛苦，严肃认真地操办着每一件事情。在公馆的院子里，有一位大理石石工在等着他，给他看一些希腊、埃及和摩尔坟墓的墓碑和造价；可是，家里的建筑师早已把此事同夫人谈好了。在前厅的桌子上，放着各种各样的广告说明书，有关清洗床垫，房间消毒和各种喷洒香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