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碰到了那对夫妇，他们也走上来了。妻子向我微微一笑，但是一脸茫然。他们那样无助地看着废墟，他们该向谁去询问，我的女儿在哪里？她在废墟下？还是已被收走？现场混乱，被挖出的尸体面目早已模糊，不幸的父母那么多，谁也帮不了他们。

我身旁，一个穿着浅绿色恤、瘦瘦的小伙子摘下口罩，问我是不是记者，然后开始给我讲他的故事。4年前，他毕业于北川中学，现在在绵阳的一所大学里读书。他的父亲被埋在县城中，生还无望。“北川的下一代都没了，”他突然感慨地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知以后怎么办。”

从北川中学出来，沿盘山公路而下。从山上滚落的巨大石头不断出现在眼前，从它们旁边绕过时，令人不寒而栗。远远的，我开始看到县城的废墟，像是一片倒塌的积木。路上，是形神涣散的灾民，他们正赶往北川中学附近，然后等待被运往绵阳。还有一小队一小队的军人，他们年轻而疲倦，其中的一些正背着老人，或抱着走不动路的小孩子。

当我走到县城时，远望像是倒塌的积木的房屋，甚至开始变得更不真实了。它是意料中的面目全非，但是当它真的摆在眼前时，仍有一股超现实的味道。它们的大部分只能看到残余的一角，或干脆像是一堆水泥材料零乱地堆在了一起，一些保存相对完整的楼房则大角度地倾斜着，保持着暂时的平衡，仿佛一阵风吹来，它们就将轰然倒塌。到处都是巨大的黄色山石，在其中的一个下面，我看到了压成了片状的汽车，另两块巨石之间的微小缝隙里，是一个小孩子的脚，上面是红色的小鞋子。在县城中心的北川中学新校区，则完全看不出昔日的痕迹，上面堆了一层又一层的巨石。唯一可见的是仍旧飘扬的国旗、一个歪斜的篮球架，和白底黑字的校牌。

我于2007年8月走过的街道早已难辨。最终，我找到了那个下午聊天的办公室，它已严重坍塌。而在它对面的崭新的县政府也只剩下废墟了，广场上的大禹像倒在地上，依旧昨日的坚毅神情。广场上矿泉水瓶、废纸、各式垃圾、还有带着血色的棉絮——它是用来裹尸体的。“昨天，这里排着几十具尸体。”一个摄影记者走到我身边说。

县城空空荡荡的，散发出一种巨大的悲痛和疲惫过后的散漫，一些士兵坐在马路中央，一些人走向另一个方向，偶尔有一具尸体被抬过，一位消毒人员正在上面喷洒消毒液。仍有救援者在营救，但是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空气里飘荡。人们担心不远处的堰塞湖可能会崩溃，瘟疫可能蔓延……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志的作者的踪影，也不知道他日后的继任者该怎样记录北川县在2008年5月12日这一天。

三

自从2008年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的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戴着口罩的女人面对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地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地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地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对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在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样的表情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的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在北川中学念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在那里安静地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的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做诗的话——被一遍遍地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2008年5月19日下午2点2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时出现。

那时，我在北京城东边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地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的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地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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