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平方千米的黄沙，像是掉队的士兵，它随时会被新力量所吞噬——它可能用于继续延伸工业大道，也可能是让植被自由生长。毛乌素沙漠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它宣称自己是沙漠，却储存着大量的地下水，在过去的6天里，它还不间断地经受着降雨，不管多弱小的植物都敢于挑战它的冷酷，我看到低矮的杨树连成一排，突兀地生长在沙面上。雨后的下午，蓝天白云，四周空旷，穿过一片杂草和梯田，你可以看到铁路桥和通向包头的省道。这一小片沙漠，变成了榆林市的玩具，令人联想起那些大城市的游乐场和动物园。它提供安全的新奇感，适合于恋人的到来，黑夜里在此观察星空，喝啤酒，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这种错位感也发生在那些暴发户身上，很多人带着尊敬的口气谈起高乃子，他是陕北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据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高刀子”。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并且都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大多数人的口气平静，他们相信高乃子拥有一种过人的品质，他对朋友忠诚，对他人慷慨，这种忠诚与慷慨使得他变成了阿甘式的人物，在过去5年煤炭业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中，他获得了斐然的成功。据说他的个人财富在5年的时间里激增到60亿元。虽然这些数字令人不置可否，但他肯定是陕北的能源奇迹的化身。

就像海湾国家可能陷入“石油的诅咒”一样，今天的陕北也可能陷入“煤炭的诅咒”。他们通过挥霍储存了上万年的能源（它也属于我们的子孙），而迅速获得繁荣，并被这种繁荣所毒害——他们缺乏动力去创造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满足于不劳而获。他们还可能污染掉未来几代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矿区的神木、府谷的富豪正不断外迁到西安和其他大城市，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而不是故乡。

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越来越期待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情感的连续感。“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的不利条件最多，”曾是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领导者的o·j·特德在1938年写道，“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笔大财富，五十多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地躺着。”

我不知道，今天的陕西人读到这段话作何感想。一般情况下，他们喜欢将自己的地图形状形容成一个“跪着的兵马俑”，而非“要死的乞丐”。历史变化总是充满着不测，六朝古都的西安曾是中国最强盛时期的象征，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它所在的省份却成了最落后与多灾多难的地区，接着它又变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起点，而如今它的故事却是一段新的暴富。

只有我踩过了汉中、西安和榆林这三座城市的土地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陕西的复杂性。关中平原将陕西省一分为三，关中是最富裕的地区，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它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穿越秦岭之后的陕南则是另一个世界，它像是四川，而不是北方中国；而陕西北部则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是贫瘠的代名词，或许正是这种贫瘠使得它收容了远道而来的红军。

在过去30年中，陕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它的转变更带有某种标本意义。就像它在文学上的表现，来自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陕南的贾平凹，像是中国人内心变化的三面镜子，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窗帘”是陈忠实的城市想象，就像路遥的永远是乡村男孩对城市女孩的渴望，或是贾平凹即使试图书写城市，写出的也只是一个物产更丰沛的乡村……他们摆脱不了那股土地的味道，但是他们同样传递了各自定义的希望、梦想与尊严。

对于我试图了解的煤矿老板也是如此，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品位不佳、思维单调，但是他们试图过上更美好的生活的渴望却是真诚的——尽管在此刻，美好的标准常常就是昂贵。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你看到他们身价过亿，却仍旧保持着从前的吝啬和土气，他们的少年时代是这样的，今天也仍旧如此，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像我的很多计划一样，最初的命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过分宏大的计划。我期待对于陕北的探究，拥有更丰富的层次。它不再是一群暴发户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所作出的真实反映。我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

我即将准备描绘的故事就是榆林市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是陕北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也会提到很多陕西的历史与人物，记忆与现实，它们共同构造起这些年轻人生命的交汇点，使他们既独一无二，又蕴涵了整个时代的颜色、声音与味道。

一个餐馆老板的政治经济学

“要不要喝啤酒？”

40天的旅行里，每天中午坐在一个新的大排档时，我和阿东总要这样开场。在旅行开始时，是那些黑龙江的热情的招待者们不停地劝我们喝，那是他们表达情谊的方式，有那么几次，我差点就滑到了桌子底下。我记得在黑龙江爱辉县——我们的行程的真正起点，中午和健谈的博物馆馆长喝上了几杯，下午时我就在一位被采访的老人家里睡着了，铺着蓝色碎花布的沙发柔软而凉爽，半梦半醒间，我听到年过八旬的老太太谈起她的父亲是拉着马尾巴穿过黑龙江的。大约100年前，一场屠杀在江对岸发生，俄罗斯驱逐了在那里居住了很多年的中国人，我还听到了村子里的狗吠和鹅叫声，夕阳正在西下，夜晚即将到来……

旅行经常是烦闷的，也不那么需要活跃的头脑。于是，我们开始主动喝上两杯，我们总试图去品尝本地的啤酒，可惜从来分不出区别。有时我们起得太晚，午饭就变成了早饭，两瓶酒过后，世界变得温暖、美妙、眩晕，那时走在小城的老街上，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古道热肠……

40天下来，我经常向别人夸耀自己的酒量大增，确切而言，增加有三倍之多。当然，我从未进一步坦白——是从半瓶啤酒增加到两瓶。

我短暂的自信在来到陕北榆林时，迅速被击溃。他们甚至不理会喝啤酒的提议，一切从喝52的西凤白酒开始。三个白瓷的小杯子放在一个托盘里，像是一场桃园三结义的简单仪式，作为桌上的陌生客人，我要接受轮番敬酒，然后回敬。礼仪是复杂的，指向却明确而单调——客人理应醉卧他乡，不省人事。

郝国华是在我明确地感到耳热酒酣时，走到桌旁的。如果不介绍，我不会相信他是这家名叫泰和酒家的老板，他双颊消瘦，鼻梁上架着一副普通的金边眼镜，开口时吐字过分清晰，像是经过专业的普通话训练。他的形象和我在旅途中不断见到的那些民间知识分子更为相似，他们都熟悉本地情况，善于表达，对自己的判断具有不容置疑的自信，也都有些怀才不遇的酸涩。他们常常是一个社区的信息中枢，并在关键时刻，会将自己的话语影响力转化成实际的权力。中国历史的变革动力，不经常都是由一位鲁莽、果敢、富有魅力的领袖人物，配上一小群在原有秩序下不得志的知识分子所造就的吗？至于那些跟随着揭竿而起的大众，则经常只是提供了茫然无序的、等待被引导的能量，他们是历史的音符，却不能提供旋律和节奏。

“新闻媒体对于陕北的报道太片面了。”在听说我来自北京的杂志社时，郝国华这样说。之前，我品尝了他赠送的羊脸肉，切成薄薄的一片片的羊脸肉被放在一架羊头骨里，它的味道有点儿膻，却提醒我这一带正是与草原交接之处。他还送了我们一首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清晰地听到“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五十里路上看妹妹，半个月看了十五回，就因为看你跑成罗圈圈腿”这句歌词。真可惜，他没有唱那些更露骨的酸曲。我有时在想，如果把那些直截了当的歌词用在写给受过太多教育的姑娘的情书中，会是怎样的结果。在黄土高原的漫天黄土中，生活与色彩一样单调，情爱因此获取了巨大的生命力——它既是生活意义所在，也是主要娱乐的来源。

是的，我对于陕北一无所知，等待着他这样的地方智者的启蒙。出生于1964年的郝国华是土生土长的榆林人，是一对工人夫妻6个孩子中的第5个。他读小学时已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时间，在样板戏、秧歌舞构成的艺术世界中，他发现了自己的歌唱才华，在高中岁月时他还迷上了信天游，四处收集陕北民歌。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生活一波三折，通向大学的道路狭窄，他先是成为榆林市第一毛纺厂的工人，并最终如愿地在1988年考入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习经济管理。

毕业后，他先在榆林天然气化工厂工作，然后成了皮革厂的一名销售员，销售厂里生产的皮鞋、皮大衣。他的商业才能也是此时被训练出来的。一年内，他卖出了52万元的货物，考虑当时每双皮鞋不过三四十元，每件皮衣300多元，这是个惊人的成就。因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南方谈活”所刮起的经商风，是从东南沿海逐渐吹到西北的榆林的，1995年起，郝国华开设了自己的鞋店。他不从本厂进货，也不选择西安，而是直接前往上海，那里货品多样，价格也便宜。他买了两张火车票，和外甥两个人先是前往上海，8万多元的进货钱放在随身的一个篮子里，上面盖了一块破布，内心惴惴不安。到上海时，有人对他说，上海的鞋都是从广州过来的。于是，他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他抵达广州时已是晚上11点多了，当晚住到了陕西驻广州办事处。第二天，他开始进货，专寻新潮的东西。第一次冒险的运气不佳，8万多元的货托运到榆林，只剩下一半左右。他眼睁睁看着西安火车站的工人直接打开包裹把鞋抢走。

此后，他的商业生涯进入了相对的坦途，到了2000年决定关门时，他积累了一笔在当时的榆林也不算太少的钱。那时的榆林似乎仍和10年前差不多，安静却有点萧条，古老也有点衰败，但一场戏剧性的变化正在到来，事实上，他也算卷入了其中。2002年，他在距榆林市130公里的子长县的一座煤场里帮忙，在10个月里，煤炭的价格从每吨60多元上涨到9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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