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午后闲散的台南孔庙，遇到一位坐过国民党监牢的老人，看着他指着孔庙院子里那些石雕的汉字天佑台湾说：台湾人太狭隘了，孔子是世界的孔子，不是台湾的孔子，也不仅是中国的孔子。

青天白日旗与福尔摩莎

在香港机场的中华航空的柜台前，我领到台湾的入境许可证。一张浅绿色背景的长方形薄纸，折上两下，变成一本护照大小的简易证件，封面上是楷体的“中华民国台湾地区入境许可证”字样，上面还印有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图案。

那是1906年冬日的东京吧，在同盟会的干部会议上，孙中山坚持当以加上红色底的青天白日旗作为未来的“中华民国”国旗。是孙中山的同乡陆皓东绘制了最初的青天白日旗，作为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的旗帜。蓝色底上的白色太阳，意味着光明正照自由平等。起义失败了，陆皓东成为“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孙中山相信，红色底衬托的是对流血的革命者的纪念。

革命的成功比想象的更快地到来，也更快地幻灭。1912年，中华民国诞生了，但到孙中山去世的1925年，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只在广东时断时续地飘扬过。革命的果实，被窃取，被转手。1928年12月，东北的张学良通电全国，将他的属地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归顺了南京国民政府。此刻，除去台湾尚在日本统治下，中国领土均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80年过去了，对于生活在中国大陆辽阔土地上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只在历史课本上见到过孙中山的设想。而我在台北第一次看到了这面旗帜在真实地飘扬，从桃园机场通往市区的高速公路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孤零零地挂在一座人行天桥上，没有风，旗布无精打采地垂下。

“前几天，上面站满了警员，”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他们防止有人‘炝虾’。”台湾味的国语是稍微变形了的福建普通话，鼻音浓重，很好懂，但“炝虾”却难以理解，像是一种具有特别含义的食物。后来才知道它是“呛声”的闽南语发音，意指人们口头抗议，表达不满。

台北的计程车司机，似乎比北京的同行更健谈。未等我继续发问，他已开始兴致勃勃地说起陈云林昨天被围困在晶华酒店，一位中央电视台女记者被打，而马英九正在调动大批警力保护来访的大陆代表团……他语速仓促，声音亢奋，上一句尚未结束，下一句已经开始，仿佛若不这样，就不足以表达事态的紧张。出租车里的收音机也正开着，音量很小，隐约听到两位电台名嘴正在争论……黄色的出租车向前疾行，台北101和新光三越的尖顶出现了，道路两旁不知名的红花正在开放。

这是我第一次到台湾。一个小时前，透过机舱窄小的窗口，看到原本只是白色云层与蓝色海面的视野中，出现了陆地的轮廓时，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接着是海岸线，它太平坦了，海水温和地拍打着陆地，再接着是线条切割分明的稻田、低矮房屋、细线式的公路、河流……

它翠绿、富饶而湿润，就连云朵都显得丰腴，让人不禁想起“福尔摩莎”这个词。据说是葡萄牙的水手们在1543年首次看到了台湾岛，大声用葡萄牙语喊出“福尔摩莎”——美丽的岛屿。它后来成为了台湾的英语名称——formosa。这个故事动人，却不见得可信。那些终日在海洋上漂泊、烦闷异常的水手们，或许会对每个岛屿都喊出“福尔摩莎”吧。

不过，误解却经常是历史的本质。据说，连“台湾”这个名字也来源于误解。最初从台南登陆的汉人，问起当地的原住民这里的名字。这个原住部落名叫“aywan”，他们语言不通，就把部落名字当成了地名。汉人们回到泉州、漳州后，家乡人问起他们去了哪里，回答便是“去台湾”。

昔日的水手们从茫茫海洋而来，登陆时的喜悦可想而知。我们早晨8点从寒冷、干燥的北京出发，在香港作短暂的停留，下午4点就着陆到了这温润的“福尔摩莎”。那股莫名的兴奋，早已不是探险者们对陌生地域的发现，更像是对各种既有认知与情绪的碎片的印证、梳理和拼贴。一切注定是熟悉又陌生的，一切也注定是清晰又混乱的……

我还记得对台湾的最初印象。1987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费翔唱出了《冬天里的一把火》。那时，我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小学上四年级，对于潮流一无所知，却记住了他那副与众不同的样子——长长的黑裤，红色的短上衣，脖子前面系着黑领结，当然还有他那波浪式的发型。他来自台湾。也是在那段时间前后，来自台湾的电视剧《一剪梅》风靡了大陆，我妈妈是个热心、容易落泪的观众。我也记得，1989的秋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了三个少年组成的小虎队，而《青苹果乐园》的旋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初中岁月里，比赛谁知道的来自香港、台湾的流行歌手多，是同学间的主要游戏之一，男生们假装赵传式的酷，女生们埋头琼瑶的。我那个总喜欢穿红裤子的同桌，喜欢《失火的天堂》。

高中岁月时，让我着迷的台湾改变了。我爱上了李敖，那正是沉迷于反叛的年纪，与其说是李敖的思想，不如说是他的放肆，让我心潮澎湃。我憧憬台湾大学的校园，和园中的杜鹃花。顺着他的线索，我翻阅柏杨、殷海光、雷震，进而是胡适。这些匆匆的，让我对“五四”一代产生了兴趣。也就是说，生活在北京的我，却是通过台湾来开始认识民国时的中国，来理解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

当少年的文艺情结减弱时，台湾对我的影响开始退却。强大和宽阔的美国影响出现了。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丰富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台湾的影响仍四处可见。台湾的商人涌入中国的沿海，他们开办工厂，将来自内地省份的年轻男女训练成流水线工人、将世界的订单引入中国，他们也使卡拉ok蓬勃发展，开了连锁的上岛咖啡，空气里飘扬着台湾牛肉面的味道……在大城市的跨国公司里，台湾人与香港人仍占据着更高的职位——他们的唯一优势是来自于更早接受资本主义训练的地区。

比起经济与文化上的日渐熟悉，政治上的台湾仍旧陌生。有那么一段时间，像所有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一样，我对于台湾的民主模式，满怀敬佩。在经济增长之后，民主政治会自然到来吗？中国也将跟随这条道路吗？蒋经国是我心目中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懂得退出权力。我也对台湾的一代知识精英们相当折服——他们从未停止过抗争。

对于这一切，我只是泛泛地了解。当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后，台湾民主政治的吸引力逐渐降低了。在中央电视台的画面上，我早已零星见过台湾“立法委员”之间的拳脚相加，还有黑金政治。而在陈水扁任内，政治的品格、民主的品格，似乎又继续降低，政治逐渐变得和娱乐业差不多了。也是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大陆开始陷入全民娱乐化的潮流中，公共空间变成了一个秀场。台湾再一次对中国的文化潮流产生了启发。20年前是罗大佑、琼瑶、龙应台，而这一次是吴宗宪、林志玲与《康熙来了》，政治人物与新闻也是其中一部分，从陈水扁到璩美凤，似乎没人真的在乎他们的政治主张。据说那些少量有机会前往台湾旅行的观光客，最喜欢在酒店里收看台湾的政治新闻节目——一幕接一幕，比戏剧更精彩。

这是个新世界了，但古老的幽灵仍偶尔来访。三年前的初夏，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新闻标题提醒了历史的连续性。蒋介石与毛泽东相互厮杀的记忆被暂时搁置，让我们回忆那些短暂的甜蜜吧。那是北伐、打倒军阀的岁月，那是共同抗击日本人的日子。

国家的统一，一直以来是中国不容置疑的主张。而统一一定是由国家政权来完成的，它要将一切异己的声音，都纳入自己的系统之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国家的唯一问题就是扼制国家以外的其他力量——如商人、军队和宗教社团——的发展，防止国家的最上层发生危险的分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曾这样写道。

到了近代，统一变得尤为重要，因为被割让给入侵者的领土，是屈辱的象征。洗刷屈辱的欲望驱动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政治与社会。

于是，统一台湾带有了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曾因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被割让给日本，是近代屈辱的遗产；另一方面，1949年后，它则被对立力量所占据。统一既关乎历史，也关乎此刻。既是中国传统力量的回响，又与近代的新经验有关。

这种观点或许很少被清晰阐述，却模糊而有力地深埋于政治人物头脑之中，也弥漫于中国社会。“台湾独立”是个如此敏感的话题，在我长达6年的新闻记者生涯里，我们小心翼翼地谈论着有关台湾的议题，严格的审查也一直进行着，编辑们最严重的错误之一是，在文章中提到“台湾”时，忘记在其后加上“地区”两字。我记得那个气氛紧张的早晨，在一篇报道中，一位记者在写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时，随手把台湾并列在韩国、日本、新加坡之列，并称它们为“这些国家”。他的无意之举被扣了整整一个月的奖金。我也知道，在互联网论坛上，台湾问题，就像日本的靖国神社一样，中国青年对此发出的是压倒性的、不容置疑的声音。

但是，在这种表面上的敏感与重视的背后，是中国大陆对于台湾的一贯情绪。前者其实从未真正对后者产生过兴趣，从未试图理解后者，从后者的角度来思考。表面上的好奇，经常是一种浅薄的猎奇，人们其实很少思考台湾的模式能给中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启发。在过去8年中，中国似乎变得更强大、更自信了，而台湾则看似被边缘化了……

躁动的夜晚

2008年11月6日傍晚的台北，潮湿而微热，空气中紧张与兴奋夹杂。台北正在实行交通管制，一些道路被封锁了，车子绕来转去，或挤在一处。大批民进党的支持者正集结在圆山饭店门口，继续抗议陈云林的到来和马英九政府。

称谓仍是个敏感的话题。我们到达的这天上午，马英九在台北宾馆会见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他们笑容满面地握手、互示温情，但后者是无法叫上一句“马总统”的。不管北京多么欣赏此刻的台北，在中国官方的语汇里，马英九只能是“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我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到来。它与陈云林的访问有关，11月3日，陈云林前往台北的新闻，像是一桩尚未发生、就已被定义的“历史事件”——1949年以来前往台湾的最高规格的中国官员。全球的媒体蜂拥至台北的机场，记录着专机着陆时的历史性一刻。陈云林的前任，风雅而望重的汪道涵，离去前仍在抱憾未能和同样风雅而望重的辜振甫在台北相见，如今陈云林和江丙坤实现了它。

我们生活在词语滥用的年代，这也包括“历史性的时刻”。它频繁地出现，不断贬值，以至于经常成为政治人物和新闻记者语言上的自我满足。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缺乏勇气的年代，以至于一点微小的进步、姿态性的改变，都变成了自我庆祝的理由。在电视画面上，我看着那架机身上喷绘了五个福娃的专机起飞，也知道这一行双方将签署协议，直航、直邮、更多的包机，这是双方政府与社会早有的共识，不是什么意外之举。而且，多年以来，双方最大胆的举措，也仍停留在经济层面上，认定只要一起赚钱，就必定达成统一。如果海峡两边都仅仅是商人的话，一切早已迎刃而解。但是，社会总是由更复杂的人群构成，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仅仅是利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热衷于将大熊猫送到台北的动物园、购买台南的水果、吸引台商到沿海设厂，但收效却没有想象的那么明显。陈水扁或许对经济一窍不通，却深谙如何挑动族群与身份意识，以稳固自己的权力。

陈云林的到来，也适逢台湾社会自身的转折时刻。有关陈水扁贪腐案的报道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台湾正准备将自己的“前总统”送上被告席，曾令人惊叹的民主尝试充满了幻灭。而台湾社会似乎也正为此而撕裂，一种空前的混乱、迷惘与失落似乎正在到来。这一切，似乎就像是台湾电视中街头抗议、“国会”打架的新闻画面的延续。

站在抗议人群中，和透过电视画面观看是两回事。夜晚9点，才走过圆山捷运站，我就听到了远处的喧闹。有高音喇叭传出的讲话声，人群的吵闹声，还有一种刺耳的汽笛声——不知它从哪里发出。

我们循人群与声响而去，走过酒泉街旁的中山足球场时，看到蓝色衬衣的警员们正松散地站立着。他们很年轻，大多鼻梁上架着眼镜，斯斯文文，像是一群正在军训的学生。在5号门口，我看到了整齐地排放在地面上的防暴服，透明盾牌、深蓝色的警帽、制服、黑黑的警棍，一堆堆整齐地排列在一起，在黄色的路灯照耀下，像是一幅静物写生，国家机器的暴力色彩被稀释了、凝固了。一位警员孤零零地站在一旁，左手持一瓶矿泉水，远远地看着我，既没有表情，也没有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