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发生后，我就意识到煤炭价格要上涨，然后是美国与伊拉克的战争，那时石油每天也在飞涨呀。”我不清楚郝国华在多大程度上高估了自己当时的判断力。在两天后的第二次更私人的谈话中，他显得比初次见面时更为镇定，更愿意陈述他对历史的看法，喜欢提到那些宏大、抽象的概念。但我想倾听的却是他的个人经验。

不管他对于煤炭价格的预测多么有先见性，他也没有从2003年开始大幅上涨的煤炭价格中赚到钱。

2005年，郝国华开办了泰和酒家。这个时候的榆林已与从前大不一样。推土机、吊车、筑路机散落在四处，那些因煤炭致富的人开始花费他们的财富，购物中心和大小餐厅不断兴起。他在2005年租赁这处房子时，房价是12元一平方米，到了2007年9月，已上涨到将近48元一平方米。当我在餐厅等他从厨房里出来时，隔壁的一对不过20岁左右的年轻情侣正在吃饭。结账时，那个男孩子满不在乎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三公分厚度的百元人民币，从中抽出了两张。大量的现金，是如今的陕北给人最鲜明的印象。

泰和酒家一桌饭的平均价格是260元左右。“我们是中等价位的，”郝国华说，“他们的一桌消费都是几千元或者上万元，他们针对的都是些煤老板、油老板等大人物。或者是政府部门的高级干部，但前期投资也高。”

而泰和的定位，则是这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和普通官员。“一个县级干部下面至少要有七八个科级干部，我去做他们的生意，我的装修没有那么高档次，我的饭菜也很实惠、合胃口，每桌四五百块钱，他们回去报销问题也不是太大。”

郝国华的确是个独特的餐馆老板，甚至会计算一桌饭的烟、酒水的价格大约是菜钱的165倍。在他店里，汾酒、太白酒与西凤酒销得最好。他也会抱怨食物价格的上涨，并以一盘木须肉为例给我分析：“原料是肉、白菜、木耳还有青椒，如果肉涨一块钱，白菜涨一毛五分钱，青椒涨八分钱，但最终上涨的远不只这个价，因为色拉油涨价了，白醋涨价了，调料涨价了，水费涨价了，煤气涨价了，人员工资涨价了，洗涤剂涨价了，每一道工序都很重要，这盘菜三个月中上涨了四块钱。”

此刻的榆林给人的印象，的确是什么都在建，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东西都贵。不过，郝国华对于未来仍充满担心：“这些资源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大同、铜川，这些矿区出现的问题，在榆林都会出现。”他的这种忧虑感是在一次前往北京的公路上产生的，他看见运煤车一辆辆开走，车队漫长得没有尽头。“它终有穷尽的一刻吧，可能也就持续40年。”他对我说。而且财富是以如此不平衡的方式出现，“吃肉的继续吃肉，喝粥的还在喝粥。”他昔日工作过的毛纺厂、皮革厂，如今都已没落。

令他更加遗憾的是，这座城市丰富的记忆正在丢失。那些记载着他少年印记的小巷、防空洞、城墙上的革命标语，都正在消亡，都让位于一模一样的混凝土结构，这似乎是所有致力于现代化的城市的宿命。当这阵淘金热最终过去时，这种记忆上的遗失，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他觉得自己的下一代的童年反而没有自己那个什么都匮乏的童年更欢乐。

一个煤老板的际遇

“先来8斤羊肉。”洪波扫视下桌上的其他4个人，然后语调平缓地对服务员说。这个小姑娘有一双细长的眼睛，看起来只有16岁。照例，洪波和她闲扯了几句，他的陕北腔太重了，而且总是吞音，于是那些词句就成群结队地从他微微张开的厚嘴唇中滚了出来。

我大概猜得出内容。自从高中时代，他就是个很讨姑娘喜欢的男孩子，知道怎样在几分钟内将她们逗得咯咯笑。如今，那个曾经清瘦、有点像姜育恒的男孩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个腰身浑圆、腹部凸出的中年男人形象，毛茸茸的黑胡子和那张胖胖的、颜色暗淡、有点油腻的脸，加深了中年的印记，有点像《食神》中的“唐牛”。

经过两天的相处，他对我的问话不那么拘谨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张坐了10个人的大圆桌上，在座的主要是他在榆林中学的同学。距离高中毕业13年了，当初的少年意气似乎又回来了，他们称呼着彼此的绰号，回味着那些尴尬事。他们大多出生于1971～1973年之间，有的来自乡村，有的出生于城镇。榆林中学是陕北最好的中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刘志丹正毕业于此。他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这所中学，共同度过了三年高中时光。他们记得那个时候的榆林，萧条、贫穷却不乏诗意。他们踢球，传看金庸，疯狂地写诗，留着郭富城式的发型，取笑班主任的健美裤，其中成绩最优秀的梦想着考上大学，离开榆林，到省城西安，或者更远的地方。

洪波坐在人群中，沉默，比周围人看上去更成熟，或者说更苍老些。每个人又自动归位到高中时代的各自角色。在整个高中时代，他没给其他人留下太多的印象。班里的59名同学，一半来自城市，一半来自乡村，像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榆林是一块面积达43578平方千米的城市，包括11个县和一个市辖区。榆林中学位于市辖的榆阳区，它一直是陕北的政治与商业中心。洪波是那一半乡村学生中的一个，来自最北的神木县。就像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的时尚，要过上几年才传到西北的榆林，而城乡间从未弥合的差异，则使来自乡村的同学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更匮乏。进入这所好中学，又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压力，他们要对得起学费。课间休息时，城里的学生在操场上嘻嘻哈哈，而乡村的孩子们则安安静静地坐在凳子上。

洪波没有考上大学，59个学生中只有3个被录取了。第二年，他和很多同学一样自费前往西安读书，在一所财经学院，他学了三年的会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榆林像陕北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你们还有皮夹克穿。”他的高中同学彩彩曾有过这样的尴尬遭遇。在很多西安人心目中，陕北人仍旧头戴白羊肚毛巾，张口就是信天游。

三年学业后，洪波回到了神木县，他依旧要为自己的生存挣扎。知识看起来没起什么作用，他成为了一家电石厂的开炉工，每月500元的工资。电石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是碳化钙，是无烟煤或焦炭与生石灰在炉中由高温冶炼而成。洪波的工作是每隔一两分钟，就把长长的铁钩伸进冶炼炉中搅一搅，有时他还负责为炉子添加燃料，把一铲又一铲黑色的煤与白色的石灰送进炉子。

“我曾经喝水喝醉过，”洪波在热气弥漫的冶炼炉旁对我说，“那天特别热，我一直流汗，一直喝水，不知为什么就晕倒了。”在带我们参观他曾经工作过的电石厂时，他顺手夺过工人们手里的铁锹，向炉里添煤。他那发福的身体突然变得灵巧而有力量，姿势标准。他和其中一位热烈地握手，几年前，他们在一个工作组。

“如果我不离开，顶多像他这样，成为一名技术人员，管几个工人。”洪波离开电石厂时说。电石厂巨大的钢铁管道、高温的电石块、浓重的烟尘、37c的废水，都令我印象深刻。

因为偶然的机缘，他成为一家焦炭厂的出纳。这是他新生活的开始，他天生对数字的敏感，和大学时学的财会知识开始发挥作用。他是个勤奋而谨慎的年轻人，不断冒出的煤矿和焦炭厂则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专业人士。这是个紧凑的小世界，他的名声很快就为他赢来了更多的机会，高峰时期，他代理10余家小型煤炭相关企业的财会业务。2004年起，他用赚来的钱投资参股焦炭生意。

他赶上了煤炭价格不断上涨的黄金年代。他曾经只期待“当个厂里的会计一把手”，结果他发现自己获得了从未想象过的财富。他在西安买了房子，他的儿子在一所著名小学念书，他的妻子成为全职太太。他每个月的时间平分在神木县与西安两地。去西安叫“下去”，回神木则是“上去”，在陕北口音里，“下”的发音是四声的“ha”。两地相距600多公里，他开着那辆有点旧的黑色索纳塔要走上六七个小时，有时会困倦得停车休息几分钟。

有两天的时间，我坐在这辆索纳塔里，他带着我去看他的炼焦厂，去登二郎山。我记得从神木县到府谷县的路上，我第一次看到传说中运煤卡车排成的长龙。每辆卡车载着六七十吨煤，一辆接一辆地等待通过检查站，大概有30公里之长。等待是漫长而无奈的，耗上两三天时光是正常的。各种服务也因此而生，卖零食、面条、香烟、扑克牌的小贩们四处出现，一些打扮妖娆的姑娘还会为孤独、烦躁的司机们提供身体上的慰藉，卡车驾驶室的窗帘一拉，就是另一个快乐的小天地了。

坐在时走时停的车里，洪波断断续续地讲述着焦虑与期望。他的行业是真正的关系密集型行业，一座煤矿、一个炼焦厂，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技术，但是如何获得作业的许可却要大费周折。谁都看得到府谷县城烟尘笼罩的上空，流经神木县的窟野河的一半面积被黑水所占据，城市里的居民经常在超市里购买大量纯净水以挨过断水的日子。这里是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的缩影。也因此，关系是那些小矿、小厂得以延续的依靠。几乎每个这样的小机构，都与政府或者垄断机构有关，官员们以变相方式入股，他们提供保护，并获取大量金钱上的回报。他们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讲究信用和人情。除去专业上的财务工作，洪波还要陪着这些官员们吃饭、去kv，有时还要咬咬牙给他们买一块劳力士手表。

他比从前富有得多，但是生活习惯却保持着一贯的简朴，似乎也从未从那个乡村穷孩子的内心走出来，12万元一块的手表，还是令他很是心痛了一段时间。

他希望离开这种生活，人际交往令人太疲惫，又担心政策总是在变。最近一年，他一直试图将若干小厂合并成一个大厂，然后逐渐退出一些厂矿的股份。但是他又担心一旦真的离开，他该以什么为生活的中心。他说“干点喜欢干的事情”，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他对儿子的未来充满期待，为了保证儿子能够得到最好的对待，他慷慨地送礼给教师们，令一些西安的家长心理失衡。他还准备在北京购置新的房产，比起其他投资，这既具体又可以控制。

这些迷惘不会妨碍他对生活的享受，他是个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乐趣的人。我喜欢看他大块吃羊肉的状态，他趴在电脑前聚精会神地玩扫雷游戏，或是用qq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朋友聊天，他说最近他喜欢上了红酒，晚上独自看电视时会喝上几杯，并按照流行的方式在杯子里加几块冰……15年前的那个农村少年，从未梦想过有这样舒适和丰沛的生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