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不愧是地质大学，一条深深的隧道贯穿校园南北。《激扬》在北校区有一间办公室。在很多方面这份报纸像是个偶然。8年前，一位不合常规的青年教师，鼓励他的学生们创办这份报纸，这位教师出国进修后，就将他的办公室留给学生们作为编辑部。比起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是一所更为边缘的大学，校方的领导大多数出身于理工科，这份报纸的言论获得了意外的宽松——它因不合常规的老师而诞生，因不被关注而获得自由。

在那间堆满旧报纸、白炽灯明亮得让人不适的办公室，我和这些年轻的编辑、记者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中的很多是刚刚下课后赶来的。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是“激扬人”，他们说起自己最初加入报社时的紧张和兴奋，怎么去四处采访，为了节省预算，自己学会了电脑排版，当报纸印刷好后，又怎样在校园里兜售，他们甚至学会了“扫楼”，在一间接一间宿舍地询问，征订下学期的报纸，一份5角钱，全年6期，不过3元。他们说起，编辑完报纸后，他们聚众在草坪上，喝啤酒、歌唱、谈论社会和未来；偶尔，他们也讥笑武汉大学糟糕的学生社团，相信自己的报纸是全武汉最好的一份学生报纸……他们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分享相似的欢乐和希望。

随着谈话的进展，他们放松下来，开始吐露焦虑和不安，似乎相信我能够理解他们。那个来自大连的女孩子，一直眉头紧锁。编辑部大四的学长正要离校，他们一直是报纸的主力，而她才大二，很担心自己的经验和能力不足以应付这压力。况且，他们感受到黄金期正在过去，那是两年前，报纸的影响力达到了高峰，发行量达到了1200份，订户也超过300个。

领导这份报纸黄金期的离任主编赵岩坐在我身旁，他是个直率、大大咧咧、热情十足的北京男孩，有一种人们期待中的新闻记者的模样——正义感十足，又带一点玩世不恭。他今年毕业，明天正准备去珠海。他正在犹豫，是留在上海的一份经济类报纸，还是去《珠海日报》做一名社会新闻记者。对他来说，社会新闻才是对年轻记者的真正考验，训练反应能力、突破能力，而经济新闻似乎很容易掉到一个狭隘的行业和公关公司的招待里。对于这所大学的新闻系的毕业生来说，能得到两个工作机会，实在是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老师们已决定忽略他长期不上课的恶名，给他荣誉毕业生的头衔。如今，教育出能找到工作的学生，成为大学主要的努力方向。

在赵岩准备开始他的新生活时，他的接班人感觉到力不从心。最令他们焦虑的不是校方偶尔的压力、每期的印刷费用，而是读者群体的缩小。他们看着自己无比珍视的东西，在别人眼中只是可有可无。在校园的社团中，最受重视的是民乐团，还有体育社团，思想与意见只能靠边站。似乎他们小小的共同体，孤立无援，只能相互取暖……

他们带我去校园旁的“堕落街”吃饭。这个名字是对“多乐街”的戏仿，是小酒馆、服装店、卡拉ok、旅馆、旧书铺、网吧云集的商业街，大排档的桌子铺到了路中央，烤箱上的羊肉串正嗞嗞作响，麻辣鱼的油腻腻的香气，小店老板的叫卖声，霓虹灯招牌的五颜六色，一切都是那么拥挤、喧闹，似乎全中国的青年都集中在此，一起挥汗如雨地吃喝、谈话、大声地叫骂，发泄自己过剩的精力……

我们钻进一家简陋的餐厅里的更为简陋的包间，白墙像是几十年来从未粉刷过，薄薄的门板隔不住街道的吵闹和隔壁的酒瓶碰撞声。烤猪肘子、鸭，还有一箱最便宜的雪花啤酒，一切又像是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10年前的校园时光。倘若是咖啡馆文化奠定了近代欧洲大学的气质，那么脏兮兮的小酒馆文化则塑造了中国大学的味道，这里无序、不洁，却有着生活中少见的自由，是一个洋溢着平等精神的社交场所，可以暂时忘却对未来的忧心忡忡……

伴随着酒精的哲学谈话消亡了，我怀疑在这偌大的“堕落街”，除去这一桌的青年，还有谁关心尼采和张志新的命运。我记得隔壁包间里突然传来高声争吵，一个兴奋异常的女生说起自己曾是全县的高考第一名，她和一名男生争论起到底是谁的分数高一些，紧接着因过分兴奋而啜泣。很有可能，讨论高考的辉煌，是这些在大学中压力过大的青年最后的获得自我安慰与认同的砝码……

我们分手时，夜色已黑，人生依旧喧闹，赵岩准备去看一夜球赛，明天一早坐火车去珠海，而其他人要编辑5月份的报纸，很多人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搭进了编辑部，没时间去谈一场恋爱。

我们在街口道别，拍照留念，在一片乱糟糟的背景下，那些年轻的、带有醉意的面孔，生动、灿烂、天真……

无根的丹青

一

“拉萨的马路上全是尿的味道，夜晚时，牦牛就直接睡在路中央，寺庙里飘出酥油香，”陈丹青这样回忆起对西藏的第一印象，“当时觉得像是到了外国了。”

那是1976年的秋天，陈丹青23岁。他是个英俊的年轻人，178公分的修长身材，有一张南方人的清秀面孔，大眼睛、鼻梁挺直。当他笑起来时，有一股少年人的憨厚，头发总是乱蓬蓬的，但在他的朋友中间，他以能言善辩著称。在一幅他的朋友所绘的铅笔素描上，他表情严肃而倔强，似乎饱受委屈，随时准备展开一场反击。

在拉萨，他算是借调来的知青画家。他很乐意离开苏北插队的那个小乡村。自从1970年起，他就成为全国1600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最初，他被分配到江西，几年后他又跑到了江苏。真实的农村生活，既不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激动与高尚，也没有古诗词中描绘到的静谧、诗意。

“每天下工后，我跟在牛后面回来，走在田埂上，天开始黑下来，”他被一种绝望包围，“完了，我到老都得生活在这个村子里面。”画画是他逃避绝望的方式之一。

他是1968年开始学习油画的，毕业于“行知艺专”的章明炎教他在油漆的大铁皮和水泥墙上画毛主席像。那时，“文化大革命”度过了它最动荡的两年。陈丹青目睹着周围人的命运戏剧性起伏。当这场社会革命于1966年5月份爆发时，这位13岁的少年感到莫名的兴奋——不用上课了。但随即，兴奋转为了震惊与苦涩，他的身为知识分子的父母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他看着自己的家被抄，父亲被人摁着头在公共场合批判，而他自己则被孤立起来——“昨天还在和你玩的朋友开始向你吐口水，扔石子”。几个月后，斗争范围扩大了，曾经嘲笑他的家庭也被批斗了。

我不知这幕眼花缭乱的戏剧是否深刻地影响了这个13岁少年的内心，令他觉得这世上没什么是稳固可靠的，也没什么值得相信的。不过，青春的活力和懵懂或许能暂时消化掉这些悲痛而荒诞的记忆。

社会机构被摧毁，日常生活失调，少年们却可能在混乱中寻找到意外的自由。他在街道上无所事事地闲逛，焦急地等待着喉结的变粗，用说粗口掩饰自己的胆怯，并随时准备和人打上一架以证明自己。

他旺盛的好奇心也通过某种奇特方式来满足。“红卫兵抄家，反而把以前很难见着的外国、画报、画册，给散到社会上来了，”陈丹青说，“我们读民国时期的翻译作品，英美法俄的古典文学，听古典音乐，当时流行傅雷翻译的《艺术哲学》，我看不懂，可是里面有美术史黑白图片。”

陈丹青的生活是双重的，白天他画毛主席像，夜晚则临摹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作品，还有从垃圾箱里拣来的扑克牌——它的背面印有哈尔拉莫夫的《意大利女孩》。他还幸运地碰到一些刻骨铭心的场景，那是1968年的春天，他在上海淮海中路到陕西南路的一段水泥墙上，看到一群正在作画的青年，他们“一字排开，高据木梯，手握大号油漆刷”，正在涂画一幅巨大的毛泽东油画像。几年后，他认识了这些比他年长几岁的青年，他们叫夏葆元、魏景山、陈逸飞、赖礼痒……他们是上海美专的毕业生，厌恶已占据中国艺术主导的苏联现实主义传统，试图在政治与革命题材上，实践对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的理解。

初中毕业后，陈丹青的知青生活在赣南、苏北的农村和上海之间来回转移着。他试着摆脱沮丧的农村生活，用50元钱贿赂南昌一所文艺学校的招生者，却失败了，他的艺术天赋在偶尔时刻派上过用场，他为江西人民出版社画过三本连环画，还曾为下乡所在大队办的骨灰盒厂服务过——青松、白鹤、夕阳、落日、兰花，他将这些形象绘在骨灰盒的周边空白处。他最愉快的时刻，还是溜回上海的油画朋友圈子，他和那些美专的学生已经相熟，他们躲在屋子里偷偷听33转儿的古典音乐老唱片，切磋如何打破已成为教条的苏联油画技巧，对于重新开始的全国美展议论纷纷。陈丹青第一次前往北京就缘于1974年的全国美展。怀揣从家里要来的40元钱，他换了好几次火车才赶到。“第一次上北京就像后来到纽约、到巴黎，走进中国美术馆就像走进卢浮宫，一泡一整天，赖在几幅画前，后面全是人挤着，比现在印象派展览的观众多得多了。”他回忆说。

这种热忱象征了陈丹青对于坐标的渴望。他们是一群散落的种子，凭着本能发芽与结果，能依赖的只是从紧闭窗帘漏过的几缕阳光。那时的中国，既与整个世界割裂开，也埋葬了自己的传统，而陈丹青和他的朋友，则依靠零星寻找到的历史遗迹、相互间的鼓励与影响而成长。青春无所畏惧的生命力、对僵化模式的反抗，还有那个时代特有的对恢宏气势的热爱，激发起他们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以一种错乱而意外的方式爆发。

于是在1976年秋天的西藏，陈丹青看到的却是库尔贝、列宾画笔下的风物，是19世纪的俄罗斯的现实主义传统，他也记得朋友魏景山的劝告——不是以素描去陈述对象，而是在对象中看见素描。

他还在拉萨遭遇了人生中的另一次重大历史事件——毛泽东的去世。这一事件激发他画出了《泪水洒满丰收田》，金黄色稻田里、身穿皮袍的藏民，正围绕在一个小收音机旁，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无线电波传来，他们神情悲壮……

这幅154cmx235cm画作，成为陈丹青的成名作，它入选了当年全国美展，挂在令这个年轻人仰慕的中国美术馆里。它给人带来的冲击来自于画面的情绪，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画工农兵哭，这在当时绝对不可以，可那是哭毛主席，但美术界欣赏的是悲剧性。”

对于23岁的陈丹青来说，画面上的情绪或许是悲剧的，但在私下，他则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希望和躁动——一个时代结束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

二

我再次见到陈丹青，已是2008年5月，北京初夏的傍晚，干爽宜人。在东三环旁的一座小区里，他领我们进入他的画室——一套两层挑高的单元房。堆在东墙的木制画架框，他在欧洲旅行时购买的雕像，西墙墙上的他临摹的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老式沙发摆在房间中心，木桌上放着零食与水果，桌上那盆正娇艳盛开的牡丹，一下子让我出了神，它不仅散发出香气，还带来了某种气氛，似乎只要沙发上再侧卧一名丰满女子，我就进入了一位19世纪欧洲艺术家的画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