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恰相反，真的明白应当激起你一种否定精神。明知的判断和无比的勇气，都由“明白”而来。凡事有所蔽方浑沌不清。能否定现实的，必不会再以为“理想”只不过是堕落和荒谬结合物。战争不能用战争解决，正如一个勇士陷于淤泥中时，无从自己揪住头发掷出泥淖以外。否定这个人类弱点的，是信仰理性和愿望所具有的长处，对弱点不再存任何丝毫依赖心，方能有个真正的新的明天。否则将永远在“适应”上辗转！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就看得出近三十年知识分子悲剧何在。又如何分担了民族堕落的一环！政客重适应，事不足奇。可是一个思想家，实在应当看重真理所寄托的原则。这原则尽管空洞而无救于当前一部分人的衣禄，又有损于另一部分社会地位，然而惟有它具有永远否定这个xx腐败遗毒的蔓延，理想的世界是天下一家，去掉民族偏见与自大，自私与贪得在某种情形下，每一国家每一民族都能享受其最大自由，各有所呈献而各得所需，相互不同而能调合并驰。这种理想距离我们远了一点暂时可不谈。但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国家，统一而和平，如这时节许多国家一样，应当是作得到的！盼望那么一个国家实现应当不犯忌讳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试稍作检讨，我可见出一种对痛苦丑恶现实之培养，知识分子的绥靖主义如打盹现象，如何有其必然。而一种新的人生观的形成，却必需如何远离这个气氛方能生长。抹杀现实不能算否定现实。真的否定还奠基于认识。更重要处即在认识“理性”之存在与寄托，应当在知识分子身上发现，可不容易发现因为真的理性所表的热忱和信心，都并不曾见于新的文学艺术以及时人政论中。在用笔的一群里，我们只能发现一些聪明小巧的计谋，具新闻性的政见，反复抄袭的学问，有社交作用的活动，可见不出思想。见不出具有充分顽强防腐性而又组织完整的新的历史观，哲学观或文学观。都只想以“多数”代真理，强权代公理。见不出性格，见不出密度和深度。共通只能给人一种印象，即全民族的情感枯窘，世故与疲乏！

正由于这种枯窘，世故，与疲乏，失去了调节中和作用，才会让另一种本能抬头到如今的种种，以及明日可能的种种……适之先生在北大国文会上给毕业同学三根救命毫毛，是思索问题，你倘若真能够头脑解放而独立来思索你所思索的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敢思索”已成为当前人一种高贵的品德。你问我国家转机何在，转机即在此！

§§§第12节读书人的赌博

（读书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就不大思索。）

“关于知识阶级，最好少说话。察渊鱼者不祥。”

“是的，老师。不过这是我两年前记在一个小本子上的玩意儿，从没对人提起过！现在读书人变了。”

“你意思是他们进步了，还是更加堕落？”

“老师，我从不觉得他们堕落，因此也不希望他们进步。我只觉得他们是有头脑的人，以为不妨时常想一想。只要肯时常想一想，国家就会不同得多了！”

当我翻到《关于知识阶级》一段小文预备摘抄时，仿佛和骑青牛懂世故的老子，为有趣那么一个短短的对话。……作新烛虚一。

我想起战争，和别人想的稍有不同。我想起战争四年还未结束，各个战区都凝固在原有地面，像有所等待的神气。在这种情形中，前方后方五百万兵卒将士，或可即用战地作教场，学习作本篇战并学习做人，得到不少进步。国家负责方面若像我一样思索到这个问题，想到这五百万壮丁将来回转他们那村里的茅屋中时，即以爱清洁有条理的生活习惯而言，对于国家重造所能发生的影响，可能有多大，就一定会想出许多办法，来教育他们，训练他们，决不至轻轻放过这个好机会了。这自然是我这个书呆子的妄想！

规规矩矩的读书人，不会那么胡思乱想的。

以“教育”两字而言，目前即似乎还是学有专长读书人的专利。读书人常说“学术救国”，可不相信壮丁复员后，除了耕田，有别的用处更能救国。这事情也极平常，因为许多读书人对于自己的问题就不大思索，譬如说吃教育饭的读书人，在目前战争情形中，是不是在教书以外，还想到如何教育自己？打了四年仗，世界地图都变了颜色，文化经济都有了变化，读书人有了多少进步？应不应当进步？我们且试为注意注意，有些现象就不免使人吃一惊。因为许多人表现到生活上，反映到文字上，都俨然别无希望与幻想，只是“在承认现实”的现状下，等待一件事情，即“胜利和平”。好像天下乱“用不着文人”，必待天下太平，那时一切照常，再来好好努力做人做事也不迟！战事结束既还早，个人生活日益逼紧，在一种新的不习惯的生活下，忍受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试验时，于是自然都不免有点神经衰弱，既神经衰弱，便带点自暴自弃的态度。因之“集团自杀”方式的娱乐，竟成为到处可见的情形。这类人耗费生命的态度和习惯，幽默点说来，简直都相当天真，有点返老还童的意味！正像是对国家负责表示：

“你不管我们生活，不尊重学术，好，我也不管！”所以照习惯风气，读书人不自重的行为，还好像含有不合作反抗现实的精神，看不惯社会的不公正，才如此如彼。负军事责任的，常说只要有飞机大炮，即可望有把握打个大胜仗，料不到一部分知识阶级的行为，恰恰就表示在民族精神上业已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败仗。

然而对于这个问题，却似乎和目前许多别的问题一样，不许人开口。触事多忌讳，不能说。用沉默阿谀事实，竟是必要的。

或有人看不过意，要提出讨论讨论，或想法改善，结果终亦等于捕风，近于好事。好事过分或热心过分，说不定转而会被这些读书人指为有“神经病”。以为不看大处看小处，而且把小事放大，挑剔自家人何苦来。“小子何知，吾人以此自溷耳。”因此一切照常。

这种知识分子，事实上对生命既无一较高的理想或目的，必用刚正牺牲精神去求实现，生活越困难，自然越来越不济事。消极消极，竟如命里注定，他人好事热心，都是多余了。不过我们若想起二十年前，王四前辈痛骂遗老官僚为何事，真不能不为这种“神经衰弱”的知识阶级悲悯！

我于是妄想从病理学上去治疗这种人，由卫生署派出大批医生给这些读书人打打针，从心理学方面对付这种人，即简简单单，当顽童办理，用戒尺打手心。两个办法中也许后面一法还直截简单而有效果，为的是活了三四十岁的读书人，不知尊重自己，耗费生命的方法，还一如顽童。不当顽童处治，是不会有作用的！

细想知识阶级的过去，意忽有所悟。这类人大多中产家庭出身，或袭先人之余荫，或因缘时会，不大费力即得到当前地位。

这些人环境背景，便等于业已注定为“守常”，适宜于在常态社会中过日子。才智聪明，且可望在一有秩序上轨道的国家中作一有用公民，长处是维持现状，并在优良环境中好好发展。

不凑巧就是他们活在当前的中国，战前即显得有点不易适应。

他们梦想“民治主义”，可是却更适宜生活在一个“专制制度”中，只要这专制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并不断绝他们的供给，他们赞同改变一切不良现状的计划，可是到实行时，却又常常为新的事实而厌恶，因此这些计划即使可逐渐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还会用否定加以反对与怀疑。可是反对与怀疑尽管存在，一面又照例承认事实。在事实上任何形式的政治制度，只要不饿死他们，总可望安于现状活下去。虽活得有点屈辱，要他们领导革命，可办不到。所以过去稍有头脑的军阀，当前的有手腕的政客，都明白不必担心知识阶级不合作。这些人目前也有好处，即私人公民道德无可疵议，研究学问也能循序渐进慢慢见出成绩，虽间或有点自私，所梦想的好社会，好政治，都是不必自己出力即可实现，而且不能将生活标准降到某种程度。可是更大的好处，也许还是他们的可塑性，无所谓性，即以自我中心出发，发展自己稳定自己的人生观。因此聪明的政治家，易于运用他们的知识和社会地位，从事政治上的一切建设。不必真正如何重视他们，但不妨作成事事请教的神气，一半客气用在津贴研究费上，即可使他们感觉当事者的贤明。如运用得法，这些人至某一时无形中且会成为专制的“拥护者”，甚至于“阿谀”。正因为这些人在某一点上，常常是真正“个人主义者”，对国家“关心”相当抽象，对个人生命“照常”却极其具体。书本知识虽多，人生知识实不多。至于牺牲地位，完成理想，或为实证理想，自然是不可能的。话说回来，这些人又还可爱，可爱处也就是在他那种坦白而明朗的唯实哲学，得过且过的人生观，老实性格，单纯生命在温室长大而又加以修理过的礼貌仪范。读的书虽常常是世界第一等脑子作的，过日子却是英美普通公民的生活打算。……我好像重新明白一个问题，即前面所说，遇到这种人不自爱与不自重时，就打手心的办法了。因为这么一种人活到当前变动社会中实在是一种悲剧。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幻想，已完全毁了，完全给战争毁了，读书由于分工习惯，除了本行别的书又无多大兴味，他们从“集团自杀”方式上找娱乐，还能做什么？我幻想廿年后国家会有个新的制度，每个中国人不必花钱，都有机会由小学读到大学毕业。到那时，所谓“知识阶级”和“政客”，同样已成为一个无多意义的名词。国家一切设计全由专门家负责，新的淘汰制度，却把一切真正优秀分子，从低微社会中提出来，成为专门家的准备人材，到那时，对于知识阶级，将不是少说话，却是无话可说，那就太好了。

我们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青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