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穿着宽大的白衬衫，45岁的脸上依旧书卷气十足，像是个刚刚上完早课的大学讲师。当谈到文学时，他略带失望与嘲讽的语气消失了。比起他以之为业的新闻评论、社会分析，写作才能真正触动他的敏感神经，让他获得价值的认同。

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文学曾是他探索世界、释放青春躁动的主要方式。当我说起昨夜的中山北路的骚动现场时。他说起了自己的少年，说起了黄春明的。

顺着中山北路再向南走上一段，就是晴光市场，杨照少年时代的家就在那儿附近。1967～1979年，他家在这里经营“艺新服装店”。他的母亲手巧而干练，自己设计与剪裁服装。

那时的台北，仍旧像是发黄的旧照片中的场景，社会在酝酿躁动，却仍显得悠闲、宁静。越南战争将很多美国士兵带到这里，他们要寻求欢乐和安慰。色情业生长起来，酒吧里年轻女人们浓妆艳抹，想要买时髦的衣服。

“服装店很有名，”杨照俏皮地回忆说，“她们一定会记得，衣服很时髦，老板娘很凶，从不杀价。”你可以想象，那些成熟而妖艳的女人们，给这个少年留下怎样的印记。当他读到黄春明的《小寡妇》时，一阵惊讶和熟悉——“不就是来服装店的那些姑娘吗？”

当天夜晚，我去了晴光市场附近的双城街，那个昔日的让美军流连的酒吧区。时代的气氛早已转变，200米长的窄街上，拥挤了一家又一家酒吧。但显然，主人与顾客都不是40年前的了。霓虹灯管依旧打出了“曼哈顿”、“白宫”这样的店名，像是对历史的一丝戏仿。街头一些裸露着大腿和双臂的姑娘，她们不用再吃力地学习英文，叫自己是amy、bey和caherine了。我进了一家名叫sugar的酒吧，喝了一瓶台湾啤酒，看着吧台上那个丰满的姑娘，动情地扭动腰肢。

除去被遗弃的气息，我还闻到了烤香肠的味道。一个摊位上，香肠正在铁板上嗞嗞作响，旁边还摆放了一碗大蒜头，烤香肠配大蒜，据说是绝佳的美味，除此之外还有一副骰子。卖香肠的老人，看起来有70岁了，头发稀疏，穿一件白色汗衫，眼神倒是很亮。香肠并不好买，付了50元台币，你要掷骰子，和老人家比大小。赢了，你才能拿走三根香肠，输了，就算白付钱。

那个老台北似乎突然浮现在眼前。从大陆迁来的不同省份的人群，说着各处的乡音，日据时代留下的遗产，还有从美国舶来的披头士、口香糖、咖啡香，就这样混杂在一起，每个人都在努力探索自己的命运……

寻找自己的故事

前往高雄的列车上，我断断续续地读着黄春明的文集。那篇《小寡妇》没有期待的那么好看，那些姑娘们的名字太过眼花缭乱了，她们的声音太唧唧喳喳了。另一篇《看海的日子》，更有一股低沉、绵延的力量，妓女梅姐的希望与苦痛一样透明。

出生于1935年的黄春明，或许是台湾第一个将本土的小人物塑造成经典文学形象的作家。在回忆里，他说自己是个充满反叛性格的人。少年时，他是个打架能手，这不是对暴力的迷恋，而是对不公的义愤，他总喜欢打抱不平。文学是他释放这种强烈情感的另一种方法，心灵最敏感时，他偷偷地禁书，那是2。这些革命现实主义，启发了他将妓女、矿工、渔民、小职员这些经常被忽略的市井小人物作为主人公。

《小寡妇》中那些妓女的遭遇，是黄春明对于那令人窒息的美国影响的反抗。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是台湾的保护者、援助者，它是强大与繁荣的象征。在对它不假思索地崇拜与迷恋中，很多台湾青年甚至忘记了对自身命运的探索，也忽略了两者关系中存在的不公与屈辱。读过这篇的人，恐怕难以忘怀那位黄老板的快活口气：“现在喏，机会来了。要赚，赚美国仔才快。”

书一页一页地翻过，高速列车几近无声地从北向南行驶，温婉动人的高铁小姐推着饮料车从走道穿过。窗外是一狭窄的平地，远处是隆起的山脉——中央山脉将台湾岛一分为二。西岸平坦，恰如我第一眼看到的美丽的“福尔摩莎”；而东岸的海岸线则陡峭、壮丽，海浪拍打岩石，浪花飞溅。从台北到高雄，番薯状岛屿的一北一南，只需要1个小时40分钟。台湾变小了，更紧凑了，情绪的表达也更容易了。横穿中部的浊水溪，也是政治版图上的蓝、绿两色的分界限。国民党的支持者们集中在北部，而南部则是民进党的票仓，越往南，绿色越深。深绿的支持者们，经常早晨坐高铁赶到台北，在示威抗议之后，晚上再乘列车回去。

前往高雄，是为了去看林怀民的云门舞集的一场演出。11月9日晚上7点，高雄的县立体育场，云门的舞者将为本地观众表演。成立于1973年的云门舞集，是过去35年台湾变迁的缩影，也是整个社会不断前行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谁也料想不到，现代舞蹈——20世纪中国最薄弱的艺术表现形式——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情绪。

还是要从1972年说起。那一年，25岁的林怀民从美国留学归来。他是个英俊、敏感、生命力过分充沛的青年。他是个天才式的人物，14岁开始在《联合报》发表作品，21岁时即以集《蝉》成为重要的青年家。1969年，22岁的他前往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系，接着转入美国爱荷华大学学习创作。

在这里，他对舞蹈的热忱，压过了写作。身体伸展与扭曲的美感一直吸引着他，14岁时，他就曾用第一笔稿费报名了芭蕾舞班，前往美国时，他还把一双舞鞋塞进了行李。而现在，尽管他长大了、骨头也硬了，却准备从头开始，至少“成为一名舞评家”。他在爱荷华大学艺术系毕业后，又来到纽约的玛莎·葛兰姆现代舞蹈学校学习……

除去舞蹈，三年的美国时光也给林怀民带来了很多别的改变。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正是各种学生运动、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林怀民深刻地感受到“年轻人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遥远的中国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狂热地迷恋毛泽东的西方年轻人，不了解中国正在经历的悲剧，只是将其当做一种理想主义来追随，林怀民则对其中的“赤脚医生”大为赞叹——青年人到广阔的乡村去，为贫苦人民服务。

也是在美国，他旁观了台湾受到的羞辱。1971年春天，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受困与孤立。

困境拉近了个人和社会的联系。林怀民回到台湾，想办一个中国人自己的舞蹈团。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台湾，他肯定也和黄春明一样感到困惑与不安，来自西方的影响充斥着台湾，但青年人却对自身的文化传统缺乏了解。一代青年开始寻找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情感。在爱荷华大学，林怀民就曾将庄周梦蝶的典故，改成舞蹈。而此刻，他想表现台湾人的故事。

一代代以来，中国人从福建渡海来台，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有关这种变迁的这剧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想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上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薪传》的上演，或许是所有艺术家渴望却难以碰到的机遇，艺术家触到了时代的神经，个人感受与社会情绪交织在一起。上演那一天，正是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接下来的35年，云门舞集不仅征服了世界，在全球四处演出，成为富有盛名的舞蹈团。更重要的是，云门舞集还深入台湾的城市与乡间，把舞蹈带给了台湾的普通人，就像林怀民当初设想的，成为艺术上的“赤脚医生”。

那个心中交织着理想与激情的25岁的年轻人，如今已经61岁了。11月7日的夜晚，我第二次见到他。上一次，是2007年的春天，我从北京的保利剧院的观众席上，远远地看着一袭黑衣的他和演员们谢幕，他的身材精干、有力。我也记得看到他编导的《白蛇传》时的诧异，古老传说，竟以这种方式演绎出来。

这一次，他要带我去小巷深处的一家餐厅吃饭。台北正落着小雨，出租车把我们带到台北师范大学旁的一条道路上，他要带我去一家他昨天才去过的幽静餐厅。我们共撑着一把绿白相间的大伞，在台北师范大学旁的路上走过来、走过去，一遍遍地经过便利店、小装饰店，他怎么也想不起路来。“真是该死，”他会突然跺下脚，表示对自己的方向感的愤慨，不过这不妨碍他突然停下来，盯着路边破旧的dvd架，看上两分钟，边看边说，“我很少出门，什么都新鲜”。

他打通餐厅的电话：“我是林怀民，我看到了这家屈臣氏，然后怎么走？”他中气十足，即使在吵闹的街头，仍显得格外清晰有力。听到“我是林怀民”，街旁原本歪头来打量的面孔，又增加了几倍，他们的微笑中充满着好奇与敬佩。他是个61岁的偶像，一座活生生、依旧生长的历史纪念碑。

整餐晚饭，我们没有提及舞蹈的艺术，谈论的却是政治与社会。他对于政治保持着艺术家式的敏感，又有着罕见的清晰。那个作家林怀民似乎从未消亡。我想起了他几个月前对我的同事所说的话：“我现在做的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10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我认为美是最重要的东西。”是啊，在一个价值混乱、人人短视的年代，一些永恒的东西，经常为时代提供稀缺的确定性。林怀民的朋友，另一个早熟的灵魂，美学家蒋勋也在场。我们说起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那也是个中国价值观、政治世界空前混乱的年代。蒋勋仍相信，这理念是可以实现的——“宋代的中国不正是如此吗？”

从下午到傍晚，高雄一直在下雨，码头边的大风不断把手中的雨伞吹翻了面。在旗津岛上，我在一家天后庙中躲雨，在一家叫鸭脚的海鲜店里吃螃蟹，老板祖籍江苏，他的父亲是跟随国民党1949年来台的老兵。“能统一，”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说，“柏林墙两边能统一，海峡两岸为什么不行？”

也是在风雨中，我来到鼓山上游览“打狗”英国领事馆。“打狗”是原住民的发音，英国人将之拼写成“aoko”，汉字则成了“打狗”。那是个满是农业气息的台湾，北部的基隆被称做“鸡笼”。当日本人在1895年接收之后，它变成了高雄——ao的发音在日文中是“高大”，ko则是“雄伟”。

建于1865年的英国领事馆，是台湾卷入英国人争夺海上霸权的遗产。我坐在露天平台的阳伞下，看着雨打院子里的海棠树叶，红楼旁的一面米字旗，被雨淋湿垂落在那里——帝国的年代早已退却。

才过下午5点，天已近乎全黑。狭长的高雄港，静谧祥和，对岸有集装箱的吊臂、亮着灯光的高楼，以及观光的摩天轮。往来于旗津岛和高雄码头间的渡轮内灯光通明，在墨蓝色的海面，它们像是两个巨型的灯笼，悠然地漂过洋面。我忘记了，是谁唱过一首《港都夜雨》……

在高雄的捷运站里，我碰到了一个热心的年轻人。我们正在找高雄县体育馆那一站。“是在凤山站下，你们是去看林怀民的演出吧，我也去。”他头发短短的，脸圆圆的，上面青春痘的痕迹尚未褪尽，鼻梁上架一副黑色窄边眼镜，一脸学生的稚气。

在车厢里，他坐在我们对面。得知我们来自北京后，他的谈兴变得浓烈。他今年25岁，刚刚从东沙岛服兵役归来，之前他在台北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而现在，他正准备公务员的考试，他想当一名消防队员。

“我喜欢苏东坡，”他说，“他写诗、旅行、喝酒，还修缮了西湖，活得真是潇洒。”5年前，他去过江南的苏州与杭州，喜欢那里的小桥、流水和房屋上翘的飞檐，他也发现，上海很现代，比台北的楼更高，灯光更明亮，更富现代气息。

他遗憾对这些了解得太少了。10年前他上中学时，台湾的教科书开始不断压缩中国历史的内容，台湾的内容则不断增加，中国变得日益抽象。

“北京好像大得不得了。”8月份时他还通过googleearh来寻找鸟巢，结果发现这个著名的建筑在北京地图上是那么不起眼的一点。

我们还谈起了陈云林最近的访问。他不喜欢发生在圆山饭店前的大规模示威，因为那不符合“待客之道”，他也说两岸之间沿袭了共同的语言与文化，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与协商。“主要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你们要平等地对待我们，不要总以为钱可以解决问题，把我们当成小弟，尊严可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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