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心里不乐，因为他一连呆了几个小时，面前还是放着原来的那半杯酒。上天一点也不按照他的意志行事，他变得像得了忧郁症一样，甚至连报纸也不想看，只要一听见有人提到英国这个国名，他就会发出怒吼。有一次，一位侍者招待他不周，他叫喊道：

“难道我们受外国的侮辱还不够吗？！”

除了这样的发作以外，他总是保持沉默，同时思考着“一种有效的打击办法来砸毁整个店子”。

正当他在如此地沉思之际，阿尔努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有点醉意的眼神，讲述着一些由于他的坚定、总是引以为自豪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趣闻轶事；弗雷德利克(很可能是由于极为相似)对于他讲的这一套已经领教过了。他责怪自己软弱，觉得正相反，应该憎恨他。

阿尔努在他面前哀叹他老婆的脾气变坏了、固执倔犟，不公正的成见。她从前不是这个样子。

弗雷德利克说：

“如果我要是处在你的位子，就给她一笔养老金，自己一个人单独过算了。”

阿尔努什么也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之后，他又开始赞扬她。说她善良、忠贞、聪明、有德性。谈起她全身肉体的优美，他更是不吝惜语言，都一一描述出来，就像一些人在旅店里轻率地炫耀着自己的金银财宝一样。

一场意外的灾难打乱了他的平衡。

他在一家陶瓷公司当了一名监察委员会委员。可是，由于轻信了别人对他说的话，他签署了一些错误的报告，也没经过核实，就同意了公司经理造的假账。岂料，这家公司倒闭了，阿尔努受到牵连，负有民事赔偿责任，同相关人员一起被判担保受害人的损失，他大约要赔付三万法郎，还不算法院打官司的费用。

弗雷德利克从报纸上得知了这一消息，急忙来到天堂街。

他们在太太的房间里接见他，这正好是吃早点的时候。盛满了咖啡牛奶的碗摆放在火炉边的一张独脚小圆桌上。几只旧拖鞋丢在地毯上，有些衣服搭在靠背椅上。阿尔努穿一条短衬裤和毛线衣，两眼发红，头发乱蓬蓬的。小欧仁妮得了腮腺炎，她一边吃着果酱面包片，一边哭；她的姐姐在不声不响地吃；阿尔努夫人比平时显得苍白一些，在那里侍候他们三位。

阿尔努叹着一声粗气说：

“唉，你都知道了吧！(弗雷德利克做了一个同情的手势)——我已经成了我自信的牺牲品！”

随后，他沉默不语，精神非常沮丧，早点也不吃了。阿尔努夫人耸耸肩膀，抬起眼睛看着，把手放在额头上。

“无论怎么说，我是没有罪的。我也没有什么可自责的地方，这是自己倒了霉！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呵，我真是活该！”

尽管如此，他还是听了太太的劝告吃了一块奶油球形蛋糕。

晚上，他想一个人单独同她一起吃饭，在金屋餐厅订了一个包间。阿尔努太太一点也不懂这种感情，她甚至埋怨他把自己当做年轻女郎看待；实际上，在阿尔努看来，正相反，这倒是一种诚挚爱情的表示。随后，由于心里很烦，他就到女元帅那里消遣去了。

直到目前，由于他性格随和，有很多事情别人就不计较了。由于这场官司，他已被人看做是末等公民了，一种孤寂的气氛笼罩在他家周围。

由于考虑到面子上能过得去，弗雷德利克认为更应该同他们保持来往。他在意大利剧院租了一个楼下包厢，每星期带他们去看戏。然而，他们到了这种地步，在不协调的来往中，一种不可战胜的疲倦，引起了相互作出让步，这使他们的生活难以忍受。阿尔努夫人尽量克制着自己不暴露出来，阿尔努暗自忧郁伤心，瞧着两位不幸的夫妇，弗雷德利克感到很难过。

因为阿尔努信任他，她就委托他去调查他的业务。可是，他又感到羞耻，他为自己口里吃着别人家的饭，心里还想着占有别人的老婆而感到内疚。不过，他在继续想办法，给自己寻找托辞，说他应该保护她，若是一有机会，就准备为她效劳。

舞会后一个星期，他去拜访了党布罗斯先生。银行家给他送了二十多股煤炭公司的股票，弗雷德利克没有退回。戴洛里耶给他写了几封信，他放在一边没有回信。白勒兰早就要约他来看一幅肖像画，他总是设法推辞。然而，西伊缠着他要求引见萝莎妮时，他却答应了。

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但没有像以前那样跳起来搂住他的脖子。他的朋友很高兴来会见一位浪荡女人，特别是同这位男演员交谈，因为戴勒玛尔也在场。

他曾经在一部戏剧里扮演过一位平民，他教训路易十四，预言一七八九年革命，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关注，大家还不断地给他制造相同的角色。他现在的职务，就是嘲弄所有国家的君主。他扮演英格兰的啤酒商，痛骂查理一世；他扮演萨拉曼卡萨拉曼卡是西班牙西部省会城市，十三世纪开始创建大学。的大学生，诅咒菲力普二世；他扮演多情的父亲，斥责蓬巴杜夫人蓬巴杜夫人(1721—1764)，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这些角色，真是演得好极了！那些顽皮的孩子，为了看他一眼，在后台门口等他。他的个人传记在幕间出售，描写他如何照料他的老母亲。诵读《福音书》，救济穷人，最后兼具圣·万桑·德·保罗圣·万桑·德·保罗(1576—1660)，法国天主教徒，曾发起建立妇孺救济会等慈善机构。的色彩，还混合着布鲁图和米拉波的成分在内。大家都说“我们的戴勒玛尔”他肩负着一种使命，他要成为基督了。

这一切早已迷住了萝莎妮，她摆脱掉了乌德里老爹，不贪财，什么也不在乎。

阿尔努很了解她，曾经长期利用她，花很少的钱把她供养着；老绅士来了，他们三位心照不宣，从来不需要把事情挑明。后来，阿尔努以为她打发掉了另一位，只委身于他一人，就给她增加了生活费。岂料，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求，次数多得无法解释，因为她的生活过得不太富裕；她甚至卖掉了她的开司米长围巾，用来偿还以前的旧债，她是这样说的；阿尔努总得掏腰包，她迷住他，愚弄他，一点也不可怜他，所以，发票、印花收据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家里。弗雷德利克觉得危机来临了。

有一天，他去他家看望阿尔努夫人，她出去了。他在下面店里做事。

实际上，阿尔努站在彩瓷花瓶之间，试图向一对年轻夫妇“敲竹杠”，他们是外省来的资产者。他大谈陶瓷的镟削和镟坯技术，图纹和釉彩工艺。买者不愿意露出一点也不懂的表情，只是点头表示赞许，愿意买。

当买主出门之后，他讲他今天早晨同老婆争吵了一场。为了防止她说他花钱在外养女人，他已经宣布女元帅不再是他的情妇了。

“我甚至告诉她女元帅是你的情妇。”

弗雷德利克很恼火，可是，如果要发火，又怕露出自己的马脚，于是他嘟哝着说：

“哎！你不该这么说，大不该这么说！”

阿尔努答道：

“这又会怎么样呢？做她的情夫有什么不名誉吗？我做她的情人做得蛮好！你难道感觉有什么不体面吗？”

她是不是已经这样说过？这是不是一种暗示呢？弗雷德利克急忙回答：

“不！一点也不！正相反！”

“这就对啦，怎么样？”

“是的，这是真的！这一点也没关系。”

阿尔努接着说：

“你为什么再也不到她那里去呢？”

弗雷德利克答应去。

“啊！我忘了！你应该……谈到萝莎妮时……给我老婆一件什么东西作物证……我不知道给什么，你自己看着办吧，反正这样东西要让她相信你是她的情人。请你给我帮这个忙吧，求你了，好吗？”

年轻人没有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做了一个鬼脸。这种卑鄙的做法害了他，他当晚就去找她，当面指出阿尔努的话是假的。

“是真的吗？”

他显得很诚实，于是，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他：“我相信你。”脸上带着一种美丽的微笑，说完，她低下头，不再看他：

“再说，谁也没有权利干涉你！”

由此可见，她什么也没有猜想到，她轻蔑他，因为她没想到他会相当地爱她，甚至已经爱到忠贞的地步。弗雷德利克由于忘记了他在另一位女人身上也打过主意，所以认为她的许可是一种侮辱性的。

然后，她请他有时到“这个女人家里”去一去，看看那边的情况。

阿尔努突然回来了，五分钟之后，就想带他到萝莎妮家里去。

当时的气氛已经变得不堪忍受。

公证人写来的一封信分了他的心，信中说第二天要给他寄一万五千法郎；为了修复由于自己的忽视给戴洛里耶造成的误会，他马上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这位律师先生现在住在三玛丽街朝向一个庭院的五层楼上。他的小房间里，地面铺着瓷砖，冷冰冰的，墙壁上装饰着浅灰色的糊墙纸，室内的主要装饰品是一枚金质奖章，这是他获得博士学位的奖品，精心地镶嵌在靠着镜子的一个乌木镜框里。一个桃花心木的书架，安着玻璃门，摆放着大约百来本书。铺着羊皮的书桌占据着屋子的中央，有四张绿色呢绒的旧沙发椅放在四周的角落里，壁炉里燃烧着木屑，另外还备有一捆木柴，只要一按铃，就有人来点燃。现在是他的业务咨询时间，律师打着一条白领带。

一万五千法郎(他可能已经没作指望了)的通知单，这简直把他给乐坏了。

“太好了，我的老兄，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

他拿起一块木柴扔进火里，重新坐下来，又立即谈起了报纸。眼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尽快摆脱余索奈。

“这个呆子简直烦死我了！至于意见要达到一致，最公平的办法，依我看，而且是最好的，那就是没有意见。”

弗雷德利克表示惊讶。

“那当然，现在应该是科学地看待政治的时候了。当卢梭和一些文学家们引进博爱、诗歌和别的笑话时，十八世纪的那些前辈们就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了，这让天主教徒们大喜过望；此外，现代的改革家们既然都相信(我可以证明)启示，自然的联盟就形成了。但是，如果你要为波兰做祈祷，如果你不相信多明我会之神，他是一个刽子手，那你就推崇浪漫主义之神吧，他是一个地毯商；最后，如果你没有‘上帝’可信，那么这种观念比起你的祖先来就要宽大得多，君主政体就要渗透到你的共和政体之中，你的红色的无边软帽永远也不会是别的，只不过是一顶僧侣戴的瓜皮圆帽。所不同的是，分隔的单人囚室制度代替了严刑拷打，侮辱宗教代替了亵渎神灵，欧罗巴音乐会代替了神圣同盟神圣同盟是1815年俄奥普三国为对抗拿破仑而组成的同盟。；人们所欣赏的这种美丽的秩序，实际上仍然是路易十四时代的残余，是伏尔泰时期的遗迹，只不过是上面涂了一层帝国的粉脂，再加上英国宪法的只言片语。在这种美丽的秩序中，人们看到的将是市议会设法同市长作对，省议会设法同省长作对，国民议会设法同国王作对，报纸设法同政府作对，当局设法同人人作对。但是，善良的人们拥护《民法》，不管人们说什么，这部法律的制定也是在一种吝啬的、专制的思想指导下诞生的，因为立法者不是为了改变现状，而是要规范风俗习惯，试图效法利库尔戈斯利库尔戈斯(约公元前10世纪)，传说中斯巴达城邦的立法者，曾周游列国，制定法律。，来塑造一个他所设计的社会。法律为什么要去干涉别人的家长立遗嘱呢？为什么要去干涉别人出卖房产呢？为什么要把流浪汉当做犯罪分子加以处罚呢，人家既没违章、也没有违法！还有别的例子，我都知道。所以，我要写一部名为《司法观念史》的，内容将会很新奇！但是我口渴得要命，你呢？”他将头探出窗外，喊门房到酒店去拿一壶掺糖水的烧酒来。

“总而言之，我看见三种党派……不是！是三种团体，——其中没有一种使我感兴趣的：拥有的人、不再拥有的人和打算拥有的人。可是，这些人全都傻乎乎地对当局顶礼膜拜！例如：马布利请当局阻止哲学家们发表他们的学说；几何学家佛仑斯基佛仑斯基(1778—1853)，著名的波兰数学家，语言晦涩难懂。用他自己的术语把出版物检查称之为‘思辨自发性的批评惩罚’；昂方旦圣父颂扬哈布斯堡王朝哈布斯堡王朝即奥地利王朝(1278—1918)。‘把一只强大的手伸过阿尔卑斯山，压制意大利’；皮埃尔·勒鲁皮埃尔·勒鲁(1797—1871)，圣·西门的信徒，一位社会主义者。要强迫你听一位演说家演讲；路易·勃朗倾向于把国家变成一种宗教，你看这帮附庸是多么疯狂地想得到政权！然而没有一个是合法的，别看他们有无穷无尽的原则。可是，‘原则’就意味着是‘原因’，我们总应该想一想革命、暴力的行动和临时的事变吧。因此，我们的原则就是国家主权，包括以国会的形式出现，尽管国会并不合适。可是，人民的主权在什么地方比神权还更为神圣呢？这一种或那一种全是两种虚构！形而上学的东西够多的了，虚幻的幽灵更为多！叫人去打扫大街，不需要什么信条，有人会说我想颠覆社会！那么，就算做了，坏处又在哪儿呢？其实，你那个社会，它倒是真干净！”

弗雷德利克有很多话要回答他。但是，看他离塞内卡尔的理论甚远，他表示了极大的宽容。他只是反驳了他一句话，如此的一种制度会让他们憎恨的。

“正好相反，由于我们给每个派别作出一个保证，承诺憎恨他的邻居，他们就会都依靠我们。你呀，你也参加吧，给我们写一点卓有见识的批评文章。

“必须反对已有的观念，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学院、法兰西喜剧院，这些单位都类似于一种机构。如此一来，他们可以给杂志一个总的理论。然后，等杂志确定好了之后，又突然改成日报。于是，他们又指责别人。

“他们将会尊重我们的，你可以相信。”

戴洛里耶又谈起了他的旧梦：担任一个总编的职位，也就是说，领导别人，大段地删改别人的文章，向别人约稿写文章，拒绝发表别人的文章，这是一种无法表达的幸福感。他的眼睛在镜片下面闪闪发光，他极为兴奋，一小杯一小杯地、一口一口地、不由自主地饮着酒。

“将来你应该每周请朋友们吃一顿晚餐，必不可少，即使是花你一半的收入也要请，大家都愿意来的，这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聚会的中心，对你来说是一种手段，要把握好舆论的两点，即文学和政治，不出半年时间，你看吧，我们将会成为巴黎的上等公民了。”

弗雷德利克一边听他讲，一边感觉到自己又年轻了许多，就像一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呆久了，一下子来到露天地里，心情清爽极了。

“不错，我是一个懒虫，一个笨蛋，你说得对！”

戴洛里耶大声说：

“对啦！我又重新找回我的弗雷德利克了！”

随后，把拳头放在他的颌下说：“啊！你让我痛苦。不管怎样，我仍然喜欢你！”

他们都站起来，互相看了好半天，激动之情由然而生，他们准备拥抱在一起。

前厅的门槛上露出了一顶女帽。

戴洛里耶说：

“谁叫你来的？”

来人是他的情妇克莱芒斯小姐。

她回答说，是偶尔经过他的房子门口，她抑制不住要见他的欲望；想两人在一起吃点东西，她给他带了一些糕点，放在桌子上。

律师尖刻地说：

“请当心我的文件！再说，这是第三次，我禁止你在我接待顾客的时候来。”

她想拥抱他。

“行啦！滚开！快走！”

他推开她，她泣不成声。

“啊！你讨厌我了，最终！”

“这是我对你的爱！”

“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听话！”

这句话，如此难听，止住了克莱芒斯的眼泪。她直挺挺地站在窗户前面，一动也不动，额头顶在玻璃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