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过度严肃的要求，有时甚至于在字里行间要求一个政治家也做不到的谨慎严肃。尽管社会本身，还正由于政治约束失灵形成普遍堕落，即在艺术若干部门中，也还正在封建意识毒素中散发其恶臭，惟独在文学作品中却过分加重他的社会影响、教育责任，而忽略他的娱乐效果（特别是对于一个作家的这种要求）。

过分加重他的道德观念责任，而忽略产生创造一个文学作品的必不可少的情感动力。因之每一个作者写他的作品时，首先想到的是政治效果，教育效果，道德效果。更重要有时还是某种少数特权人物或多数人“能懂爱听”的阿谀效果。他乐意这么做，他完了。他不乐意，也完了。前者他实在不容易写出有独创性独创艺术风格的作品，后者他写不下去，同样，他消失了，或把生命消失于一般化，或什么也写不出。他即或不是个懒人，还是做成一个懒人的结局。他即或敢想敢干，不可能想出什么干出什么。这不能怪客观环境，还应当怪他自己。因为话说回来，还是“思想”有问题，在创作方法上不易适应环境要求。即“能”写，他还是可说“不会”写。难得有用的生命，难得有用的社会条件，难得有用的机会，只能白白看着错过。这也就是有些人在另外一种工作上，表现得还不太坏，然而在他真正希望终身从事的业务上，他把生命浪费了。真可谓“辜负明时盛世”。然而他无可奈何。

不怪外在环境，只怪自己，因为内外种种制约，他只有完事。他挣扎，却无济于事。他着急，除了自己无可奈何，不会影响任何一方面。他的存在太渺小了，一切必服从于一个大的存在，发展。

凡有利于这一点的，即活得有意义些，无助于这一点的，虽存在，无多意义。他明白个人的渺小，还比较对头。他妄自尊大，如还妄想以为能用文字创造经典，又或以为即或不能创造当代经典，也还可以写出一点如过去人写过的，如像《史记》，三曹诗，陶、杜、白诗，苏东坡词，曹雪芹，实在更无根基。时代已不同。

他又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又恰恰生在这一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在某一时历史情况下，有个奇特现象：有权力的十分畏惧“不同于己”的思想。因为这种种不同于己的思想，都能影响到他的权力的继续占有，或用来得到权力的另一思想发展。有思想的却必须服从于一定权力之下，或妥协于权力，或甚至于放弃思想，才可望存在。如把一切本来属于情感，可用种种不同方式吸收转化的方法去尽，一例都归纳到政治意识上去，结果必然问题就相当麻烦，因为必不可免将人简化成为敌与友。有时候甚至于会发展到和我相熟即友，和我陌生即敌。这和社会事实是不符合的。

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化了，必然会形成一种不健康的隔阂，猜忌，消耗。事实上社会进步到一定程度，必然发展是分工。也就是分散思想到各种具体研究工作、生产工作以及有创造性的尖端发明和结构宏伟包容万象的文学艺术中去。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各种新的成就彼此促进和融合，形成国家更大的向前动力。让人和人之间相处得更合理。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社会发展到一定进步时，会有这种情形产生的。但是目前可不是时候。什么时候？大致是政权完全稳定，社会生产又发展到多数人都觉得知识重于权力，追求知识比权力更迫切专注，支配整个国家，也是征服自然的知识，不再是支配人的权力时。我们会不会有这一天？应当有的。

因为国家基本目的，就正是追求这种终极高尚理想的实现。有旧的一切意识形态的阻碍存在，权力才形成种种。主要阻碍是外在的。但是也还不可免有的来自本身。一种对人不全面的估计，一种对事不明确的估计，一种对“思想”影响二字不同角度的估计，一种对知识分子缺少的估计。十分用心，却难得其中。本来不太麻烦的问题，做来却成为麻烦。认为权力重要又总担心思想起作用。

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生产对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如为人既少权势野心，又少荣誉野心的“书呆子”式知识分子，这种抒情气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随同年纪不同，差不多在每一个阶段都必不可免有些压积情绪待排泄，待疏理。从国家来说，也可以注意利用，转移到某方面，因为尽管是情绪，也依旧可说是种物质力量。但是也可以不理，明白这是社会过渡期必然的产物，或明白这是一种最通常现象，也就过去了。因为说转化，工作也并不简单，特别是一种硬性的方式，性格较脆弱的只能形成一种消沉，对国家不经济。

世故一些的则发展而成阿谀。阿谀之有害于个人，则如城北徐公故事，无益于人。阿谀之有害于国事，则更明显易见。古称“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诺诺者日有增，而谔谔者日有减，有些事不可免做不好，走不通。好的措施也有时变坏了。

一切事物形成有它的历史原因和物质背景，目前种种问题现象，也必然有个原因背景。这里包括半世纪的社会变动，上千万人的死亡，几亿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愿望的基本变化，而且还和整个世界的问题密切相关。从这里看，就会看出许多事情的“必然”。观念计划在支配一切，于是有时支配到不必要支配的方面，转而增加了些麻烦。控制益紧，不免生气转促。《淮南子》早即说过，恐怖使人心发狂，《内经》有忧能伤心记载，又曾子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语。周初反商政，汉初重黄老，同是历史家所承认在发展生产方面努力，而且得到一定成果。时代已不同，人还不大变……伟大文学艺术影响人，总是引起爱和崇敬感情，决不使人恐惧忧虑。古代文学艺术足以称为人类共同文化财富也在于此。事实上在旧戏里我们认为百花齐放的原因得到较多发现较好收成的问题，也可望从中得到，或者还更多得到积极效果，我们却不知为什么那么怕它。旧戏中充满封建迷信意识，极少有人担心他会中毒。旧也这样。但是却不免会要影响到一些人的新作品的内容和风格。近三十年的，却在青年读者中已十分陌生，甚至于在新的作家心目中也十分陌生。

§§§第12节无从毕业的学校

（综合这份离奇不经教育，因而形成我自己的工作方式方法和作人信念。）

我于一九二三年的夏天，从湘西酉水上游的保靖县小小山城中，口袋里带了从军需处领来的二十七块钱路费，到达沅陵时，又从家中拿了二十块钱，和满脑子天真朦胧不切现实的幻想，追求和平、真理、独立自由生活和工作的热忱，前后经过十九天的水陆跋涉，终于到达了一心向往的北京城。

还记得那年正值黄河长江都发大水，到达武汉后就无从乘京汉车直达北京，在小旅馆里住了十多天，看看所有路费已快花光了，不免有点进退失据惶恐。亏得遇到个乾城同乡，也正准备过北京，是任过段祺瑞政府的陆军总长傅良佐的亲戚，当时在北京傅家经管家务，且认识我在北京作事的舅父。因此借了我部分路费。他当时已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经常往返北京，出门上路有经验，向车站打听得知，只有乘车转陇海路，到达徐州，再转京浦路，才有机会到达。也算是一种冒险，只有走一步看一步。因为到徐州后是否有京浦车可搭，当时车站中人也毫无把握。我既无路可退，因此决定和他一道同行，总比困在汉口小旅馆中为合理上算！于是又经过六七天，从家乡动身算起，前后约走了二十五天，真是得天保佑，我就居然照我那个自传结尾所说的情形：……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个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的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到达三天后，我又由一个在农业大学读书的黄表弟，陪送我迁入前门附近不远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暂时安顿下来。北京当时南城一带，有上百成千大小不等的“会馆”，都是全国各省各州府沿袭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为便利入京会试、升学，和留京候差大小官吏而购地建成的。大如“西湖会馆”，内中宽广宏敞，平时可免费留住百十个各自开火的家庭。附近照例还另外有些房产出租给商人，把年租收入作维持会馆修补经费开销。我迁入的是由湘西所属辰沅永靖各府十八县私人捐款筹建的，记得当时正屋一角，就还留下花垣名士张世准老先生生前所作百十块梨木刻的书画板片，附近琉璃厂古董商，就经常来拓印。

书画风格看来，比湖南道州何绍基那种肥蠕蠕的字还高一着。此外辛亥以后袁世凯第一任总统时，由熊希龄主持组成的第一任“名流内阁”，熊就是我的小同乡，在本城正街上一个裱画店里长大的。

初次来京会试，也就短期住在这个小会馆里，会试中举点翰林后，才迁入湖广会馆。

尚有我的父亲和同乡一个阙耀翔先生，民三来京同住馆中一个房间里，充满革命激情，悄悄组织了个“铁血团”，企图得便谋刺大总统袁世凯。两人都是大少爷出身，阙还是初次出远门，语言露锋芒，不多久，就被当时的侦缉队里眼线知道了消息。我的父亲原是个老谭的戏迷，那天午饭后去看戏时，阙耀翔先生被几个侦缉队捉去。管理会馆那个金姓远亲，赶忙跑到戏院去通知我父亲。他知道情形不妙，不宜再返回住处。金表亲和帮会原有些关系，就和他跑到西河沿打磨厂一个跑热河的镖局，花了笔钱，换了身衣服，带上镖局的红色“通行无阻”的包票，雇了头骡车，即刻出发跑了。因为和热河都统姜桂题、米振标是旧识，到了热河后得到庇护，隐姓埋名，且和家中断绝了消息，在赤峰建平两县作了几年科长，还成了当地著名中医。直到“五四”那年，才由我那卖画为生的哥哥，万里寻亲，把父亲接回湘西，在沅陵住下。

至于那个阙先生，据说被捉去问明情形，第二天就被绑到天桥枪毙了。

我初初来时，在这个会馆里住下，听那个金姓远亲叙述十年故事，自然漩起了种种感情，等于上了回崭新的历史课。当时宣统皇帝已退位十二年，袁世凯皇帝梦的破灭，亦有了好几年，张勋复辟故事也成了老北京趣闻。经过“五四”运动一场思想革命，象征满清皇权尊严的一切事事物物，正在我住处不远前门一条笔直大街上，当成一堆堆垃圾加以扫荡。

到京不久，那个在农业大学习园艺的表弟，带我去过宣内大街不远那个京师图书分馆阅览室参观过一次。以后时间已接近冬天，发现那个小小阅览室，不仅有几十种新报刊，可以随意取读，还有取暖饮水等设备，方便群众。这事对我说来可格外重要。因为我随身只有一件灰蓝布夹衫，即或十月里从农大同乡方面，借来了件旧毛绳里衣，在北京过冬，可还是一件麻烦事。住处距宣武门虽比较远，得走廿来分钟灰尘仆仆的泥土路，不多久，我就和宣内大街的“京师图书馆”与“小市”相熟，得到阅书的种种便利了。特别是那个冬天，我就成了经常在大门前等待开门的穷学生之一，几乎每天都去那里看半天书，不问新旧，凡看得懂的都翻翻。所以前后几个月内，看了不少的书，甚至于影响到此后大半生。消化吸收力既特别强，记忆力又相当好，不少图书虽只看过一二次，记下了基本内容，此后二三十年多还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