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李银河掀起“性风暴”

像她的学术榜样，暮年的法国大哲福柯一样，李银河每一次讲座、每一种言论，都可能引发出新闻。她竭心尽力维护的与性、与幸福、与正当的权利、与抑制和反抑制相关的观念，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多半巳是耳熟能详的常识了，但是，在我们须臾不得脱离和超越的现实中，她竭力为之争取权利、大声为之辩护、试图将其从罪孽与***的指控和混沌的仇恨中解救出来的行为，比如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一人与多人的性关系，等等。如此超前，如此前卫，有时，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依然是大多数实践者在昏暗的角落里进行的行为，依然是主流社会断然拒斥，至少接受起来无比困难、羞愧难当的行为。因此，除非保持缄默，她的常识一定会与大众的惯性的常识激烈相撞，相撞的双方，一定会伤痕累累。

需要厘清的是，这些最终引发出新闻的“肇事”的观念，并非李银河独家生造。1988年从匹兹堡大学毕业回国时，她巳选择好了自己的学术遒路——对经验和实证，她既有天生的好感，又有直觉上的兴趣。她近20年坚持下来的，也充非是收集、描述无数个体的，与性、爱、尺度和社会轨范相关的经验。然后，她发现，和她的直觉所告知的一样，在我们这里，最容易遭受检查、最容易遭受抑制的，就是这些与性相关的事。在解释这些经验的过程中，她也决定，为这些本该属于却还不属于我们的性权利大声疾呼。

如果李银河是一位荷戟独行孤军奋战的书斋学者，恐怕早就被非理性的舆论吞没了，已经有过这样的先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张竞生先生，那个被斥为“神经病”的性教育的先驱和性快乐的倡导者。刘达临、潘绥铭、张北川，他们和李银河同属一个战壕，尽管他们都遇到了这样那样的挫折，但是，他们毕竟在一个和每个人（也就是恒河沙数的无数人）的快乐和权利相关、又与所谓的传统伦理相龃龉的最大的盲区里，开辟出了越来越多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也在发生巨大的进步，那个因为“先后勾引多名男子与其乱搞两性关系”而获刑的女性，在今天，巳经无法依刑量罪了；而从前被社会所不容、令家人耻辱的同性恋人群，也已经萩得了社会各界极六的宽容和理解。

性学家可能是最不道貌岸然、最接近诚实的一类人，李银河说，获取诚实的办法之一，是彻底地、诚实地问问自己和宽容别人。

近20年，李银河们通过大堡的调查研究，为我们描绘出了这个一向被伦理、被道貌岸然牵连得无比沉重的国度在世纪之交的一幅因冒进和守旧的张力而显得无比生动的性学图景。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人的婚姻、中国人的性、中国人在饮食男女上的观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国人的爱也获得了极大的丰富。无论超前的***冒险家，还是恪守古老伦理的人，他们都用各取其尺度的性和爱，丈量出了这段历史的深刻变迁。

风口浪尖的性研究者

本刊记者：尼克，陈海

有一次，导演张元问李银河：为什么对性感兴趣？李银河想了半天，回答了一句：做性研究的人都特别地道，不假正经。张元点点头，似有同感。

这样的问题被问得多了，李银河也开始正儿八经地问自己。为此，她专门写了篇文章——《我为什么研究性》——“罪魁祸首”是出生的环境和社会的氛围。李银河属于生于1950年代，长于1960年代，1970年代谈婚论嫁的那一代。在那些年代，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要特别加以防范，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是万恶之源，“又怎能不引起我的好奇心？”

现在，她认为，性是了解中国的一把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题便出现了：人可不可以自慰？女性可不可以主动提出性要求？同性恋伴侣可不可以结婚？虐恋爱好者可不可以组织自己的俱乐部？人可不可以合法地购买和享用性的文字、图像和影视产品？人可不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人可不可以参与3人以上的性活动？……踌躇再三，但隐约有个肯定的、理直气壮的回答。而现在，她不假思索：当然可以。

开始是家庭作坊式的调查，和她的丈夫王小波，像当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点冒险犯难的挑战；有一点越轨犯规的淘气；外加一点先锋前卫的叛逆。”最早做单身研究，在《北京晚报》上登了条豆腐块，征集单身志愿者，其中一位男士，30岁上下，跟李银河说，独身是因为同性恋。这是她的第一例同性恋受访者。这位志愿者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滚雪球般，最后李银河共征集了三四十名。另一批最早的受访者是住处附近一家心理诊所的“病人”，主治医生是她的朋友，去那儿求治的，都成了她的受访者。

那年，李银河36岁，刚从匹兹堡大学博士毕业回国。那之前的人生，“都在等待都在准备中”。“还要准备到何时？36岁，真是够晚了。”当然，还有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因素。“从17岁到22岁，下乡，一直在做体力劳动。虽然我也在一天天极度疲劳的体力劳动之后，尽我所能看书，看马克思的书，看鲁迅的书，看当时硕果仅存的《艳阳天》一类的‘文学’书，但是我的生命曾耗费在成年累月的纯粹的体力劳动上。我们当时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凭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安排自己生活的自由。”

压抑多年的做事的冲动猛然迸发出来，一口气搞了10项经验研究。其实，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够她交差的了，但她的研究冲动是发自内心的，不是为了交差。这10项研究的结果是10篇论文，每篇15000字上下。题目依次是：择偶标准，青春期恋爱，浪漫爱情，独身，婚前性行为规范，婚姻支付，自愿不育，婚外恋，离婚，同性恋。回国之前，她还做了个“杜会学百题”的备忘录，现在有时还会翻看，觉得自己比当时的气魄小了很多。

这10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等杂志上，有的被译成了英文和日文，后来，集结成册，取名《中国人的***与婚姻》，虽然只印了4000册，但已经挺满足的了，她还见过只印300册的学术书呢。

论文发表了，书也出了，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研究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不为了改变什么，也不为了和谁战斗，真有影响，那也是副产品，自己的目的，首先是经验研究：描述世界，解释原因，仅此而已。

一个电话惊醒了她，一位中年女士在电话里开骂，“你们全家先同性恋试试！”她猜想对方可能是受害者，丈夫是同性恋，开骂的电话一天能接好几个，还有人写信，写各式各样的信，还有会议、报告的邀请函。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以及自己和当下中国的紧密联系。

顺着***这条线索，她还有些不大不小的发现，但巳经够让自己惊喜的了。“以社会、国家和文化的名义压抑性的表达，原因恰恰在于在我们这里‘个人’尚未形成。因此，义务是好的，权利是坏的；尽义务是美德，要权利是邪恶；尽义务受褒赏，要权利遭贬抑。在性的领域个人可以拥有哪些权利却完全没有概念。”

选择经验研究，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这里的人往往偏爱气势恢宏的高淡阔论，而我的抱负是要做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就是想分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但是众所周知，这并不容易，有时真话也挺没劲的。为了和信口开河者划清界线，我甚至不惜把自己搞到矫枉过正的地步。”看到那些高谈阔论的研究，就为别人捏把冷汗。“人家的一个小标题，在我看来已经够研究一辈子的啦。”

这些发现对她来说是重要的，她决定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为了公民这个概念”，参与公共生活：率先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卖淫非罪化”、“性产业非罪化”；投身“同性婚姻在中国的合法化进程”；又支持“闪婚”；“同性婚姻”提案第三次受挫，但她表示仍继续提交；“憧憬多边恋”、“为一夜情正名”而身处风口浪尖。风暴袭来，一个学者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她最新的计划，是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调查，关于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一个村里去防问这个村里的所有妇女，然后看看，这个新课题，又会怎样激发自己的好奇心，又有什么是被遮蔽的。

（本文参考李银河相关文章）

外表有多规矩，内心就有多不羁

本刊记者：刘天时

李银河女士看上去就不像是能与别人起争执的人。

她的米相、她的衣着、她的举止，也都是圆墩墩的，没棱没角的，没所谓的样子。

比如，当摄影师提出给她舶照：作为女士，她还是掸了掸衣襟一件颜色图案剪裁全都模糊一团的布衫，喜盈盈地抿抿嘴，说，哈，赶巧儿，昨儿刚做了发型，今儿个还化妆了。她的这个“发型”，应该是指她那智慧的脑袋上油光光疑似假发的蘑菇云；她的这个“化妆”可能是指涂了一个边缘很不整齐的鲜红的口红。

然后，一边厢，摄影师拉开架势，时而俯仰坐卧，时而调整反光板，时而转换背景；一边厢，这位因研究同性恋、多边恋、性倒错、酷儿，被认为“思想前卫”的女知识分子∕完全配合不出一个“酷”的形象来：她在沙发里坐得太实、她的笑太自然、她的目光太不焦虑，她看上去太随和、太朴素、太不狠、太不拽了，怎么看怎么是“先锋女权主义女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李银河女士听上去也不像是有口才有兴致与人唇枪舌剑的人。

听她讲话，你简直就要怀疑，银河女的“无可无不河”，很有可能不是外表的假象，很有可能是表里如一的“境界”。

一口又轻又飘的北京话，她甚至都不能算一个擅长口头表达的人；而且是不怎么热切于表达的人，她自己都说了，“反正我自己没说话的需求”。

当她说起她的研究，说起：有同性恋给她写信，赞她是“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省六十多岁老夫妇给她写信，反复详细地描述他们和谐的性生活；有老色鬼给她写信，奉上自创手绘色情漫画配打油诗，讴歌男性生殖器；有老干部给她写信，骂她是陈世美的后台。

她说，这些都没什么可得意的，也没什么可生气的。哈哈哈。各人有各人的活法，还莫丰富多彩啊。哈哈哈。还真有意思。

她说她的研究完全出于兴趣。这位以乐趣驱动工作，而搞出些动静来的、被认为有些出位的女士，似乎也没什么野心。作为一个“有影响的人”（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她竟然说：一个人（对社会进程）能有什么作用——我不是特乐观的——没什么太大作用。

“无求”、“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样总结自己如今境界的李银河，可还有一点凡心？但可以肯定的是：她远远不是一个一惊一乍的人，远远不是一个举轻若重的人。她的确很“自然”、很“自然而然”——在这一点上，相当出众。

那么，这一次，是怎么了？这样一个“不出彩的”李银河怎么成了新闻的焦点、争议的中心？怎么搞到后来好像急赤白脸的越辩越不清白似的？哪儿出了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个“自然”上呢。

如果仔细检查一下，这次“事件”中李银河的言行，基本上，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说：没问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首先，婚外情、同性恋、多边恋、虐恋、乱伦，这些事实从来都存在，这些话题也从来都存在。李银河，在媒体多次的暧昧的提问下多次表示自己是“更钟情于‘一对一’的异性恋者”。李银河，在以上领域的实践上“无所作为”——起码她本人没有泄露过，而外人也从没有确凿地证实过——所以，也真不好把李银河比作普罗米修斯；至于话题，至于研究，李银河引介国外的一些新近现象和理论，是学者之本分，将之比作布鲁诺，也更近于一个善意的玩笑。

至于后来争论涉及的：别人有权利做你不喜欢的事、启蒙、启蒙的陷阱、多元化，李银河的回应也可以说是有理有利有节——还是相当温和的。最激烈的表述，大概就算在博客里怜惜自己，“好心当成驴肝肺”。

那么，李银河题为“关于爱情”的七夕讲座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李银河一度遭遇热烈的网络讨伐，为什么李银河成了媒体“妖魔化”（李在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自己正在被妖魔化）的对象？

在博客里，李银河本人仿佛有所觉悟，她说：

……那么多人的歇斯底里说明了什么？大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克服不掉的隐秘欲望，那就是性。它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一直阴魂不散，让无数人感到惊恐不安，手足无措。压抑是文明不得不付的代价。没有压抑人就无法相处。但是我坚信，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少的社会一个不合理的社会是一个压抑较多的社会。中国现在就属于压抑太多的社会，许多人的欲望受到庄‘抑。中国人哪，我在为你们各种各样隐秘的欲望辩护啊。可是，这个辩护引起了阵歇斯底里。

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