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酒泉街拐到中山北路时，悠闲安静的气氛消失了，喧闹扑面而来。这是我第三次身处这样的人群中。第一次是在1999年，那时我念大学，和同学们聚集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表达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抗议。我们按照所属学校被划分成不同的方阵，走过大使馆。我忘记了自己是否也喊了口号，只记得对身处这样的人群中感觉很不自在，像是一场意料之中的表演。况且，我对于周围高喊“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同学们也很不舒服，为了一张美国签证，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分日夜地背单词，想方设法地了解不同签证官的脾气。第二次是在2005年的上海，我乘坐的出租车被堵在路上，等待那些正在抗议日本的游行队伍通过，其中的一些年轻人还砸了日本汽车和日本餐厅——尽管它们的主人都是中国人。我怀疑这些抗议，是因为它们的高度虚伪性——他们标榜自己的民族义愤，却又深深地崇拜与渴望美国与日本；年轻人想表明自己的参与感，却从来只对安全的、得到官方授权的话题表示异议；他们看似热情亢奋，却又是那么的昙花一现，短暂的热闹过后，一切恢复常态。

6日夜晚的中山北路，是另一幅图景。外围的人群松散，景象纷杂。青年、老人、孩子、恋人们拥挤在那里，有人义愤填膺，头上缠着黄色布条，上面是中英文的黑字标语“台湾是我的国家”，一些更为激进的标牌用红字写着“共匪”，另一些则在要求马英九下台，但更多的人则是无所事事地站着、走着。卖烤香肠的小贩生意不错，三支烤得焦黄、油亮、香喷喷的香肠，不过50元台币，它们是“民主香肠”。更有趣的是汽笛喇叭，它是个20公分高的橘红色罐子，上面有红色的喇叭，摁下顶上的机关，罐内的气体喷出，发出尖厉的声音，像是警报。本地人前往体育场时最喜欢带着它，比喉咙里的助威声有力得多。

于是，这场抗议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它像是一场嘉年华。沿着中山北路继续向北，人群更密集了。到了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立美术馆一带时，我看到了挂满标语的游行指挥车，一位指挥者正在喊话，但很显然，情绪激动却缺乏感召力，另一辆车正在发放瓶装水与面包。喇叭的声音更强了，有时是杂乱的尖声，有时是同时鸣响，我感觉得到耳膜的刺痛。

靠近中山桥时，我看见了铁丝网、全副武装的警员，他们的头盔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桥已被封死，以防止示威群众冲向圆山饭店，陈云林正住在那里，这是他为期6天的台湾之旅的最后一夜。台湾地区政府出动了7000名警员确保大陆代表团的安全。一天前，陈云林在晶华饭店被示威的群众整整围困了8个小时。

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和抗议群众，正隔着黑色的铁丝网相互对视。无处不在的摄影机镜头，正试图捕捉或者创造紧张的、戏剧性的气氛。不管抗议的人群多么声嘶力竭，警员们都无动于衷，一些人甚至保持着微笑，泰然地面对抗议和镜头。

天气有点闷热，拥挤的人群让我的汗流得更快。那刺耳的鸣笛声从未减退过，有时候人们会同时按响喇叭，声音是如此凄厉，以至于我像是突然失了聪，世界归于寂静，空气像是凝滞一般。我抬起头，正看到夜幕下的圆山饭店黄色的、屋檐上翘的房顶。是蒋介石决定了最初的设计方案，中国宫殿式房舍和庭院，凭借其庄重宏伟的外观、典雅精致的陈设，向外宾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是20世纪50年代初，它是台湾地区第一家五星级饭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接待来访外宾的首选之地，宋美龄是它的第一任会长。在那个国民党政府的困顿时刻，外来的援助与承认，显得至关重要。

房檐以下部分的视线则被巨大的混凝土构造的中山高速公路挡住了。在道路上，小小的汽车在夜幕中无声地跑动，像是另一个时空的故事。于是寂静的高速公路、圆山饭店，和眼前的喧闹、冲突，构成了奇特的对比。

当我走到基隆河畔的新生北路时，这种对比显得更加显著。我爬上河畔的高墙时，浅浅的、发黑的基隆河水正有条不紊地流淌着，岸边水草茂盛，有一人多高。那座废弃了的中山便桥上堆满了建筑材料，一架停工的黄色吊车的吊臂上悬挂着白色的条幅——安全第一。

我丝毫没有感受到紧张。身边那些愤怒的公众，彼此之间是如此的客气、温和。帮助我爬上河畔高墙的是一个穿白运动鞋、戴蓝色棒球帽的年轻人。他站在墙头，帮助每一个想上来的人。他的脸短而紧凑，上面还有青春痘的痕迹，一点也不像他37岁的真实年龄。

他来自台湾地区中南部的彰化，是一家餐厅的经理。今天早晨，他和同伴们坐着旅行大巴来到台北，准备去“炝”马英九与陈云林原定在下午的会谈。他显然被激怒了，马英九将会面提前到上午的11点，使得这些抗议失去了目标，现在他把所有的愤怒都转向了圆山饭店。

他是个热心、单纯而倔强的人，给我烟抽，对身旁一个遭受警员呵斥的年轻姑娘说，我帮你报仇，然后走到警察的队伍那边大声斥责。但是，至于他的诉求到底是什么，他却并不很清楚。从彰化赶到这里，是为了表现他对于民进党的支持。民进党昔日的领导者陈水扁正丑闻缠身，新的领导者蔡英文，廉洁、理性，却像是一位突然被推到舞台中央的大学女生——还不足以应付如此复杂的局面。他将气愤转向了国民党，转向了来访的陈云林。在一瞬间，我似乎突然明白在20世纪的历次革命中，为何福建人与广东人经常是其中的主导。他们是一群仗义、却也经常容易轻信的人，只要认准一个道理、一种信念，他们就会奋不顾身地投身其中，热血战胜了个人的得失。

示威现场的人们似乎生活在混乱的价值中。他们支持台湾“独立”，打出了“共匪”的标语，却忘记了在他们深恶痛绝的“二·二八事件”及后来的白色恐怖主义时期，“共匪”是国民党政权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不了解中国大陆，也不会真正反对达成三通协议。他们也被一种懊恼所左右，即使再怎么支持民进党，陈水扁的劣迹也是无法消除的，对于马英九政府的愤怒，变成了他们逃避自身困境的方法。

在更多的时刻，我觉得这就像是一场狂欢。与其说愤怒来自党派、意识形态之争，不如说是个人情感的宣泄。高墙上坐在左侧的是三位浓妆的少女，像是刚刚从夜店里出来。最漂亮的一位正在把蓝色牛仔裤往白皙的双腿上套，那条短裙实在太短了，走在墙上实在不方便。穿上牛仔裤，她大大咧咧地起身，对两个同伴说，我去“炝他们”，就直奔防暴警察而去。

晚上10点钟，我离开混乱的现场。带着一丝兴奋，像是目睹一场社会运动的表演，感到了身处人群中的亢奋和身不由己，并多少有点震惊于防暴警员的克制。12点，吃过宵夜，我再返回中山北路时，气氛发生了变化。

当我坐在空旷的圆山公园的长凳上时，一位中年女士走过来劝我快走，防暴警察开始行动了，他们要清场。我犹记那位女士关怀、恳切的神情，刹那间，我们像是成了亲密的盟友。中山北路上已经乱作了一团。抗议的民众正一步步后退，由盾牌与头盔武装起来的警员正步伐一致地向前推进。一方混乱，而另一方整齐。当刚才那些斯斯文文的警员排列在一起、行动一致时，单纯的个体消失了，他们变成了一架强大的、不尽人情的国家机器。

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公众跑跑停停，伸出中指，大声地叫骂。路旁高大树木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脸上，林忆莲演唱会的广告画清晰可见。一些摩托车手，焦躁地在路上转圈，马达发出轰鸣声，其中一位最大胆地说：“不能再退了，我们就不走，看他们能怎样。”但人群仍在后退，那些拒绝后退的人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我看到了警棍的挥舞。我也看到电视台的摄影师正四处穿梭。

那真是个混乱的景象，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激情，仿佛正在亲历历史。到了民族西路与中山北路的路口，我决定离开人群，回去睡觉。离开现场，台北又变得宁静祥和，路过一家饮品店时，电视里播放着警察攻击一名记者的场景，小小的屏幕上反复是警棍的形象……报道里尽是冲突与暴力，而我之前看到的松散、平和与警察的克制，都消失了。

台北的第一夜结束了。

一代人的希望与幻灭

在信义路的诚品书店咖啡厅里，杨照向我描述了他眼中的抗议版本。

出生于1963年的杨照，是台湾中生代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是个早熟的灵魂，少年时读到白先勇的《台北人》，就被一种衰老的恐惧抓住——人老了，一切就都变了。24岁时，杨照写出了《黯魂》。“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面对镜子，凝视着自己65岁的脸上隐约的几点淡黑色寿斑时，颜金树突然想起父亲过世那天的种种，因而恍然大悟这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的开头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模仿，探索的却是台湾的悲情。从1921年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开始，皇民化运动、抗日战争、二·二八事件，他祖父那一代台湾人见证了历史的暴虐和嘲弄。

写作这篇的1987年，杨照刚刚服完两年兵役，准备前往美国读书。那也是台湾的转折岁月，蒋经国解除了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那是个街头运动的年代，”杨照回忆说，“每周都有各种人群以各种名义上街。”深埋在社会记忆深处的愤怒、压抑，开始释放出来。一个惊心动魄的变革年代开始了。

杨照不后悔他错过了这个年代。1987～1993年，他在哈佛大学攻读历史，而台湾正发生着炽热和忙乱的转变。持续了40年的威权体制瓦解了，一个巨大的权力与价值观的真空出现了，不同的人、群体、组织，既在释放长期的压抑，也在寻找新的空间。此刻的台湾，也开始收获它长达30年经济增长的成功。这个破败、落后、濒临破产的小岛，如今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第二的地区，股市不断攀升，新竹工业区成为全球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经济增长、民主转型，西方媒体上，充斥着对“台湾奇迹”的赞扬。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杨照说，“没人觉得国民党会垮得这么快。”像他那一代中的很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一样，杨照准备大学毕业后，去搞党外运动，坐几年牢，继续奋斗，支持他们的是对“民主、自由”的朴素却顽强的信念。他出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年份，在他的成长记忆里，那个威权政府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很少想到它会消亡。

但他在1993年回到台湾时，从前不敢设想的一切，似乎正在实现。1979年还因“美丽岛事件”被镇压的党外人士，1986年才组建的民进党，已经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当初那位年轻有为、充满正义感的律师陈水扁，在一年后（1994年）还将破天荒地当选为台北市的市长。1990年的春天，超过5000名青年静坐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上，向国民党当权者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订立政经改革时间表”。他们把这次运动命名为“野百合”，这种白色小花在台湾四处生长，生命力旺盛，象征了年轻一代挑战威权政治的不屈决心。

杨照加入了这股洪流。1995年，他担任了民进党“中央党部”的国际事务主任，负责接待来台的外国政客与记者，向他们解释这个党派的主张。他对于民进党的使命充满了期待。“民进党不是个单纯参与选举竞争的一般政党，”他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信念，“而是带有高度民主改革理想的政党，取得权力、任何形式的权力，都为了让台湾变得正常。”在他心目中，昔日的政府权力无处不在，社会与民间力量过分弱小，他希望未来的政府要限制自身的权力，让民间力量生长起来。

但10年后，这种理想开始暗淡。民进党已执政了5年，昔日的“明日之星”陈水扁，可疑地赢得了第二任“总统”任期，而杨照则早已离开了民进党的党部，成为一名活跃的社会评论家。过去10年的台湾，演练了全民投票、政党轮替，但是整个社会却没有变得“正常”起来。相反的，杨照发现台湾正在陷入一种败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环境中，社会气氛中充斥了一种无力感——“大家都觉得被自己不能认同的力量牵着走，无法反抗更无法逆势扭转”。

杨照也发现，当初寄予无比希望的民主，不再是答案，而是新的挑战了。以民主的名义进行的各项政治活动，看起来正在撕裂台湾。他在2005年出版的《十年后的台湾》，我感受得到他的某种幻灭的情绪。而当他和我在诚品书店里隔桌而坐时，三年又过去了。对于昨夜在中山北路上的抗议活动，他则掩饰不住的失望：“它或许意味着民进党的瓦解，很长一段时间恢复不过来。”

在杨照眼中，昨夜的抗议活动的松散组织，与民进党纯熟的社会运动风格，迥然不同。“指挥车停在哪里，怎样讲话，何时鼓动情绪，怎样保持队列不乱，这其中都有一丝不苟的安排，”他说，“但昨夜却不像这么回事，蔡英文下午就撤离了现场，只剩下一些不重要的指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