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以没有民治

孟肯（hlmencken）说：“德谟克拉西的人嫉恨他人比他福气。这实在是德谟克拉西的来源。”此说若确，中国之没有民治，就很易解。因为中国人太不会嫉恨了，看见他人福气，只希望做他家的奴才。司阍，马弁借此揩点油水，也就满足，心平气静了。在已做上奴才时候，若有人对他宣传什么阶级战争，他心中只有鄙夷，好像是说：“奴才没得你做，油水没得你揩，你才会这样激昂慷慨吧。”到底我们不知道是奴才的厌世主义对呢，还是理想主义对呢。若论合于华族心理，自然奴才的厌世看法，较近事实。假如我要投身革命，我还是相信奴才哲学，青年尽量收买，油水尽量分赐，其效力必远在高谈理论之上。西人有言曰：“要治人者必先鄙视人。”谁能在中国看不起民众，谁便可做政治领袖。不但中国，世界各国，一切政治问题，只是“嫉”与“恨”二字之斗争而已，穷苦者的嫉恶，胜于富贵者的鄙夷，其国必有民治。反是，富贵者的鄙夷，胜于穷苦者的嫉恶，其国民治必不能实现。有人取笑英国工党，说你只消给工人个个带上一顶绅士的高帽，工党便自消灭。这话用于中国更适宜吧？

关于以上所述，鲁迅曾有名言，可以互证。他说中国历史五千年，只有两种时期，一为想做奴才而不得时期，一为做上奴才时期。历朝治乱相因，都脱离不了这两种公式。治者，大家有奴才可做，有油水可揩，乱者，奴才饭碗打碎，油水揩不着也。在这想做奴才及做稳奴才的循环中，民治何从实现？

读书阶级的吃饭问题

中学生的出路问题

关于这极渺茫而又极切要的问题，我的意见如下：

在男女经济不平等的社会中，男学生及女学生的将来出路，当然是不相同的，所以必须分开来讲，从经济方面讲，男学生的出路是吃饭，女学生的出路是出嫁。在现代的社会中，女学生的出路，百分之九十以为的确如此，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其嫁不出或婚姻失败的少数，则以入大学，入体育学校，入职业学校为暂时的出路。但是现代女子在社会服务，处处吃亏，待遇机会都不及男子，若不在婚姻之内求性的解决，尤其要受比男子所受更严的舆论制裁。所以普通女子嫁不出与男子失职业，略有同样的感觉。这都是事实，而且出嫁的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女子是愿意的。自然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子娶亲，也是愿意的，不过男子娶亲之外，尚有养家问题，女子则不然（依现代普通情形而论），经济的制度如此不平，不必讳言，如说以出嫁为女子出路，近于诬蔑，那么以吃饭为男子出路，也不见得如何清高。固然有些女子要哀怨不平，以为出嫁之后，社会应该还分给她一半养家的责任，才算平等。但是譬如我，如果明日的法律，定了一条女子出嫁兼须养家，男子却只须娶亲，算为职业，我并不反对。

出嫁并非便算做人，固然，但是男子找到饭吃，又何尝便完了人生的真义？所以问题是相同的。在一方面讲，女子以造幸福的家庭为职业，与男子工作而谋生，都不是什么耻辱。在另一方面讲，有些女子，不能养成人格，在她环境内，做一份有用的社会分子，或者专靠淡抹浓装，要人家养她一辈子，或者并这一点点社会上的贡献也没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终日无所事事，虚度一生，亏她活在人世，我们要批评她出路过于卑鄙是可以的。但是如古代的儒生，大让如慢，小让如伪，粥粥无能，靠着一枝秃笔，做帝王的厮养，回来以骄其妻妾，或如现代的留学生，学了一肚洋八股，屈事卖国官僚，已且轩轩自得，终日与西人握手免冠，换得饭吃，了此一生，又与卖淫的妇女何别？所以经济的出路是一事，做人的出路又是一事，两者应该划分清楚。

将来生活程度增高，经济压迫加重，节育的智识普遍，婚姻的制度自然要受这影响，女子的出路问题，便要愈复杂。到那时候，不但独身，晚婚，退婚，离婚的女子都有出路问题，就是成婚而不离婚的女子也要比较有出路问题。但照目前情形，此种女子尚属少数，其少数的出路问题应与男学生的出路问题合并讨论。

至于普通中学生出路问题，又应分开全部的出路与个人的出路讲。从中学生的全部讲，普通的中学生不能算为一国的“智识阶级”。只算是受过相当教育的国民。然而在教育不普及的中国，中学毕业生，已略略含有智识阶级的意味了。但是我认为这种见解是误谬的。因为中学生之少，而显然形成一个特殊阶级，这是自然的现象。像在中国南部，有的中学毕业生，就简直预备回去做乡绅，如从前进学的秀才，可以回去坐吃公产，结果也还是堕入所应该打破的绅士阶级，而为二千年来儒者的变相而已。这个太不应该了。我想中学生还是应该以受教育国民的资格，投入社会上各种事业的队伍里，做社会上有用的活动才是。与这“士”的观念连带而来的，就是“仕”的观念。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赶紧须打破的。但是如果因为社会混乱，一切事业不能发达，无事可做，无饭可吃，上党部衙门，这又是社会现状不良所致，我们也不便深责。

投入社会各种事业，中学生是常要吃亏的，这并不是中学教育自身之错，其错在现今教育制度及中学生自己特殊阶级的心理。从教育制度讲，受教材者多，受教育者少，在设备中学课程者的心目中，中学生的出路，一是升大学，一是做小学教师。然做小学教师，就是想保存士阶级，从个人求学观点看，也有可取，而从社会观点看，则断断不是个办法，将来上等游民之多，就是这个缘故。升大学，更加是骗人的事，在现今笨拙的上课办法之下，也许果真读了十二年小学中学的书，还不能写一篇通顺的文字，不能有相当的学术常识，必再进大学而补充之，这还成个理由。除此以外，升入大学，一则，是闲暇阶级用来取得社会上资格，二则，是上了社会的当，为求毕业后得每月较高的薪俸。三，才是真正要求高深的学问。此第二种，说来真是造孽不少。在学生父兄看来，实在纯是替弟子投资性质，因为中学毕业每月可得四五十圆，大学毕业每月可得八九十圆。做父兄的谁不愿意他的儿子每月多得几十元，经济容易独立。于是你也送中学毕业生入大学，我也送中学生入大学，结果一班中学毕业生，都变成大学毕业生，中学生可做的事，都换了一班大学毕业生来做，在社会未必有好处，在个人委屈他多上几年课，吃亏者只是甲的父兄及乙的父兄，各人多损失一二千圆的学费，少理四五年中的儿子谋业的补助而已。及父兄们见其学业成绩未必有何长进，乃相率而骂现在的大学。其实还是社会自己做个圈套，给自己上而已。一方面，因为中学文凭与大学文凭的行价不同，遂使一班学子视线专注在文凭上面，以报答父兄的好意，然而这距求高深学术之本意远了，连大学本身也受这些不应在大学混身的人的影响而恶化了。同时学生本人多念四年书，便是少得四年的做事经验，大学念完，最少二十二岁，做事才来从头学起，难道这种制度，可以说是经济的制度吗？

升大学不成理由，做教师更加是不可原谅。真正的中学教育，若问为什么念地理，算术，历史，文法，答案应该是：这些是受教育的国民的常识，所以我们应当想知道一点。知道多，固然好，知道少，也无妨。你想做个国民，难道有须知道七十分历史，六十分文法，才做得起的道理吗？“今也不然”，你问他为什么念土耳其地理？他说预备在小学教地理？你问他为什么念英文文法？他说预备将来教文法。你再追问为什么教文法呢？其答语又不外教那后代的人预备去教文法。这样还能成个念文法的理由吗？还不是造一个圈套，来养士阶级一辈子吗？在这种做教师的“中学生出路”，教文法已经成为一种特殊阶级包办贩卖学术从中取得生活费房饭钱膏火之资的戏法而已，与社会国家，真是无涉。

因为升大学，来得排场，做教师，又来得清高，所以中学生多半认此两条为出路。其实做教师只是性情相近的人可做，若一时无饭可吃，偶然吃吃，总算过度办法。本性好学而又一时不能入大学的人，这才是真正配做小学教师。本性好学，在高中时代，已深得学问的滋味的人，才真正配入大学。然这种人，在现今大学生中，十个只有一个（这是美国几位大学教务主任的意见），其余的有钱子弟，不妨进去混身，横竖比在外嫖赌饮好，无钱子弟，却不能不再三考虑一下。

从个人方面讲，各人有各人的出路，各人的家庭关系，父兄职业，朋友知交，都是不同的。机会不同，出路自然不同。比方书局老板的子弟，将来学书局生意，钱庄老板的子弟学做钱业，这是极显然的趋势，假如钱庄老板的子弟极鄙恶铜臭的父兄，那是有了读书种子，应好好培成学业。假如这个子弟终日嬉游角逐，不好念书，又不好学正经生意，那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可以不必讨论。断定一人将来的出路，五成是看机会，五成是看个性。机会这个东西，与女子出嫁一样，只是靠碰。最自由的结婚，还是乱碰（非“姘”）的结果。你想二万万的女同胞中，决不是二万万个都是某青年的可能的后日妻子，至少有一万五千万，或者太老，或者太小，至年纪相若的，虽有几千万，有机会相知的还是寥寥无几，相知中看上眼的，又要对方同意的，真无几人。到了青年想娶亲而可以娶亲的时候，某位女子来得凑巧，或因搬家相识，或因路上相逢，或者刚刚学成回梓，年华相若，相貌也差不多，一经撮合，婚事成矣。出路也正相同，三十岁以上的人，问了自己今日所操的职业，所处的地位，少有不是碰来的，少有是由一己的本事智力抉择的。比如某人今日做了什么要人，原因不过他娶了某人为妻，因为他的妻的妹妹又嫁给某人，后来他变成要人了。例如他的小姨不嫁给某人，他如何做要人呢？又如某人他习了牙科，做了县长，这也是他梦想不到的事，然而他的一生出路，竟在这无意中的乱碰碰上了。学生进了什么学堂，找到什么名师，得着什么契友，又得着什么差缺，都是乱碰的结果。在这种地方家庭亲友环境好的人，要便宜多了。这也是与女子出嫁一样。

但这“碰”字，不可误解。碰是两方相碰，非单方的事，也不是纯粹被动。在同样的情形，同样的因缘中，在甲一点不发生影响，在乙便碰成一条出路来，譬如有机关要雇用书记，在某中文精通的中学生，一“碰”便成了“碰”的机会而造成一条“出路”，然在同班同级的其他学生，中文较差的，便仍然无碰的资格。所以机会是看人而定的。社会上有用之才，真是寥如晨星，大半行尸走肉，乞怜于亲友帮忙的人，偶然得一位置，插足其间，勉强充任，死而后己。所以一人只要有一样可取，一艺之长，不愁没有碰的机会。最忌的是庸庸碌碌，没有专才，可以做党部委员，也可以做钱庄伙计，那就难免患得患失做出许多尴尬的事来。中学生最要者，依各人的个性所近，练出一种专才，或书法，或方牍，或中文，或英文，或办事，或交际。人格上也须一点可取的地方，或勤谨，或诚信，或和蔼，或敏捷，或审慎。总而言之，做个“完人”是没有的事，要在有自知之明，能以其所长，补其所短，总不怕没有出路的。

谈言论自由

一论人与兽之不同

今天所演讲的是言论自由，所以鄙人也想在此地自由言论。诸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凡一人声明要言论自由畅所欲言时，旁人必捏一把冷汗。假使那人果然将他心里的感想或是对亲友邻舍的意见和盘托出，必为社会所不容。社会之存在，都是靠多少言论的虚饰，扯谎。我们所求的不过是有随时虚饰及说老实话的自由而已。

语言向来是人的专长，鸟兽所知道的只有饥啼，痛吼等表示本能需要的号呼而已。如马鸣，牛嘶，虎啸都不出于这本能需要的范围。所以老虎吃人，只会狂吼。不会说：“我吃你，是因为你危害民国。”这是人与兽之不同。所以何芸樵主席反对现代小学课本“鹅姊姊说，狗弟弟说”这种文字，鄙人十分同情。《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错，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因为鸟兽没有语言，所以也没有名，遂也没有正名哲学。因此，假定狐狸要强迫农民种鸦片，也必不会正勒种鸦片捐之名为“懒捐”。如果会，这狐狸便不老实了。

二论喊痛的自由

我们须知，人类虽有其语言，却比禽兽不自由的多。萧伯纳过沪时说，唯一有价值的自由，是受压迫者喊痛之自然，及改造压迫环境之自由。我们所需要的，正是喊痛的自由，并非说话的自由。人类所说的话真不少，却很少能喊痛。因为人的语言已经过于纤巧曲折，所以少能直截了当表示我们本能的需要。这也是人与兽的一点不同。譬如猫叫春是非常自由，而很有魄力的。中国的百姓却不然。他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

有人以为做人只须说话，毋须喊痛，鄙意不然。又有人以为民生比民权重要，现在中国内地的百姓已经活不了，还谈到什么民权？其实不然，活不了时也得喊一声，才有鸟兽的身分，否则只有死之一路。这种喊痛的自由才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比什么哲学理论都好。从前于右任先生等党国先进创办的《民吁》，《民呼报》，意思就是为民喊痛。不过民吁民呼，总是悲痛不雅之音，不会悦耳，所以做官的人所愿听的不是民吁民呼，而是民赞民颂。

三言论系讨厌的东西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座，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不过天生人有口，就是要发言论。若大家守口如瓶，结果必变成一个闷葫芦。

我们须知，言论自由是舶来思想，非真正国产。因为言论自由与守口如瓶莫谈国事的实训是不两立的。在中国的经书中及传说中，个人找不到言论自由说。惟有一条，稍微准许言论自由。这就是一句我国格言，叫做“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不过这与言论自由说稍微不同。因为骂不痛时，你可尽管笑骂，骂得痛时，“好官”会把你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